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本,超越翻译》读书报告

1《超越文本，超越翻译》读书报告本书分为三编，翻译文学与翻译文学史，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职业化时代的理念与行为。包括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归属的论述，对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的区分，对“创造性叛逆”的阐释，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剖析，对中西翻译史整体观和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性质和特点的探索，以及站在译介学立场上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的深刻思考等等。在上编中，作者主要围绕翻译文学及其历史展开研究与论述。翻译文学的发展及地位几经大起大落，由于人们对翻译行为，以及译作的偏见和误解，翻译文学虽曾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最终又被排除在外。在第一编中，作者首先分析了翻译文学的性质，承认了翻译文学的地位，证明了其存在的必要性。紧接着，书中论述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价值。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不同于使用的是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属于再创造。同时提出了文学翻译过程中，译作胜过原作或是译作不如原作是由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决定的，也就是“创造性叛逆”。虽然这一概念饱受争议，但仍旧是对传统译学理念的纠正和补充，证明了译文与原文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在中国文学界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一直忽略了中外文学之间的媒介—翻译文学。因此翻译文学史的探讨势在必行。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实体，描述其发展轨迹，只有钱杏邨的《翻译史话》首次尝试编写中国翻译文学史。第二部就是由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同学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之后还有《中国翻译文学史稿》。新世纪以来，翻译文学史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一直处于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步入活跃繁荣的阶段。书中特别介绍了王向远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文学史》，王建开教授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平保兴的《五四翻译文学史》，以及李今的《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等，各局特色，充分说明了二十世纪末以来，我国在翻译文学史类著作方面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践探索。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包括对翻译文学史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一些问题的忽略，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上编的最后一章论述了非常时期--大陆“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文学的翻译活动异常活跃，虽然只有在当时与中国外交关系良好的国家的少量作品译作被公开出版发行，但“内部”流传阅读的译作数量和品种都要更多。当时的外国文学翻译普遍具有几个特点：文学翻译家被贬为翻译机器；无形的手变成有形的手；强制规定读者的接受角度。在中编中，作者主要围绕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展开论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曾经历三大突破与两大转向。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普通语言学理论，奈达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四大流派：“语言学理论，语文学理论，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派理论全面确立并发展，雅克布逊将翻译分为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尤金·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纽马克提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两种方法，卡特福特将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文本材料。”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文字转换或文学文本风格、翻译标准的问题上。研究者开始从各个领域切入翻译研究中。70年代，各国的学者竭力打破文学翻译研究中的禁锢，拓宽翻译研究的思路。20世纪末译学界最值得注目的现象之一，即女性主义批评家加入了翻译研究，强调了译作与原作的地位问题，猛2烈抨击了在翻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中编的后半部分探讨了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第一次是50年代后开始从一般层面上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然后是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将目光投射于译作发起者，译者和接受者；最后是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审视。在运用解释学理论探讨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时，书中引用了解释学两个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和赫施的观点，前者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后者区分了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与理解的不可能性，含义体验的不可复制性和含义本身的不可复制性。作者作为翻译研究者的角度更赞成赫施的观点。本书中还涉及了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问题，提倡重视译本，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将翻译研究的视角转向译者和译本。下编中主要围绕翻译职业化时代的理念与行为展开论述。首先探讨的是中西翻译史整体观，整体来看，中西翻译活动发展和译学观念演变过程有很多共同之处又不完全相同。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是翻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形成于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目前处于的时期。翻译职业化带来的挑战集中于三点：调整翻译理念；调整翻译的教学理念；探索和建设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理论。第二章中从国际翻译日引出新时代翻译的特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翻译全球化市场的形成，技术和变化的市场打破了种种禁锢，翻译手段和翻译方式也越来越丰富。第五章中提到了文化贸易，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语言服务，主要是翻译服务。新时期的文化贸易面临量大挑战，一是如何改变贸易结构，二是如何发展文化贸易的同时，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而要应对这量大挑战，必须要重视语言服务，给语言服务在文化贸易中以明确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下编的最后一章围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与实质展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是关注。作者以《中国文学》的停刊为例，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译介主题问题；用对外宣传的政策来知道文学译介并不合理；在源语环境下考察译者和译作并不能说明其真正的翻译水平；国家垄断翻译文学的译介并不可取。文学和文化的跨语言、跨国界传播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决定为恩学译介的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想要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走出去”，需要树立正确的全面的翻译理念，理解译介学的规律，正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差与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