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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党课课中共黔南州贵定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2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发展历史刘昌明2009.11.153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十六大党章把党的性质概括为(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党的性质的不同阐释1、建党初期，强调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义无产阶级政党在我们党建党初期，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数量占人口总数不足1％。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就有大批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参加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1927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党处于农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着解决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注意增加党的工人成分，但反对唯成分论；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同时特别注意在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提出了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当时我们党就深刻地认识到，真正决定党的性质的，不是党员的出身，而是我们4党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后来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怎样坚持党的性质的一系列观点和原则，进一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度，怎样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2、党的九大对党的性质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新中国的建立，旧生产关系的摧毁，人民民主专政的确立，表明党的最低纲领实现了。根据党的八大的思想，党的主要任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然而，在对党的自身建设起主导作用的党的性质的表述和阐释上，却长时间没有完全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尤其是从党的九大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把党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表述就是认为：党仍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工具，强调的是阶级利益的对立和斗争。这给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任务的实现产生了消极的影响。3、党的十二大，对党的性质有了科学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迈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起点。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在邓小平思想的主导下，在确定5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的同时，在新修改的党章中相应地把党的性质科学地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概括，既肯定了党的阶级基础和先进性，又科学地确定了党的利益取向，更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为党在新时期的自身建设和基本路线的实现提供了保障。近20年来党的自身建设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的成功，与邓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肯定、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肯定这一与党的性质直接相关的理论问题的突破是直接关联的。4、十六大党章把党的性质概括为——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肯定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又表现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实现历史使命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最广泛的代表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在经济活动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社会分配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使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思考和探索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这个党”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吸取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总揽当今世界政治环境，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之后，江泽民总书记作出了科学的新概括：“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6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又称为党的行动指南，是指导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也是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十六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也是十六大的最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每一位要求入党的同志，都要加深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认识，自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是党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理论武器，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是党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灵魂和根本。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对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经验时曾深刻指出：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党，没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党，就不会有真正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又与本国的革命经验和实际7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亦无法胜利。”因此，工人阶级政党要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必须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条件的变化，使之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任务紧密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探索，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第一个伟大成果。这种发展和创新的伟大贡献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这条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幼年的党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党，使党更加坚强有力，从而成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8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而明确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又一伟大成果。它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不断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的时代课题，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把它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解决任何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回答新的时代课题的产物，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新的伟大成果。三、中国共产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一）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正式开幕。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代表着全国53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因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9侵扰，7月31日会议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游船）上继续进行。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了。（二）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１２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１９５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三）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３１号（现恤孤院路３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４０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４２０名党员。（四）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五）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10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４１号（现为鄱阳街１３９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选举产生了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11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