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专题】文明冲突前景下人民的分化

【三体专题】文明冲突前景下人民的分化作者：王自勉《三体》以其缜密而精妙的理性想象力，带给读者飞扬超脱的思维快感。作者刘慈欣在思考人性、道德与文明秩序的基础上，用科幻的手法尝试揭开宇宙文明图景的神秘一角。在《三体》宏伟的架构之中，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冲突是浓墨重彩的主角。相比之下，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和求索的人类似乎显得渺小了。但无论在科幻还是现实世界中，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了社会与文明的主体；也正是他们，勾勒出现代政治谱系中的“人民”。《三体》的精彩处，不仅在于其史诗般的写作笔法，也在于作者细致传神的人物刻画。小说里，置身于地球危机的人类不得不做出各自的生存选择。这些选择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正如现实中人民的历史选择不断塑造着文明进程一般。尽管生存或毁灭的选择题只是极端的科幻想象，刘慈欣笔下陷入混乱与不安的人类社会，却在大体上印证了处于转型或变革中的现实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正因如此，《三体》对人民的具体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供我们观察变化社会中的人民形象。理解《三体》中的人民构成，首先应当关注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文明秩序。尽管穿插了跨年代的补充叙述，小说的主体内容还是定格在宇宙两大文明的碰撞之时，人物形象也是在文明交锋的背景之下才得以突显。当地球向宇宙发出第一声啼鸣，四光年外的“三体”文明接收到了信息。于是，宇宙文明的“黑暗森林”法则开始一步步揭晓，“生存”成为两大文明角逐的目标——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降临的年代里逐渐展开。小说中，人们在重大的生存抉择面前迅速分化为不同的群体。他们的差异化反应，就像急剧变化的现实社会中呈现的那样，表达了各自的需求，丰富着“具体的人民”的内涵。孤绝的革命领袖《三体》中首先登场的是知识精英阶层。这里所说的精英并非权贵，而是可称之为“精神贵族”的一类人，他们深受科学、哲学等文化知识的影响而拥有精神和智慧层面的优越性。《三体Ⅰ》的叙事人汪淼便是这样的角色。尽管这个叙事人的作用仅在于为读者提供一种切入故事的视角，这种视角也是作者精心挑选的。知识精英是习惯于运用抽象概念思考社会问题的一群人，他们因为拥有大众不具备的文化知识和信息来源而对社会问题显得更为敏感。这种知识和敏感的结合，使他们自愿承担起关注社会、改良社会的道德使命。历史上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们往往投身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的作为便体现出这类群体所具有的特殊关怀和志愿。从故事的开始，刘慈欣便将知识精英假象为拯救人类文明的希望。叶文洁是小说里一位特殊的知识精英。身为理想主义者，她认为人生应当建立于一项能为之献身的事业之上。她曾希望像祖父和父亲一般“科学报国”，然而文革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一切。这段开始于少女时代的噩梦成为了叶文洁生命中难以抹去的黑暗，也为她之后的人生选择做出了必要的注解。家破人亡的叶文洁开始冷静地思考人类与文明的未来。在《寂静的春天》中，她初次意识到人类不可能依靠自身的道德自觉消灭人性的邪恶，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人类之外的力量。这个念头在她心中生根、发芽，终于引发了一场对人类文明的终极背叛。叶文洁的选择与她身为知识精英的“业余精神”是分不开的。所谓业余，即代表着一种对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公共事务的关切。怀有“业余精神”的知识精英总是保持着警惕的姿态，能够对貌似无可置疑的事物进行解构，而避免陷入权力的话语之中。业余也代表着一种良心，这种良心让知识精英超越个人、民族、国家甚至文明，而关心全人类的福祉和命运。物理研究并未要求叶文洁对人类命运做出思考和选择，她却跳出专业的领域而向文明生存议题投去批判的眼光，并给出了自己颠覆性的答案。美国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曾将知识分子和流亡者相类比。他所谈及的流亡是一种隐喻的情境，代表着身居边缘，不愿适应，不被纳入，对特权、主流和权力有着先天疏离的心态。对隐喻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永远无法抵达，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二为一。[1]叶文洁的身上便有这种流亡者的味道。文革后来到红岸基地工作的她总显得别别扭扭，难以相处，不满意，不适应。似乎，这种放逐的心态成为她安身立命的方式，而审慎的思考让她对文明的恶性有了更多领悟。在大兴安岭的小山村里，叶文洁坚冰一般的心灵也曾为人性的温暖而有所融解。但是，当她发现自己的父亲被非法打死后竟无一人忏悔之时，她对文明本身仅存的那点希望和信心也被彻底浇灭。最终，她确定了自己一生坚定不移的理想——将宇宙间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类世界。历经跌宕，叶文洁不但发展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更是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抗暴者，成为人类世界里最极端的“革命者”。她要“革”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文明的命，这让她成为人类的终极叛变者。但不同于普通的物理学家，叶文洁因其在文革中的经历而显得“不安全”、可争议。甚至，她已超越了“业余者”的角色，而一直以“他者”的形象生活着。文革中，她的不妥协让自己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敌对面；红岸基地的几年里，她一直难以接触红岸工程的真相。长久以来，叶文洁始终未被国家政权真正纳入“人民”的范畴之中。当她所有寻求认同感和融入感的努力宣告失败，对科学的信仰和对高等文明的向往，最终将她塑造成试图借助外星力量改造人类文明的叛变领袖。小说中，试图通过背叛母体拯救地球危机的知识精英们不止叶文洁一个。生物学家伊文斯对地球文明的看法便与叶文洁如出一辙。在他们眼中，文革之于中国正如工业文明之于地球，这些危机的出现归结于人性潜藏的恶与贪婪；前者将叶文洁等个体的生命推向家毁人亡的境地，而后者则让整个地球陷入自我衰亡之中。为求文明的出路，叶文洁与伊文斯做出了相似的回应——“抛弃”地球文明，而去仰仗一个外星文明可能带来的毁灭或救赎。这样的解决方式受到了他们个人经历的深刻影响，也根源于知识精英自愿自觉的道德责任，以及相应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选择。作为知识精英的叶文洁淡化了女性特质，“理性”成为她行事所依赖的基本准则。正是这种绝对的、甚至过分的理性，使得叶文洁在追逐“真理”的道路上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决和冷酷。在放弃目标与牺牲丈夫之间，她果断选择了后者；在做出超级背叛的最后一刻，她没有丝毫犹豫。也正是这种高度的理性，让叶文洁能够成为“地球叛军”当之无愧的统帅，而这群疯狂的叛军也正是由负有天职感的知识精英们构成的。偏执的理性撑起了叶文洁看似非理性的“革命理想”，也让她的反叛精神显得冷静而果决，却无法令她逃脱真实历史上囚困无数革命领袖的孤绝命运。在叶文洁看来，她所谓背叛人类的行径恰恰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唯一途径，只不过方式极端了一些。叶文洁沿着知识精英一贯的思维逻辑去思考人类文明的终点，最终走出了文明的固定范式，走的比别人更偏、更远。她的身上似乎浓缩了知识分子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职责感，却也彰显了更多不同的特质。叶文洁积极主动的反思能力与行动力，不仅献给了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也支持她努力思考周遭的世界，最终投身于社会改造的终极事业。人民身边的守护者对待知识精英，刘慈欣的态度似乎是暧昧的。表面上，他将这些“精神贵族”设定为人类文明的拯救者，他们的科学知识和钻研精神对于发现宇宙文明的丛林法则和化解地球文明的生存危机意义重大。然而，叶文洁和地球叛军们“休克式”的拯救之道却未能获得作者真正的认同。在《三体Ⅰ》的结尾处，刘慈欣给出的想象性的解决办法是“杀不尽的虫子”：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小说里，这个令人醍醐灌顶的想法出自一位“粗俗”的警察，史强。史强是《三体》中一个独特而有趣的人物。他一介武夫，文化水平不高，却拥有敏锐的直觉和过人的思维能力，总能在拯救地球的关键行动中展现出机智的一面；他身为国家警察部门的一员，却从不严守规则，反而时常不按常理出牌。正是这样一个带着矛盾特征的人物，在人类社会化解危机的种种努力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史强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引导和协助知识精英们战胜自身弱点，走向拯救地球的正途。年轻的科学家罗辑自由散漫，玩世不恭。危机年代里，其聪明才智却都用在了社会投机之上。因此，当他被选中成为担负重任的“面壁人”时，他所想的也只是利用身份之便寻求自身安宁的生活。罗辑没有丁仪的智慧，也不具备章北海的谋略，但现实的残酷逼迫他锻炼出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罗辑由“面壁人”转变为“执剑人”的曲折过程中，史强可谓功不可没。在他的帮助下，罗辑找到一生挚爱，从此有了坚守生活的信念；作为罗辑的安保人员，史强在他六次遭到追杀时救了他的命；也是在与史强的多次探讨中，罗辑逐渐理清了宇宙文明“黑暗森林”的法则，发现了文明生存的真相。无论在人生低谷还是高潮，罗辑始终能够得到史强有益且必要的帮助，因而得到警醒，摆正人生的方向。尽管知识精英有着朴素的入世情怀和介入社会事务的能力，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他们往往尴尬碰壁，空有才华和能量却无法发挥。而史强的出现，则提供了知识精英们接触世界的桥梁。这种接触不仅针对政治权力和体制，也包括作为主体的普通大众。众所周知，精英与大众的矛盾普遍存在，精英对知识的垄断和智识上的优越感时常将大众排斥在圈外。而当精英身上寄托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大众的回应则可能是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三体》中，只有精英阶层能够掌握和决定地球的命运。由于缺乏有效信息，大众对危机的反应常常是盲目和滞后的。而另一方面，不知情的大众在精英话语的操控下将“面壁人”作为救世的希望，也因此在期望与失望中对其时而追捧、时而唾弃。史强扮演的，正是“中间人”这一角色。这与他的个人特质和社会身份不无关系。危机纪元里，史强在保护罗辑的同时，也担任着新生活五村的警务长官。他徘徊于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之间，充当着国家安全的守卫者和社会公正的执行人，也成为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调和剂，弥合其间产生的裂缝。尽管个性随意，也缺乏军人铁一般的纪律服从，他仍然接受和认同人类文明的既有秩序，并竭尽所能防止它们被任何势力扰乱。儿子史晓明因诈骗罪而被判刑，他大可以趁乱帮助儿子逃脱牢狱之苦，却依旧选择了依法行事；尽管忍受着核辐射带来的病痛折磨，他也坚持奋战在人类社会安保工作的第一线。这种不容动摇的秩序观念，使他在地球陷入恐慌中时还能临阵不乱。史强身上的力量是隐性的、容易被忽视的，却是对社会而言必不可少的。他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同时，也于无形中产生了一种平衡的力量，使得各阶层间的矛盾得到缓冲，为社会不同群体的政治整合提供了方便。在经历剧烈变革的社会中，这种调解冲突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知识精英以复杂的眼光观察世界，得到对错难辨的解答。而史强则用更为直接的方式与现实碰撞，在许多问题上反而看得更加通透。那么，谁才称得上是人民真正的守护者？《三体》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不得不说，史强身上的聪明、机警、勇敢与忠诚，也代表着刘慈欣对文明秩序“守护者”的一部分想象。这是一种与知识精英完全不同的守护方式。史强藏在精英的身后，站在人民的身边；不起眼，却如同螺丝钉一样，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多变的大众群像《三体》的主要人物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戏剧化的色彩，他们独树一帜的人物特性成为决定其命运走向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小说对普罗大众的描画更具有现实接近性。这些平民阶层的人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拥有最为丰富和具体的形象。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化，作为个体的人民时常呈现出极具差异的反应方式，而作为抽象整体的群众则会表现出较为统一的特征。危机降临之时，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小说中，史强的儿子史晓明察觉到世界盛行的“逃亡主义”有利可图，于是炮制所谓的“逃亡基金”发战争财，他是灾难投机分子的典型代表；从不关注国家大事的张援朝突然关心起国家局势，生存的危机让他深刻体会到世界与自身的紧密联系，他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做好打算；张援朝的邻居杨晋文则正好相反，他认为任何人类面对危机都无能为力，因此世界局势根本无关紧要，不必自寻烦恼。在这些普通百姓眼中，国家大事十分遥远，只有眼下的生活才是必须关注的事。当国家局势与自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他们才会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这种专注于个人事务的人民形象与积极思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精英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山西煤老板苗福全的应对方式则体现出商人一贯的思维逻辑。在他眼中，一切事物都是商品，可以通过交易来获取。交易使他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