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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86年的光辉历程。86年的历史岁月，见证了无数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前仆后继的奋斗历程，见证了从上海开始到北京其间，中共中央所在地几经变更的历史。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1920年7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21年，蓬勃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建立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政党。鉴于当时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中心和工人阶级的聚集地，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地和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国建党工作考察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就由上海的共产党小组向各地党的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建党会议。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进行。来自七个地方的1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等三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上海因其特殊的历史机缘，中共中央曾较长时间驻扎于此。武汉――中共中央的第二个驻扎地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派出的北伐军攻占武汉。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张国焘、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也相继来到武汉。中共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等机关也分别于1926年底到1927年春完成了从上海到武汉的搬迁工作。武汉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个驻扎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也阴谋“清共”，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在此形势下，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这次大会没能清醒地判断当前的局势，回答当时人们最焦虑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反而对汪精卫充满希望。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中共中央在武汉也难以立足，被迫再次搬迁。迫于形势，中共中央迁回上海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的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影响全党。此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各地盲目进行罢工和暴动，给党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以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国内举行而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外国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6月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判断，曾一度使党内的“左”倾状况得以遏制，革命力量稍有壮大。但局势稍有好转，党内的“左”的急性病便开始抬头，以李立三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再次为“左”的思潮所困扰。1929年9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及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干预下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都没有解决党内的“左”倾问题，反而进一步使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党内一些重要领导先后叛变：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此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就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江西瑞金――中共中央的第三个驻扎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瑞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首府。临时中央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带领根据地军民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而此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却仍在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使得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中都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鉴于此，从1933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便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临时中央的到来，使“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严重泛滥，大批有长期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根据地长期坚持的游击战争思想被否定，毛泽东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大兵压境，革命形势空前严峻。而中共临时中央却于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错误路线推向了顶点，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中共中央随军长征1933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随军踏上了为期两年之久的长征道路。在长征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的领导，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一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又在俄界粉碎了张国焘阴谋分裂党的图谋，最终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结束，中共中央“落户”陕北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开始“落户”陕北，长达十三年之久。1935年11月7日，转战万里的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时属安定县，今子长县），刚刚站稳脚跟，便于12月17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1936年6月，中共中央驻地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在保安，毛泽东会见了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次会见为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的问世打下了基础。《西行漫记》真实地反映了红军的生活，使全世界了解了红军。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此后的十年间，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领导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斗争。直至1947年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胡宗南部调集大军向延安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才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迁至西柏坡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于1947年3月29日，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央机构分为工委、前委和后委三部分：以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书记处多数成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组成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1947年5月，中央工委来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1947年夏，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同年5月26日，毛泽东从阜平县城南庄来到西柏坡。至此，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党中央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等。这是我党历史上在重大转折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中央会议。西柏坡以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历史定位，永远闪烁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长河中。北平（北京），中共中央的永久驻地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至3月25日全部迁往北平（北京）。在北平，党继续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并积极筹划新中国的成立问题。1949年秋，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北平改名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此后中共中央长驻北京，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至今已有58个春秋。中共中央驻扎时间最长的北京，见证了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见证了党的“反右倾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政策的失误；见证了党的八大、九大至十七大等历次党的重要会议的召开，也见证了毛泽东之后历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交替。党中央成立后，从上海开始，至北京结束，这一红色“巨流”，在其86年的艰辛历程中，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党中央的这86年艰辛历程，饱含了党由于右倾、“左”倾错误带来的惨痛教训，也饱含了党在斗争中不断走向成熟的经历；包含了从以陈独秀开始，到当前胡锦涛为总书记党的历届领导的历史轮换，包含了党在一大至十七大期间所经历的历史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