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诗刍议】

国诗刍议（本文发表于2010年15期《社会科学论坛》杂志）徐晋如提要在中国传统文体学的观念中，诗就是诗，仅分古体与近体；词便是词，起初是与音乐密切配合的一种文体，以后逐渐成句读不葺之诗。诗、词产生于古典时代，但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依然有不少人从事这两种文体的创作，并取得杰出成就。惟自新诗在文坛上涌现，诗、词便被诬称为“旧”或“旧体”。实则“新诗”不“新”，“旧诗”不“旧”，新与旧的争斗，是殖民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斗争，是庸众意识与精英意识的斗争，“旧体”诗词应当正名，它的最贴切的名字应当是国诗。关键词国诗旧体诗词新诗殖民心态现代性一、问题的提出最早用国诗一词指称中国的古典诗体，殆为1932年范罕给胡先驌诗集所写的序：吾国人以提倡国诗为标志者，不能不让胡君为巨擘矣。[1]盖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两种传统诗体：诗、词，便被诬称为“旧体”、“骸骨”，诗、词的爱好者被诬称为“骸骨迷恋”，诗、词而冠以“旧体”，似乎已成一种约定俗成。自戊戌政变开政治上新旧之纷争，图救时者，群言新学，流风所及，以致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语境中，“新”成了进步、光明的等义词，而“旧”则总是与敝旧、落后、不合时宜，乃至应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联系在一起。胡适曾经说过，中国人信奉着“一个很伟大的宗教”——“名教”。所谓“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2]把白话的不讲韵律的分行文字叫作“新诗”，把文言的讲求韵律的诗、词叫作“旧体诗词”，便正是“名教”观念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反映。这种命名允当吗？我们知道，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人性却甚少变化，一两千年前的文学，今人依然能为之感动，便是因文学有超越时代的功用之故。因此，不能以表示时间发生先后的“新”和“旧”来判断文学价值的高下。学衡派代表人物吴芳吉便曾说过：“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3]以新、旧作为衡量文学是非的惟一标准，这是完全无视文学自身规律的一种粗暴的行为。比如，风骚是中国文学之源，却历久弥新；而齐梁宫体、明清时文、乃至新诗鼻祖胡适之的“尝试”之作，又有多少能经得起推敲？自李杜以降，诗人辈出，清代赵翼固然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豪言壮语，平心而论，又有哪一位后世的诗人在整体成就上驾轶李杜？又如，汉大赋震耀一代，而六朝小赋亦自有其不灭的真价，唐代近体诗勃兴，而李白与杜甫这两位唐诗的双子星座，成就最高的却是古体诗！宋代有了词这样一种新的文体，可是大词人苏轼诗的成就远远超过词的成就，更不用说到了清代，纳兰性德、陈其年、蒋春霖等人用词这一“古代文体”所达到的文学高度了。此就时间而言之也。若以新、旧指的是文学语言，则更为无稽。兹说之首倡者，厥惟胡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八点主张，其二曰不摹仿古人，并举陈散原诗“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为例，说这首诗“反映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4]殊不知国诗堂庑深大，诗艺精深，不努力向前贤往圣学习，必不能臻第一流之至境。文学史上任何大作家的成功，都要经过向前人刻苦学习的经历。惟其如此，方能后出转精。李白以小谢为偶像，老杜云“颇学阴何苦用心”，要求诗人“转益多师”，没有人天生就会写诗，写诗正如书法，没有临池之功，不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书家，不能承继风骚以降优秀的诗学传统，也成不了杰出的诗人。即使倡导“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界革命”的魁杰黄遵宪，也是经过充分的继承和艰辛的摸索才能自成一家。胡适的这种见解，等于是完全不要传统，宜其要倡导“作诗如作文”，“作诗直如说话”了，这样当然不需要向传统学习，可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最唠叨的老太太，也就成了最高产的诗人。稍有中国文学史之常识者均知，诗之进化，只是表现为文学体裁的增加，而决没有一种新诗体产生，便尽废原有诗体的情形发生。但胡适辈却是要把文学的进化理解成是一种文学体裁推翻另一种文学体裁的暴烈行动，并谥之为文学革命。这种机械的文学史观由胡适发展到毛泽东，便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5]或谓，“新诗”之“新”，与“旧诗”之“旧”，均是就文学现代性问题着眼。近些年来，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给了现代性众多定义,这些定义基本都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即文学的现代性是体现在思想与精神特征层面或文化思潮的层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目前一个普遍为大家所认同的观念是，文学的现代性应当是指具有文学的现代启蒙精神,文学的自由民主意识，文学的大众品格。然而，就二十世纪诗词的创作整体成就而言，并不缺乏现代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意识，而在“新诗”当中，却不乏那些歪曲现实、严重缺乏现代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意识的作品。比如郭小川在1959-1961三年间的作品，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作品。故就现代性立场而言，也不宜把传统的诗、词称之为“旧体”。综上所述，则知新文化派强命诗、词曰旧体，而自居新名，其心可诛。梅光迪先生指出，“彼等最足动人听闻之说，莫逾于创造。新之一字，几为彼等专有物。凡彼等所言所行，无一不新。”又曰：“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其目的乃在“骇众而眩俗”。所以，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盖“专制时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权，以驱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民国以来，功名之权，操于群众，而群众之智识愈薄者，其权愈大。今之中小学生，即昔之君主卿相也。否则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话诗文，与各种时髦之主义乎？盖恒人所最喜者，曰新曰易，幼稚人尤然。其于学说之来也，无审择之能，若使贩自欧美，为吾国夙所未闻，而又合于多数程度，含有平民性质者，则不踁而走，成效立著。惟其无审择之能，以耳代目，于是所谓学问家者，乃有广告以扩其市场。”[6]新诗的定名，是一次针对低智识的大众的行销活动，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极其成功，但却经不住学问上推敲。旧体诗词之说，既然站不住脚，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便不断有人提出要为诗词正名。据说当时当时提出的用以取代“旧诗”名字的有“国诗”、“汉诗”、“中华诗词”、“传统诗词”、“诗词”、“古典诗词”等等，名目繁多，且各有理由。[7]近年来，又有网络诗人嘘堂，提出了文言诗词的概念：“文言诗词……强调的是，我们是在写诗，这才是本质。而诗，只有好坏、真伪，没有新旧。唯一存在的区别或特征，仅是这种诗以文言为载体，而非白话。”[8]诗、词这两种诗体，其与新诗在形式上的最大分野不是在是否采用文言创作。事实上唐诗里的王梵志是用白话写诗，宋词里白话体更多。作为民族诗体的诗、词，和新诗在形式上最大的分野在于，前二者均有“韵”（叶韵）、“声”（平仄）、“调”（四声）的格律或范式要求，其“韵”、“声”、“调”又脱离了地方性、随意性，而使用通用的文读语音标准。比如诗依《平水韵》、词依《词林正韵》。洛地先生说：民间文艺(如“曲子”)，方言为语、信口成辞、随心行腔，本来是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地方性及“粗俗”不饰；渐脱地方性、随意性，渐趋于格范、程式、规则化，乃一切(古典)文艺发展的必然定势。使原先漫漶之辞式演化为一类有所格范的文体，使原先各处方言用语演化为使用通用的文读语言的“韵”、“声”、“调”，从而使原先具有各个特定色彩的地方唱腔演化为一类“以(通用之)文(体)化乐”“依(通用韵谱之)字声行腔”的唱，其过程往往由文人为之。其结果，则使“民间文艺”上升成为民族文艺———首先是使民间各种原无确定格式的文学辞式上升成为全民族的文学体裁。)[9]正是因为诗、词具有严格稳定的“韵”、“声”、“调”三位一体的韵律系统，她们才得以成为全民族的文学体裁。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国诗之名，才能副“全民族的文学体裁”之实。诗、词不能统称做中华诗词、传统诗词、古典诗词，因为根据汉语的习惯，多音节的词远不及双音节词来得方便。为什么不能叫汉诗呢？汉诗原指汉代之诗，如清代费锡璜、沈用济即曾合撰《汉诗说》十卷，为汉诗之总集与诗文评。而在今天的语境中，“汉”之为词也，站在西方的视野看中国也。西方研究中国学叫汉学，西方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叫汉学家，西方学者，是把凡是用汉语写的诗都叫汉诗，用汉诗指称老祖宗传下来的诗、词两种古典的诗体，同样用汉语写作的新诗人是不会答应的，以为汉诗一词可以把新诗排斥在外，那显然是掩耳盗铃。所以，诗、词宜通称为国诗，而若不考虑汉诗的传统意义，国诗和新诗或可通称为汉诗。但不管怎样，汉诗不能也不应作为诗、词的通称。而最重要的是，从新诗的发展历程来看，从一开始新诗的干将们就对传统体裁采取彻底否定和打倒的姿态，（就文体形式而言）新诗在中国的古典诗体那儿没有汲取一丁点养分，它完全是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产物，只有国诗一词，才能与新诗真正区分，也才能真正反映出在文学领域这场殖民意识与民族精神之间残酷的斗争。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确立国诗之名，诗、词的当代创作才能拥有更广阔的空间。二、国诗与现代性把国诗蔑称为“旧诗”，其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现代性理论。1920年，沈雁冰提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这一观点，并具体阐释说：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10]沈氏说说的三件要素，“普遍的性质”对应着文学的大众品格，“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对应着文学的启蒙精神，而“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则对应着文学的自由民主意识。这三件要素，就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派对于现代性的共同厘定。新文化派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去彻底否定、不遗余力地打压国诗的。关于现代性，我赞同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的观点，“现代文明的精神并不如斯宾塞认为的那样，在体现一种‘进步’，反而在体现人类发展的一种衰微。这种精神体现的是弱者对强者、机智者对高贵者、巨大数量对质量的支配！这种精神意味着人身上起主导作用的、对抗自身自然欲求之无序的核心力量在减弱，意味着忘记了目的高于单纯手段的施展——就此而言，这种精神显明自己恰是一种没落现象。的确是没落！”[11]把舍勒的话说得明白一点，那意思是说，现代性实际上是用布尔乔亚的平庸去支配古典时代的高贵，在古典时代，人们所拥有的对生命价值的信仰，以及超越自身通向彼岸的内在需求，都遭到彻底的放逐。相对于古典时代，现代性体现了人们精神气质的没落。因此，我更愿意坚持古典的立场，也决不认为现代性可以成为判断文学价值高下的标准。然而，即使我们认同以现代性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也不能得出“新诗”比“旧诗”更有现代性的结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文学的现代启蒙精神。“诗界革命”的魁杰黄遵宪，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写下了大量具有启蒙色彩的诗篇和学术著作。如《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有云：“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我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人境庐诗草》一集，此种作品，正复不少。又如陈独秀诗《夜雨狂歌答沈二》：“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倒海势蚴蟉。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扃立玉狗。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竹斑未泯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雪峰东奔朝峋嵝，江上狂夫碎白首。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正反映出文化革命主将启蒙新民的磊落胸襟。陈独秀也有新诗之作，可是他的新诗，和这首古风相比，或者和他后来的七绝组诗《金粉泪》相比，究竟哪个更有生命力，更能传世，我想是显而易见的。再来看文学的自由民主意识。早在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其《阅报戏作二绝》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