东西方表面文化差异掩盖实质共同点

东西方表面文化差异掩盖实质共同点我在新加坡南洋大学读完经济学本科学位后，于1967年3月30日与刘淑香结婚，当天坐飞机到悉尼（把飞机当洞房；别紧张，没有在飞机上做什么事），开始读我们的第二个学位。毕业后，没有找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大学的职位，留在澳大利亚大学工作，一直到2012年底离开，2013年初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在澳大利亚四十五年半，即使扣掉期间离开到其他国家访问的时间，也约有33年的时间在悉尼、阿米达（Armidale）与墨尔本居住，其中以后者的时间为最长。澳大利亚虽然在东半球，但主流文化属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算是西方国家。不过，澳大利亚几十年来强调多元文化，加上越来越多的亚裔移民，经济上又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日本）来往为多，所以有一些‘融入亚洲’的倾向。（中国占澳大利亚出口约三分之一，日本占15%。）比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表面上有很大的不同。我要强调的两点是，这表面上的差异，掩盖了实质上的大致共同点；差异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基本人性上的。文化上的差异，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趋同的；基本人性上的差异，除非是到了很久的将来可能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是很难改变的。而在这基本人性上，我认为东西方没有重大差异。支持我这看法的是，移民到不同文化的地方的人们与当地人民的许多差异，在一代之后就大量减少(YannAlgan等2010)。HartmutEsser(2006,第38页)总结说，移民“第二代几乎跳跃地同化…而这发现是对所有移民群体、所有年龄组、与所有时期都是稳定的”。（详见拙作《快乐之道》。）在这点上，我有一个亲身经历。我们到澳大利亚时，在各方面与当地本地人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语文方面。在马来西亚时虽然有读英文，但读书容易，而听人讲话，与人交谈却有很大的困难。听不大懂人家说的，人家也听不大懂我们说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夫妇在家里是讲（中国）普通话的。当我们在悉尼读书时，我们两个女儿就出生了。她们的的母语，也是普通话。我们是在她们入学前几个星期，才快点教她们一些像‘要上厕所’之类的英语。然而，上学几个月后，她们的英语已经讲得比我们还要好。我们的小女儿大学一二年级时，替一位父母是从英国来的讲正统英语的中学学生（16岁）补习，而且教的竟然是：英文！教了几个月，她的父母还很高兴，因为孩子的英文有了很大的进步。澳大利亚与亚洲城市一个很大的表面不同是，在澳大利亚，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多数人居住的房子是带有花园土地的独立式屋子，而在亚洲城市多数人的住房是公寓。不难看出，这主要不是因为两地的人们的偏好不同，而是人口密度不同。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墨尔本人口只有350万，却是全世界以地理区域算最大的四五个城市之一。独立式屋子在中国好像被误称为‘别墅’。别墅应该是主要居住房子以外的，多数用为度假、避暑与享受生活之类的在海边或风景区等地的房子。有人说经济发展要达到人人有‘别墅’。其实，我在独立式屋子居住了几十年，现在在新加坡住公寓，反而认为比住独立式屋子方便，不必割草。这也是一个例子，说明经济发展只要达到小康水平，更高的消费水平，并不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水平。（详见拙作《快乐之道》。）因此，重要的是消除贫困，维持与提高环境品质，保障人身与食品安全，增加社会和谐等，不是盲目追求人均GDP的不断增加，不是梦想人人有‘别墅’。同样地，澳大利亚的出口中，农矿产品的比例比其他许多国家多很多，这并不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民比较会种田与开矿，而是因为地广人稀。以出口而言，虽然农矿很重要，但以GDP而言，农矿合计只有GDP的约一成，而制造业只有7%。与其他已发展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GDP也是以第三产业或服务业为主，包括商业与金融等。根据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服务业会越来越重要，不但绝对量会大量增加，其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还有，中国这几十年来虽然大量城市化，但其城市化的程度，比起其他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程度还低许多。因此，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城市化会继续加大。虽然由于一些特殊因素，使投资或投机因素而购买第二间以上房子的比例很大，因而房子的空置率很高，我还是认为大城市的房价下降的空间不多，回弹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一个东西方表面差异很大，而实质没有很大不同的例子是，在东方，至少是中国，一个人如果是个人主义者，几乎没有人要和他做朋友；在西方，一个人如果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也几乎没有人要和他做朋友。这看来几乎是相差180度，但实际上主要是对‘个人主义’的定义不同所造成的。在中国，个人主义是指自私自利，只照顾自己，不管他人死活；在西方，个人主义是指，构成社会的是个人，社会的福祉就是社会内所有个人的福祉。根据这样的定义，中式个人主义是不好的；西式个人主义是好的。而这看法应该是东西方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澳大利亚与中国很大的差异是，妓院或性交易在澳大利亚是合法的，在中国是非法的，而新加坡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公开程度很高，甚至很多小报，尤其是华文报章，长期大版面刊登妓院的广告。这种合法性并没有造成社会问题，反而使家庭更加稳定，犯罪率减少，也使包二奶，搞小三的情形减少，对男子与女子大致都是远远利大于弊的。相反的，在妓院与性交易非法的中国，非法的娼妓与性交易也大量存在，还增加性病的传染，更不必说到助长黑社会分子的活动与公安的贪污腐败了。（详见笔者在新浪与搜狐博客上的有关文章。）妓院的合法性问题，也只是法律上的不同，在人性上，所有国家的人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既然不是人性上的不同，只是法律与其它文化上的不同，是可以比较容易改变与趋同的。为什么要改呢？不是应该保留甚至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吗？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应该发扬，但这不排除去劣存优。中华文化有很多优良的精华，包括优秀的古典诗词、勤奋耐劳与未雨绸缪而有很高的储蓄率等。不过，在口是心非、假道学、伪君子方面，我们是否有些过分了？为什么不向澳大利亚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