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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为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名分,发动了强大的外交攻势,掀起了“入市”之战,向世界传达同样的声音:承认中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给中国自由平等的机会。4月14日,新西兰率先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了“零”的突破,继而在全球的经济舞台上刮起了一股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多米诺骨牌旋风。到与2005年相交之时,连续37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话题由此成为热点。为什么中国在通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突然要去大力争取世贸组织成员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呢?“市场经济地位”的份量为何这样重呢?首先，学者们就概念含义予以若干解释：杨宇白（2005）认为，“非市场经济”又称“国家控制经济”或“中央计划经济”,它是反倾销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指那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和产品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简单点说就是指那些不按成本和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作,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不反映其公平价值的国家。张清芳（2004）认为，根据现代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的概括,结合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同时借鉴美国、欧盟、加拿大反倾销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市场经济有五条带有共性的标准。第一，政府行为规范化。第二，经济主体自由化，即企业的权利和行为自主化程度。第三，生产要素市场化。第四，贸易环境公平化。第五，金融参数合理化。在对市场经济国这一概念了解后，我们应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地位的重要性有所思考，学者们从我国被其他国家承认市场经济国地位的积极影响和不被承认的危害两方面进行分析：苏红（2010）认为，虽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不是一种确定性的影响,而是一种或有影响,但从统计的概率上考虑,“非市场经济地位”会让我国企业败诉的概率更高。我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可以改变我国企业反倾销诉讼中的被动地位,从而降低反倾销诉讼的败诉率。艾华（2004）认为，以反倾销调查作为限制我国出口的经营战略和遏制手段，严重制约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同时，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也成为某些国家政党、政府为其国内政治服务、向中方施压的工具，对正常经贸往来乃至国家总体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争取更多国家及早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将有利于增强我国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能力，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歧视性贸易摩擦的数量，实现我们在更多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它产生的消极影响的目标。宋泓（2004）认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危害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随意性:(1)对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随意性———由谁认定、以什么标准认定,既没有规则可寻,也没有透明性可言。(2)在非市场经济地位被认定的情况下,在确定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摩擦中,选择哪个国家的哪个产业或企业作为“类似的参照”标准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危害性不仅仅局限在WTO成员之内。从1995年开始中国就已成为遭遇反倾销的“世界冠军”，发起调查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中以美国为首。这和中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关系。因此，学者们就美国为什么迟迟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国地位的原因进行分析。张环宇（2008）认为，目前已有52个WTO成员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作为中国第二大伙伴的美国却还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无庸置疑，这是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的。美国坚持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美国本土的生产商有利（二）依照美国的法律，中国还不符合相关标准（三）依照中国参与的法律，美国可以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四））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政治问题。皇甫平丽（2009）认为，美国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国地位是担心中国模式影响日广，是出于对国际竞争力的考量。他们担心，中国的国企和政府公共部门会对外国民间企业构成强烈的竞争。为此，美欧希望遏制中国的增长速度，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特别是削弱政府主导的竞争力，例如，当年强烈要求中国国有银行改制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朱大鸣（2011）认为，中国囤积了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屡屡公开抨击中国搞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还常常称中美顺差导致美国大量工人失业。但问题是，美国为何宁愿保持逆差而乐此不彼，原因很简单，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通货帝王的地位，将世界各国的黄金白银、资源、产品都转移到了美国，美元已经失去了资产的基础，沦为纯粹的债务符号。肖刚，谭如冰（2008）认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无法单单凭借自身的力量来打败非传统威胁，美国也不例外，在很多情况下他都需要中国的支持，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战略的关键是广泛的双边经济、财政和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关系的中心要素是美中在WTO中的密切合作。保持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即便短时间内他出于种种政治考虑不愿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给予承认，但经过上述分析的长期的重复博弈，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意识到，只有双赢才是最好的结果。最后，学者们为我国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提出很多应对策略。周少芳（2004）认为，政府要加大交涉力度,力促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要强化应诉立法,加大奖惩力度。企业要加快体制改革,加速培养应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优势。陈琼娣（2007）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通过我国政府积极地与美国进行沟通和双边谈判,让他们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通过谈判达到市场经济条件的共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政策评审机制,辨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合理性,并要求美国修改有关歧视性的法律条文,同时通过美国国会的游说,要求他们修改或重新制定所谓的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这样才能削弱美国对我国企业采取替代国价格的基础,减少反倾销增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