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的出场与批评的限度

“80后”作家的出场与批评的限度如今，“代际”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批评话语，也正是对“80后”作家进行考察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对“80后”作家的研究不断深入，这种具有高度宏观和概括性的代际视角考察“80后”作家及其创作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末，以《萌芽》杂志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为契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群体出场，轰动了文坛。批评界始终对这批具有鲜明特色的青年作家群体保持高度关注，这一作家群体一度成为研究热门。近些年来，已经或即将到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再次迎来了全新的集中出场。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我们以《创作与评论》“新锐”栏目为中心对“80后”作家的出场进行考察，以此探寻文学批评与“80后”作家的互动可能性及其限度。一、“互联网+”话语场域中的群体出场从出生时间来看，出生于1980年到1989年的青年作家被称作“80后”作家；从群体特质来说，青年不仅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而且更是指一种精神气质。所谓“80后”作家并不单纯是狭义上的“80后”和“90后”等这样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广义上的1980年代以来出生的更具有自觉意识、独特精神特质与鲜明价值取向的青年作家。在“互联网+”的话语场域中，“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的新型机制和“期刊、批评家和文学史”的传统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影响着青年的写作与出场。{1}关于这一点，李德南指出青年作家的出场包括“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网络文学平台与传统文学机制，并强调三种机制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其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品，也并不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那般整齐划一，他们依然可能拥有个人的主体性和写作风格，可以根据各自的文学抱负和价值观来调整写作节奏和方向，让写作获得新的质地，甚至是从一种机制跃至另一种机制”。{2}20世纪末，消费化、市场化对文学机制进行消解的同时启动了重构，为了“自救”，众多出版媒体转向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当时正处于青春成长期的“80后”作家正是市场化浪潮中的首个受惠群体。一直将“培养青年作家的摇篮”作为办刊理念的《萌芽》杂志具有发掘与培养新锐作家的传统，在出版业纷纷进入市场的冲击下也不得不找寻出路。为应对市场化带来的生存困境，《萌芽》在1998年连同全国七所知名高校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商业性、文学性并行的平台几乎瞬间就将“80后”作家聚拢，发掘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许佳、周嘉宁等新锐作家。“新概念作文大赛”对于作家出场的影响，最大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传统作家出场空间分散化限制，充分利用市场化、消费化对文学积极方面的影响，以商业运作的模式，为作家提供一个集中化的出场空间。从效果上来看，“新概念作文大赛”确实创造了“80后”作家群体集中出场的峰值。至于网络平台对“80后”作家出场的作用则体现在对写作者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与塑造之上。其中，即使不乏韩寒、周小平等非类型化文学的写作者，但更多的是辰东、唐家三少、耳根等类型文学写手。网络媒体几乎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世界、作品、读者、作家的传统四要素，将作家主体地位彻底颠覆。网络文学创造了其独有生态的文化语境、文本语境、作品语境，其向度纵深是反作者职业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络媒介视域下的文学最终将走向麦克卢汉的“重新部落化”预言。{3}而通过传统机制出场的作家，如甫跃辉、孙频、林森、叶临之、蔡东等，坚持以《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芙蓉》等传统文学期刊作为写作阵地，他们的出场是纯文学在新时代文化历史语境下的再出发。这类作家写作稳扎稳打，注重对文学的“形式实践”与“思想探索”，具有鲜明的写作个体性。尽管“80后”作家的出场方式多样，也在创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论写作的起点有多高，这些青年作家期望以一部或几部作品而迅疾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不可能。与此同时，“现如今的文学杂志早已进入了一个市场化转型的时代……面临着紧迫的生存压力”，{4}因此，各大文学期刊纷纷进行改版转型。在生存困境的重压之中，一些文学杂志彻底丧失了文学独立性，沦为市场的奴隶，但更多的文学期刊则坚守文学阵地，在秉承文学精神的前提下，寻找新的出路，顺应研究走向调整关注重点。恰是如此，“80后”作家再一次以群体的形态大规模地进入读者与研究者的视野。翻阅文学期刊，会发现一批“80后”作家逐渐占据了一些重要的版面。《广西文学》推出过“80后”作家专号；《芳草》也推出了“80后”作家的小辑；《西湖》杂志的“新锐”栏目自2013年起开始推介“80后”作家；《山花》于2008年第5期设置“80后新趋势”栏目，2010年第1期至2012年第23期设置“七零后VS八零后”栏目；《名作欣赏》于2014年第7期开始设置“文坛纵横80后”栏目，并开辟“80后现场”等专栏，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作家个体化特征，以“个案”形式呈现、评介青年作家的创作。而李云雷、张莉、杨庆祥、黄平等青年批评家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学术刊物也以多种形式推介青年作家。由湖南省文联主办的《创作与评论》早在2012年第10期开始设置“80后文学大展”栏目，并于2013年第1期正式更名为“新锐”。该专栏由谢有顺和李德南出任主持人，以高质量的“作品+评论”的独特形式，不断推出“80后”作家作品，并展开对其讨论，栏目极具张力，在国内相关研究期刊中独树一帜。“新锐”栏目敏锐地把握着“80后”创作的脉搏，正如主持人在“卷首语”中所言：“个案的形式在杂志上展现‘80后’的写作实绩，给那些文学新锐以一个较为集中的出场空间，从而实现批评与写作之间的有效互动，拓展对这一写作群体的认识空间。”截止到2016年第3期，“新锐”栏目（“‘80后’文学大展”栏目）推出了郑小驴、林森、林培源、甫跃辉、孙频、王威廉、文珍、陈崇正、张怡微、胡竹峰、李晁、草白、陈再见、马金莲、霍艳、蔡东、马小淘、孟小书、吕魁、包倬、叶临之、纳兰妙殊、双雪涛、曹永、宋小词、莫华杰、毕亮、钱佳楠、手指、吴纯、周李立、王海雪、于一爽、周嘉宁、彭敏、池上、王哲珠、寒郁、丁东亚、飞氘等41位“80后”作家。可以说，一方面，“新锐”栏目中出场的作家覆盖了1980-1989年亦即“80后”所指代的十年间出生的作家，是文学期刊对“80后”作家的集束式展现，也是真正的“‘80后’文学大展”；另一方面，这种不间断地推介也显示了“80后”作家群体已经悄然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而新的“80后”文学的展示也预示着当代文学版图的新变。!--endprint--!--startprint--二、多维度与多向度的“80后”作家创作当下面临的是裂变时代，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与生活图景中，我们的写作方式、传播路径和接受对象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有作家将写作困境归因于文学边缘化，但文学若处在时代中心，无疑是非常态的状况。事实上，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作家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才是更为紧要的事。然而，这种新状态下“80后”作家的出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由于知识谱系、精神质素和情感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青年作家的写作与前辈作家存在代际间的“断裂”；二是同为青年作家的“70后”作家以“代际”的形式出现在文坛，而“80后”作家的群体出场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表述，实际上则是以“个体”的方式出现在重要文学刊物。同时，也因个体经验的多样，青年作家同代际间的共同性也并不统一。从创作内容来看，青春的彰显是“80后”作家写作者必涉的主题，吕魁、周嘉宁、笛安等“80后”作家笔下既有青春期的躁动与叛逆，又有青春时代的缅怀和祭奠。不过，“80后”作家写作早已不再是如《三重门》和《梦里花落知多少》等只是“青春文学”的状态。有的“80后”作家“一味地求新求变，认为只有在新与变这一轨道上的文学才有价值，这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误解，文学作为人心和灵魂的表达，除了变道，应该还有常道。”{5}不可否认，曾经被贴上叛逆、感伤、个性等标签的“80后”青春文学，在以“断尾重生”式的突围后，也在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常道”。随着个体经验的成熟，这一代人的创作也表现出无限可能的向度纵深。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写作时间不算太长，但他却以独特的反类型化青春故事书写为“80后”作家提供了一条转型之路。他的短篇小说《安娜》{6}讲述了“我”与一个带有叛逆倾向的少女安娜的爱情故事。相较于其他青春题材小说侧重描写“青春期的创伤性经验”，《安娜》则更强调了工人子弟的“我”与富家小姐安娜之间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而最终矛盾也在两人情感的高潮后彻底爆发。如同小说中“被风吹破的玻璃窗”，双雪涛以青春的痛感叙写阶层间的社会矛盾，“表现出了趋向纯文学写作的传统路径。”{7}这样一批“80后”作家的创作具有更加丰富的维度与向度。首先新乡土的审美建构。甫跃辉、陈再见、马金莲、林森等来自农村，他们关注社会的底层、扎根于生活，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青年一代对于乡土的反思。“80后”乡土作家关注社会的底层、扎根于生活，他们的文字如同乡土本身一样充满质朴的真实。如马金莲的《醉春烟》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西海固三代女人的悲剧，以及贫瘠所带来的痛感，在相当的深度上触及了“青春、童年，以及贫穷与死亡的阴影”，提醒我们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下，贫瘠依旧“如此坚固地存在着”。{8}而田耳、盛可以、叶临之、手指、蔡东等则将目光聚集到小城镇或大都市的底层，思考在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城乡间的断裂和流动的凝滞。恰如蔡东《通天桥》以“高墙”意象暗示了外来者想要融入城市所不能逾越的障碍，小说以荒诞的笔调将现代城市的冷漠、无情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其次是先锋性的继承与再出发。“80后”作家对实验性的探索并未停止，王威廉、陈崇正、李晁等继承了“先锋小说”的探索精神，努力尝试不同的写法和策略，充满着思想探索和形式实验的意味。有学者指出，文学的先锋性是一种高贵精神气质与诗性禀赋，集中体现在对当下存在的生命图景最深刻与最新锐的揭示、发现和指认的深度与广度上，只有深度思考与纵横切割时代的存在真相，也只有深切渗透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等元素，才能抵达真正的先锋。{9}无疑，这一类“80后”作家努力地在自己的文本中尝试不同的写作手法和策略，充满现代派的意味，尤其是深度、广度、宽度与力度上着力颇深。比如，王威廉《水女人》以“我”的口吻讲述一个失忆女人在家庭、情人与寻找自我间的选择。这类创作以“反思现代性的基本维度”“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有意味的形式实验，称得上是新世纪的‘先锋派’”。{10}还有一个维度是现实叙事的凸显。比如，孙频、文珍、张怡微、陈再见、双雪涛等“80后”作家并没有“完全断开”传统的影响，而是与现实主义保持了一种天然的传承关系。而周嘉宁、孟小书、霍艳等作家笔下的“故事”也都从校园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与忧郁的成长创伤转向了“走出校园”，尤其是从故事空间到叙事主题上逐渐转向关注精神伦理，继而转向探寻社会现实等。三、文学期刊推介的价值以及批评的限度1998年，韩东、朱文等“70后”作家发起了影响颇大的“断裂”问卷调查，自称是当代文坛“断裂的一代”。然而，相较于“70后”作家的主动姿态，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在消费浪潮中的出场显然要被动得多。近些年，因个体的差异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孙频、包倬、毕亮、吕魁等“80后”作家群体的“新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群体性的写作模糊性，但各大文学期刊“都在制作自己的八零后作品专辑”，{11}这又使得这些作家的创作的多维度与多向度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创作与评论》的“新锐”等专栏的开辟与持续推介，无疑掀起了“80后”作家在文学期刊集中展示的浪潮，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其价值首先在于推动对于“80后”作家群体的重新认知。“任何命名既意味着确认，也意味着遮蔽。”{12}对于“80后”作家的片面认知由来已久，在“出版行业的逐渐市场化，乃至产业化，尤其是民间力量介入出版后进而强化了市场运作与媒体炒作，文学出版开始由过去的以作者为主转而走向以读者为主……文学出版由此进入了市场化的新阶段”的情况下，带有商业机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打破了传统期刊门槛较高的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