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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批评领域新的里程碑——《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评介LusShih（一）周领顺教授的两部学术近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以下简称《理论》）和《译者行为批评：实践探索》（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以下简称《路径》），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批评研究成果。前者构建“译者行为批评”（TranslatorBehaviorCriticism）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后者以专题讨论的形式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具体地探讨“怎么评”、“怎么译”的问题，理论支撑实践，实践印证理论，二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操纵者，没有译者，翻译活动也就不复存在，译者对于译文的产生及其质量的重要作用勿需赘言。构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或翻译批评理论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更重要的是，可以丰富翻译批评研究的内容、拓宽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有助于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和深入发展。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研究成果斐然，但主要集中于探讨译文文本、翻译的过程等方面，而对参与翻译过程、创造译文的译者本身，关注却并不充分（Dam&Zethsen2009:7）。国际译界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分别提出了“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Angelelli2014:7），表明翻译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开始摆脱静态、单一的态势，逐渐转向动态、多维的模式，译者以及影响译者的因素在翻译研究中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译者研究成为当今翻译学界的热点之一。许钧（2001:4-5）说，“译学研究要有开拓精神。译学要发展，应该抓好两点：一是‘新’，二是‘深’。所谓‘新’，是要不断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做前人未做过的研究，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这对完善译学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深’，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这对提高译学的研究质量，巩固译学的理论基础，确立译学在学术界的地位，是极为关键的一步”。纵观“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以及在此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专题讨论，作者的研究在“新”和“深”这两个方面都将翻译批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并为翻译批评走跨学科的研究道路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二）作者将翻译和译者的最基本属性界定为“语言性”和“社会性”，并创建了和这两个属性相对应的“求真-务实”连续统作为评价模式，在此基础上，以译者角色化行为为切入口，采用实证描写的研究方法，从一定数量的翻译语料中寻找译者留下的行为痕迹，在社会视域内对广义的译者行为进行批判性研究，发掘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角色化行为和译文质量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行为规律，为“怎么评”、“怎么译”提供一个客观、全面、动态从而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和依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译者群体为考察对象，是一种共性研究。《理论》一共六章，偏重理论，从宏观上构建“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细化翻译批评学科，确立“译者行为批评”的学科定位以及研究意义，划定“译者行为”的研究范围；（2）构建并评价“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及其优越性，并在这个模式的指导下对“翻译”和“译者”两个基本概念作出描写定义；（3）讨论译者行为的自律和他评问题、译者变译行为的自律和他评问题；（4）探讨文本类型与译者行为的关2系问题、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这个模式中的偏向合理度问题；（5）分析译者行为与翻译的社会化、译者的角色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了“译”与“非译”之间的界限，辨别了不同翻译观照下的“神似”、“化境”概念以及译者行为之间的差异问题。《路径》一共七章，偏重实践，分别就“翻译策略/方法的选取与译者行为评价”、“译者正法翻译行为与非正法翻译行为评价”、“个体译者行为与群体译者行为评价”、“译文质量与译者行为双向评价”、“风格传译与译者行为评价”和“译者角色化行为与新闻编译评价”等专题展开详细讨论，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描写和解释翻译事实和现象，并从微观上具体地指导翻译及其批评实践，以检验理论是否具有客观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三）在当代翻译学的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译者研究。自DouglasRobinson的TheTranslator’sTurn(1991)一书出版以来，中外研究者愈发关注翻译过程中人的因素，研究内容涉及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不）可见性、译者的意识形态/性别/身份/社会地位/权势等不同话题。Chesterman（2009）进而提出构建“译者研究”的设想，主张将“译者研究”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来对待，将译者置于中心地位，从社会学、文化、认知等三个不同角度对译者及其翻译过程展开研究。“译者行为批评”当然属于译者研究的范畴，但又有别于前人，在研究视野和内容方面都有创新，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作者首次将“译者行为”概念用作翻译批评的术语，从译者的角色化行为这个角度进行翻译批评。在国际翻译界，学者也探讨“译者行为”（例如Wilss1996等），但都不是批评性的研究，而作者不仅把“译者行为”概念用作翻译批评的术语，更致力于将“译者行为批评”构建为翻译批评学科的一个下属分支（周领顺2014a）。二、翻译是人的社会活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其社会性而扮演各种译者身份之外的角色，这是译者意志性的表现之一。在内容上，作者的研究与其他学者的译者意志性研究有重合之处，但区别也很显然。后者主要以文本研究为中心，对译者因素进行翻译外部的社会学研究，而作者则着重考察译者的角色化行为与译文质量之间的双边关系及其规律，专注于译者意志性、译者的身份和角色行为对于译文质量的影响，属于翻译内外相结合、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评价相结合、规定和描写相结合的研究，定位于翻译社会学和群体研究、共性研究的层面。三、作者将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归纳了各自的学科特征：（1）翻译内的翻译学研究，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内翻译学研究，寻求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对应关系；（2）翻译外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语言外社会学翻译研究，以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为标志，考察译文产生的历史、文化、译者因素等；（3）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主要是语言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考察译者的社会因素和译文之间的双边关系（周领顺2014a:46-51）。“译者行为批评”属于第（3）阶段，在社会学范畴内对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的角色化行为和译文质量之间的关系作出评价，从译者的角色化行为入手，结合社会需求和社会效果，对译文质量作出评价，从译者看文本，从文本看译者，两个视域相互印证，形成一个译者和文本双向评价的过程。“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译者为中心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文本”的研究，而是兼顾翻译内外因素，将译者和文本二者进行了有机结合。翻译批评不能仅仅局限于译文，但也不能脱离译文这个本体而进行，正如译者的翻译活动不能完全脱离原文一样，作者的译者行为批评和文本批评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翻译内外进行翻译批评可以有效避免前两个阶段的翻译批评往往顾此失彼的弊端，有利于客观而全面地探索译者角色化和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如何有效地进行客观、全面而科学的翻译批评，历来是翻译研究中的难题之一。在翻译3批评实践和研究中，“客观性”一直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研究者主观上也本着“客观”的态度进行翻译批评研究，但往往被诟病为“缺乏客观性”（蓝红军2011:76）。原因在于，除了客观的态度之外，“翻译批评客观性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批评对象、批评方法和批评态度的客观性，或批评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客观性”（同上2011:77）。翻译批评失却客观性，全面性就毫无意义，而科学性则更成无本之木，无从谈起。作者为突破这个翻译批评难题，创建了一个客观、全面而科学的评价模式——“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翻译既是语际间的转换活动，又是人的社会活动，以这个特征为基础，作者赋予翻译活动和译者以语言性和社会性，并认为这个双重属性之间具有连续性，是一个连续统。当译者突出其语言属性时，译文接近原文，在连续统模式上译文靠近“求真”一端，当译者突出其社会属性时，译文则偏离原文，在连续统模式上靠近“务实”一端。根据文本类型的不同，译者的译文或偏向“求真”一端或偏向“务实”一端，体现译者社会性的务实行为是非译行为。假如译者的社会性过于膨胀而完全脱离了“求真-务实”这个模式的约束，则译者的身份便不再是译者，其行为也不再属于翻译的范畴（周领顺2014c:94）。作者为不同文本类型的译者行为界定了各种合理度，并作了详细而辩证的阐述。“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是“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基石，是有效开展客观、全面、科学的翻译批评的指导性工具。以往的翻译批评理论大多侧重理论构想和描述，缺乏可供实际操作的评价模式，“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则兼具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能更加有效地指导翻译及其批评等实践活动。在一般情况下，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必然会同时体现于译文中，对于如何评价译者在二者之间平衡度的合理性问题，因译评者的主观性过强而一直难有公断。利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评者可以考察译者的角色化行为在“求真”和“务实”之间的偏离程度，归纳总结出其行为合理度或平衡度的一般倾向和规律。这样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因此比传统的经验式翻译批评研究更为科学，也更有理论和实践价值。二、所有类型的文本都可纳入“求真-务实”这个统一的评价模式来进行考察和评价，有利于考察不同文本的译者行为之间的差异、影响译文质量的不同因素。现有的翻译批评理论或研究大多只针对某一类型的文本，难免挂一漏万。“在翻译批评所涉及的作品中，就体裁而言，主要有文学翻译作品和科学翻译作品两大类，其中文学翻译作品占了大多数，翻译批评类的论文和著作在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一般都约定俗成地以文学翻译作品或现象为考察对象”（许钧2009:233），在非文学类文本中，学者也主要关注科技、新闻、法律等文本的翻译。“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可涵盖一切文本类型的翻译活动和译者行为，以这个连续统为评价模式，可纠正传统的翻译批评研究偏重文学型文本而轻实用型文本的偏颇，有利于发现翻译活动的总体倾向和规律。三、“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具有科学性，对于认识翻译活动和译者行为的本质起着积极意义。在该模式的指导下，作者对“翻译”和“译者”作了描写定义：翻译是译语再现源语意义程度不等之物或之为，译者是借译语再现源语意义程度不等之执行者。在真空状态下，译文和原文应该高度一致，但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状态，尤其在翻译非文学文本时，出于务实社会需求的考虑，译者或多或少都会偏离原文而显现出非译者行为。译者行为在该连续统上有各种渐变的状态，用这一评价模式可以对译者行为的各种合理度进行客观描写，不管偏向哪一端，译者的角色行为始终在“译者”身份之下进行（周领顺2012:94）。因此，“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既是一个译文质量的评价模式，又是一个译者自我约束的衡量模式。作者在《理论》中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在《路径》中就不同的专题4展开了具体的讨论，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用于解释翻译事实、评价翻译质量，指导翻译实践，以检验该理论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这些专题讨论中涉及的话题前人已经从不同角度做过大量的研究，例如翻译策略和方法、正法翻译与非正法翻译、风格传译、新闻编译等，作者从译者角色化行为的新视野，以实证描写的方式，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中，对社会因素和译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描述和评价。翻译批评理论的作用之一是用来指导实践。这些专题研究是作者的理论思考和阐述在实践上的验证和应用，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将翻译批评理论用于指导翻译实践这个技术层面。作者将“理论”分为规定性理论和描写性理论两类，前者指导翻译实践，位于“怎么译”的层面，后者指导翻译批评实践，位于“怎么评”的层面；规定性理论也可用于评价，但多用于译前评（译前规定和指导），而描写性理论则多用于译后评（译后描写和解释）（周领顺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