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纲要

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经济转型是中国保持发展的唯一道路GDP和CPIGDP年增7%保持物价稳定下调GDP增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要求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分配是否合理事关经济发展全局成败行政体制改革扩权强县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土地财政和宏观税负过重等问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新兴产业提速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升级刻不容缓稳妥推进城镇化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大内需在城镇化，发展最大潜力在城镇化解决就业问题5年新增就业4500万人当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房价和保障房保障房覆盖面达20%遏制房价迅涨住房问题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节能减排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等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完善有利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和谐推动文化大发展将文化产业基本建成支柱产业必须提升软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瞭望》文章：中国国力“质”胜“十二五”“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惊险一跃”“‘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在五年规划中提出科学发展，并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近日，权威专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它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全局，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有专家甚至认为，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观察，一定意义上讲，“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意义或许可以和当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相提并论。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前十一个五年(计)规划《纲要》，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上升，中国经济总量实现极大跨越。但是，中国国力只是“虚胖”，仍然存在经济结构失衡、创新动力不足、收入差距拉大、资源能源消耗过度等深层次问题。“‘十二五’期间，这个‘胖子’需要强筋健骨。”彭真怀说，“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刚刚晋升世界第二的中国，将遭遇更加严峻复杂的发展环境，在此时期，中国的执政者必须保持清醒的治国思维。唯独如此，聚升了60余年的中国国力，才能最终实现“质变”。最快增长时期的双重真实采访中，权威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十一五”时期，中国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实现了经济总量“两超”，“是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他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经历的挑战和风险在历次五年规划中罕见。此间，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且环环相扣，对中国经济提升形成制约。2006年开始，中国经济过热端倪初现。2007年，经济过热明显，其时，中国炒股热再次兴起，且比上世纪90年代初的炒股热尤甚。国际热钱亦趁机而入，徘徊于楼市与股市之间。上市A股一度被推高至6124点的高位。随后，泡沫破灭，大批股民被套。2008年，经济过热影响犹在，次贷危机却已悄然而至。这一危机随后逐渐蔓延，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此劫。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是，在此阶段，中国还遭遇了特大自然灾害。2008年初，中国南方发生冰雪灾害；是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爆发，时至今日，灾区人民遭受的创伤仍在平复之中。在此后两年，又有两起重大自然灾害分别发生在青海省玉树县和甘肃省舟曲县。同时，拉萨“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走过了被誉之为“极不平凡的五年”。“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了21.3%。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2010年，经济总量达39.8万亿元，超过日本。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连续7年增产；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如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以及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的问世等。人民生活水平亦明显改善。专家分析指出，“十一五”时期，中国就业目标定在4500万人，最终实现就业570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是3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社会保障发展迅速。权威专家透露，目前，“十一五”规划中的主要指标基本完成。据了解，在22个主要指标中，有19个已圆满完成。仅服务业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重等三个指标未完成。综合实力的提升，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当前，中国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005年世界第三上升至世界第二。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另外，根据IMF预测，2010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0%以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几乎参与到所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之中。然而，中国的基本国情未变。权威专家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总量排在第二位，但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快增长故事”的背后，深埋于中国经济汪洋中的结构问题，也因国际金融危机而浮出水面。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前的中国面临着五大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与日益恶化的环境之间不平衡、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依赖程度不平衡。而且，“这些不平衡都是结构性的，不可能立刻彻底解决。”在彭真怀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直观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这也正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最大背景。他向本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在相当大程度上和城镇化、工业化关系甚密。然而，在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提高GDP的目的，出现了与当地当时实际不相符的过度城镇化和过度工业化。受前者影响，一批农民失地。在城市，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群体和边缘人群，在高房价面前望“楼”兴叹。“国家财富的数量增长了，却出现城乡失衡和城市内部的失衡。而且，20%的人口，占有了80%的财富，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对社会稳定构成压力。”彭真怀说。除此以外，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亦需引起广泛重视。内外严峻形势考验发展模式“‘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发展环境会比过去更加严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从国内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四万亿投资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助力中国经济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其可能留下的隐患也不容忽视。国内一家大型基建公司工作的内部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四万亿投资政策出台以前，总是想办法找工程项目；如今，面对很多项目，公司开始担心忙不过来。袁钢明认为，“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难题是“消化”此前遗留下来的经济隐患。他分析，首先，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房地产。随着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经济或有下滑风险。其次，中国最近两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实现的，而适度宽松在执行过程中又异化为“极度宽松”，目前，已经造成货币流动量过多的问题，需要通过几年经济下落方能吸收。再次，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不仅缘于过多的货币供应量，农产品、资源品价格的上涨，亦是助推因素。与之相应的是，从国际来看，袁钢明分析说，首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趋势明显。当前，原油价格创了28个月以来新高；2010年6月至12月，全球粮价平均上涨了57%，油类和脂肪涨了56%，糖类涨了70%以上。而且，粮价和油价都具有较强的带动效应，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如果油价保持高位，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再次诱发经济危机。另外，潜在的欧洲债务危机还没有解决，也成为中国经济外部的潜在风险。权威专家分析认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发展模式构成的倒逼影响，比以往更加剧烈。他向本刊记者指出，“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他表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748元，如按2009年平均汇率计算，实际已超过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所划标准，中国已经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这一阶段，一些新问题将集中涌现。上述权威专家分析，比如，在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诸如交通拥堵、公共服务不足等“城市病”将激化；国际上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要求可能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变大。同时，若无有效的应对之策，中国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或有扩大趋势。其中，城镇化问题尤其突出。权威专家强调，“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这就意味着将有一半人口聚集在城市。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经济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会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一阶段，“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受访专家表示，国际环境将对中国的出口形成较大的冲击，中国外围空间面临巨大压力。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反思以往过度消费、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方式，不仅开始注重储蓄，更加大了对出口的重视作用。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明确提出，要在未来5年，使出口翻一番，改变以往经济过度虚拟化的状态。出口受阻，将产生一连串反应，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亦随之展现。有关专家指出，其中的一个链条是，对出口的过高期望，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内需的动力不足。而内需不振，则彰显了中国的分配问题，比如城乡差距、东西部经济失衡等问题。如果继续延伸，问题则更多。有专家分析认为，1994年分税制以来，财力向中央集中造成中央富地方穷现象。而地方财政的空虚，则激发了地方政府的过度城市化、过度工业化的冲动，过度投资，形成经济泡沫。“同样在‘十二五’时期，全球或将进入创新密集时代，这可能引发全球产业结构新一轮变革，抢占战略制高点竞争加剧。”上述专家分析认为，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把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作为突破口。中国若不能迎头赶上，有可能进一步拉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直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着创新不足的问题。尽管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截至目前，根据对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仅有约6.5%的工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研发支出只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61%。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通过引进技术的资金占整个技术研发资金投入的比重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技术对外依赖程度高达50%。权威专家指出，技术上的高度依赖，不仅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向质量要国力彭真怀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进入“质变时刻”，必须思考的是，如何向质量要国力。权威专家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此间，要处理好转变与发展的关系，即，“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据了解，在此主线之下，未来五年应有七大目标。分别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科技教育水平明显提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围绕上述目标，“十二五”规划《纲要》还推出了24个指标，比“十一五”时期多了2个。在24个指标中，约束性指标12个，比“十一五”时期多了4个。权威专家指出，其目的在于，强化了约束性指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纲要》把就业摆在了优先位置，即就业优先战略。专家指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不一定能保证就业的扩大，但是就业的扩大一定能带来经济的增长。根据本刊记者梳理，为实现上述目标，同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未来五年我国将努力形成十大导向：加快和改善宏观调控。受访专家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宏观调控将面临多重压力、多重目标。既要调整经济结构，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要防止通货膨胀。由此，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巩固和扩大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土地等政策的配合。“十二五”期间，将“实现经济增长由注重速度到注重效益和质量”。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权威专家指出，中国两次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只有立足内需才能有效抵御国外的冲击和风险。因此，要采取内外需都要、以内需为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