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内容摘要】本文从写作动机、结构体例、思想内容、文章风格、影响等多个方面来比较《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异同，并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二者异同产生的原因。透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这两部历史名著，看到他们各自的特色，最终能正确的评价这两部同样伟大的历史名著。本文采用对比分析，归纳的方法，务求全面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二者的异同，在比较的时候能够较深入地说明二者差异的具体表现，如对二者结构体例的分析，在分析中发现二者治史理念的分歧；对二者在史学上、文学上的影响，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键词】史记；汉书；异同；对比分析《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而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此外，《太史公自序》云：“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2］可见史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汉书叙传》说：“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受李陵之祸的牵连，司马迁惨遭宫刑，整个人的形体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3］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司马迁热情歌颂那些古代圣贤，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但并不因此而消沉，而是努力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是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心灵创伤，使司马迁比其他史官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才能创作出彪炳千秋的恢宏巨著！二、二者体例的比较，史书比较内容《史记》《汉书》作者司马迁班固、班昭体裁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断限黄帝至汉武获麟西汉一代成书西汉武帝时东汉光武至安帝编修形式私修私修后来变成官修（一）、本纪/纪《史记》《汉书》相同刘知几《史通》：［4］“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所以二者均把本纪/纪放在书之首；都强调君权神授：把高祖的出身说得很玄妙，是真龙天子。相异朝代纪：夏、殷、周没有与记事(事件)断限(时代)之分别史记中入本纪的标准是：重实不重名，如：项羽、吕后入纪而在汉书中是重名不重实，维护的是儒家的名正言顺。项羽、王莽不入纪而入列传。史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目的是寻找历史发展之规律，反映历史现实汉书：奉刘氏正统思想，故只有刘氏帝王入纪，高祖排于首。（二）、世家：史记：司马贞《史记索引》：“世家者，记诸侯之本纪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史记》中入选世家者，不在年代之久远或封地之大小、名分之有无，只在乎有功或有德于天下：如陈胜、孔子，都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之人。汉书：没有世家，受大一统思想和统一政权之影响，毋须用此体例区分正统和其他政权。（三）、列传：《史记》《汉书》相同1、刘知几《史通》：“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2、太史公自序/叙传：个人身世、撰作动机、写作经过等。3、太史公曰/赞曰：传末都附有个人的评论。相异标准：不拘社会之阶级、贤与不肖，只限对社会有影响力者例：刺客、侠客、滑稽等列传。西汉人臣之传记加入外戚、皇后、宗室删去刺客、侠客、滑稽史记：重视对历史发展有影响力的人物→全面的社会史汉书：重视上层有影响力的人物→帝王史体例、编次、传目自由，例：《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体例严谨，突出名礼：以人物名称为传目，列外族传于诸大臣传后，置《王莽传》于最末。史记：体例是根据历史发展之变化来展开。汉书：重视严格体例，遵守儒家正统思想，将贰臣贬于最后。（四）表：（五）、书/志：相同1、刘知几《史通》：“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史，别裁“书”、“志”，考其所纪，多效礼经。”2、补纪传之不足，解决史事割裂之弊3、断限：通史相异汉书：新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记》《汉书》相同1、刘知几《史通》：“观太史公之创“表”也，燕越万里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举目可详。”2、谱列王侯世系相异缺《百官公卿表》：秦汉官制《古今人表》：汉以前之人物汉书：自乱体例。争议之处：徐复观：仿《尚书》，无断代之意，如志、古今人表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用通史(重人的精神)。《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儒家道统)。三、思想比较《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四、文章风格的差异：（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史通.采撰》）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三）、叙事笔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严工练见长。比如《苏武传》中记苏武在单于的胁迫面前，坚韧不屈，“引佩刀自刺”，以下“凿地为坎”一节及后面“幽武，置大窖中”一段，极其细腻地刻画出他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四）、《史记》与《汉书》二者文字的大不相同。《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行文多用散体，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崇尚藻饰，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我们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体会作者的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倾向排偶骈俪。后汉范晔说“迁文直”，“固文瞻”（《后汉书.班固传》）正反映了这种差别。总而言之，《史记》与《汉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各有千秋。然而纵观二者的风格，《史记》因其语言平易质朴，浅显易懂，文史兼宜，其间好用对白，根据人物口吻直书，所以传神逼真，不避鄙俗，书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见其人真实面貌，读起来就像在读一部引入入胜的小说，精彩处令人拍案叫绝。而《汉书》艰深华赡，读起来趣味少了很多，虽然它也有写非常出彩的人物传记《李广苏建传》，但通篇来看，这样的文章还是比较少，《汉书》有精细的笔法，以谨严取胜。五、二者产生的影响（一）、在史学上的影响：1、二者的体例成为了以后中国数千年史学的固定模板。从《史记》到《汉书》，人物列传式的历史记载方式成为了历代著史的固定范式。《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而且《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