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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第1页共2页“当代刑法思潮论坛”第九场——人大法学院刘教授讲座在北大举行3月16日晚六点半，由北京大学“杨春洗法学教育与研究基金”资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四校联袂主办的“当代刑法思潮论坛”系列活动第九场，在北京大学凯原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特色的犯罪参与体系”，由我院刘教授主讲。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共犯论”（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还是晚近以来的“参与论”（共犯亦正犯的单一制），其共同指向的都是有别于一人犯罪的共同犯罪形态，是各国刑法总论中最为复杂的一章，被日本学者中义胜称为“绝望之章”。刘明祥教授的讲座正是力图以新的解释论立场，重新理解我国共同犯罪的规定，将我们从这样一片泥泞绝望的沼泽之中解脱出来。刘教授的主要围绕着以下是那个问题而展开：第一，我国的共同犯罪规定究竟是区分制还是单一制。刘教授坚持其所谓的少数说立场，认为从教唆犯的规定来看，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罪，教唆犯依然可罚否定了“共犯的违法性依附于正犯”的区分制理念；同时我国刑法无明文规定所谓正犯，只是规定了实行、教唆、帮助、组织等行为，并在量刑时考虑主从犯的区分。在考察完意大利的立法例之后，刘教授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符合单一正犯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犯罪参与体系的优越性问题，包括避免了共犯与正犯难以区分的弊病、弥补区分制下处罚的漏洞、实现刑罚个别化机能等。第三，犯罪参与体系的缺陷。刘教授客观地指出了单一制可能存在的风险，即消释构成要件明确性、无边界的扩大处罚范围以及难以区分实行行为、进而难以区分共同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等问题。刘教授指出，这些问题固然是存在，但是通过现代法技术手段，这些所谓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点评阶段，陈兴良教授首先发言，强调所谓的区分制和单一制的对立，更多是解释论上的争议，是理论的塑造，而不是简单的法律规定。正因为如此，对于解释立场的不同不能无限的上纲上线，动辄祭出罪刑法定的大旗来批判单一制。然而，陈教授依然认为，区分制是符合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的，因为刑法分则条文实际上是以“一人犯一个既遂罪”的模式来建立的，共犯可以被认为是刑罚的扩张事由，而仅由总则来规定。江溯博士则奉行“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理念，对陈老师的发言进行了回应。江溯博士强调，刘明祥教授的报告澄清了中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问题，然而在判断的标准上并未明确，所谓标准就是在共同犯罪的场合，构成要件层面与量刑层面是否相对独立，相对独立则是单一制，相对从属就是区分制。江溯博士指出，从立法上看，我国属于单一制，即在构成要件层面上可以区分为组织、实行、教唆、帮助等参与形态，而在量刑层面区分主犯、从犯。从解释论上看，江溯博士迥异于刘教授的“形式单一正犯体系”而采“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奥地利立法模式），强调通过功能性的区分犯罪参与形态来明确处罚犯罪参与者的边界。何庆仁副教授则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捍卫其区分制的立场，强调97年刑法修订之后主从犯的量刑成为了问题，如果不坚持共犯从属正犯的立场，无法实现正确的量刑。同时，何博士认为单一制存在着自我矛盾的地方，因为单一体系下每个参与者单独的充实构成要件，一旦要对每个参与者进行比较、分类，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单一体系的前提，而倒向了区分体系。同时，先后有三位在座聆听的同学向老师们请益。刘教授及三位评论人先后回答了大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第2页共2页家的提问。在思想不断碰撞、火花不断擦出的时刻，主持人梁根林教授极为不情愿地终止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座，并做了简短却又精彩的总结。整个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于22时得以谢幕。“当代刑法思潮论坛”每月举办一次，是由杨春洗法学教育与研究基金赞助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联合举办，旨在展现当代刑法学术前沿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专题性、系列性、学术性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