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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一、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相似之处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都有着几乎同样的年龄，都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败的过程两种文明都有着自己的文字书写系统，条理严谨的楔形文字和神秘诡异的象形文字都孕育于大河流域。离不开河水的的滋养与灌溉她们都从城邦国家过渡到统一的强大帝国实行君主专制，也都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有着自己的重要成果。二、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对比1.自然地理埃及文明起源依托于尼罗河，尼罗河是一条狭长条带状的河道。其间没有破碎的地理单元，为交通和行洪提供了畅通的道路。由于上游两条河流分支流经热带草原地区，雨季的到来给尼罗河带来了定期泛滥，从而给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丰厚回馈，也为古埃及农业提供了很好的地质和气候条件。尼罗河的子民们在其庇佑之下，怡然自乐与世无争地生活着。尼罗河狭长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埃及的文化选择了带状延伸，形成了由南向北的多元一体化文明起源模式。而同样生活在大河旁的两河流域的人民们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暴躁的底格里斯河使两河人民无法和古埃及人民一样享受平静的生活，两河流经的区域受干旱少雨的副热带高气压气候控制，河水无法定期泛滥，而且由于底格里斯河平时水位过低，汛期水位过高、流速快，难以利用灌溉，所以聚落主要集中于幼发拉底河流域，灌溉也成了当地经济生活的命脉。2.宗教与文化埃及是具有漫长历史的神权政治国家，埃及人认为，法老创造了万物，对他们来说，法老是活着的神明，生命的繁荣、平安、兴盛取决于他。总之，他是美好生活的象征，因为他控制着尼罗河—埃及人的生活命脉。最为理想的生活不仅包括富裕和平安，也包括正确的行动，这就要求人必须服从神的意志，神的意志是被称为马特的本原象征，包含四种特性成分秩序、真理、公平、正义。合乎道德的行动是每一个公民为死后美好生活的继续所做的准备，每一位埃及人都极为关注死亡、尸体的防腐处理和坟墓安置。这暗示着对死亡的深度迷恋，而真实的情况刚好相反。平安、繁荣、温和的社会，法老稳居御座，世界井然有序，这一切使得埃及人的生活充满情趣，怡然自得，他们也在这样一种安静祥和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埃及人关注死亡，因为他们热爱生命，并希望在死亡之后生命以一种相似的方式继续存在。而两河流域人民的生活极端变化无常，人们重视今世的生活，对死后的一切几乎不抱希望，死后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令人恐惧，不可能有美好的希望。与此相比，埃及人的生活和宗教是无法分割的，人们真切地关注爱与社会平等，一种强烈的一神教的成分体现在他们生活之中，希罗多德无不幽默地戏称埃及人“笃信宗教，其虔诚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民族”。美索不达米亚的多神宗教与其迥然相异实用，为自己利益服务。道德行为变得次要，自我利益的满足是人们的核心关注，这注定酿成不可避免的悲剧。因此，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文化本质上是法治文化，而埃及人的主流文化是伦理文化。在法治社会中，法典，比如汉莫拉比法典的诞生是自然结果而埃及这样的神权政治国家似乎不需要法典。两种文明的国家的文学也同样殊异。埃及人的写作在深度和想象力方面有局限性，大部分作品浮泛浅薄。在埃及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度里，没有出现任间丫象《吉尔伽美什史诗》一样严肃的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域生活的诸种无常的变化。3.政权的起源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现了城镇政体，各自控制着泛滥平原的某一条带。这种多元的地方中心难以形成有力的地理屏障，为建立统一的政体在地理环境上铺平道路。同时，狭小的生存空间，迫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极力通过扩张活动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于是，征伐战争不断，导致统一集权机制国家的形成。由上埃及国王孟尼斯实现统一，埃及文明逐渐形成并影响日隆。此外，因尼罗河水流自南向北，上埃及国王可以清楚地预知北方灌溉的区域，由此奠定了埃及的统一是上埃及统一下埃及的格局。同时也限定了埃及的官僚体制一开始就是内向型的，注重内部行政体和部门化建设。至于两河流域，乌贝德人疏浚幼发拉底河并修改故道使其成为运河，由此建立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水资源的竞争客观上要求建立超出单个聚落之上的社会组织，于是，社会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迁移、聚集。到公元前4000纪中叶，这一凝聚过程完成时，伴随着周围聚落的消失，作为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的城市出现，专业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墙内，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城邦。这个时期的城邦不同与所说的“早期国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城邦在政治管理上实行的是“原始民主制”。因为灌溉体系是两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根本命脉，早在史前时期原始农村公社阶段，灌溉权利就成为一种公社成员平等享受的生存权利。当外来移民加人两河社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劳力来换取原住民公社所允许的灌溉使用权时，外来人就自动成为社会的下层。两河流域社会如此层级化，实质上是族群整体的等级化，而不是由于阶级分化所带来的少数统治者的集权化。所以，当城市形成后，原上层农村公社成员带着恻门的灌溉权成为市民，而少数军事领导精英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特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城邦的政治生活依然是以大家族族长为代表的、体现全体市民意愿的“原始民主制”。所以，两河的城邦，究其本质乃是“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同以早王朝、埃及古王朝为代表的早期阶级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其次是政体构成的碎裂化。幼发拉底河流域内的小区域有地理破碎的局限，因此形成的多元政体同样也是碎裂化的—城邦—各城市控制自己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未能马上形成尼罗河流域那样的集权性政治大一统。另一方面，“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脱胎于原始农村公社民主制，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发展，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治大一统，政治格局必定是碎裂化的。最后是王权的晚出。直到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经济的壮大成为他们政治上壮大的后盾，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才正式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家出现的根本动因是大家族持续买进土地，颇有封建主义色彩。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或因其旧政，或委派官吏，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千百年来，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对现今文化发生着影响。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或许更具多元化的特征，她对外来的影响和观念更容易接纳。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正如同历史天幕上的两颗星，恒久照耀这片苍茫大地，让人们沐浴着她们神秘的光，亘古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