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在国家的夹缝中评中岛幼八回忆录《何有此生》

“此生”在国家的夹缝中——评中岛幼八回忆录《何有此生》作者：董炳月《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8日11版）中岛幼八先生在年逾古稀之后撰写回忆录《何有此生》，并且是用日、中两种文字书写，在日本与中国分别出版。可见，他具有认知自我的自觉性，并且怀着与中日两国读者交流、对话的愿望，他知道自己的“此生”包含着超越个人的意义。70年前日本战败、“满洲国”崩溃的时候，3岁的幼八病弱不堪、气息奄奄。父亲被强征入伍、一去无音信，母亲身陷绝境、忍痛把他送给当地的中国人抚养。幼八活了下来并且健康成长，16岁时回到日本。中岛在《何有此生》中写到当年遗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孤儿，说：“不少孩子在战争的混乱中丧生，而幸存的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够活下来，若没有中国的恩人是不可想象的。何有此生呢？请听我倾吐衷肠。”回忆录名曰“何有此生”，并大量讲述养母、养父、老师、同学、邻居、朋友的温情故事，显然是基于这种基本认识。不过，对于中岛幼八来说，蒙恩于中国人并非“此生”的全部，其“此生”存在于现代中日两国的复杂关系之中。因此，追问“何有此生”，能够问出历史、道德、思想方面的诸多问题。“悲剧之子”的悲剧性1958年7月23日，发自天津的“白山丸”号到达日本舞鹤港，16岁的中岛幼八搭乘此船回到离开15年的日本。在同船回国的579名日本人中，他年龄最小并且是独自一人，所以报社记者在相关报道中称他是“悲剧之子”。小小年纪即屡历生离死别，确为“悲剧之子”。更重要的是，当年“满洲国”崩溃之后，类似的“悲剧之子”曾大量出现。许多“悲剧之子”已经死于战乱，有的甚至是被亲生父母杀死——某些走投无路的日本人自杀之前先杀死自己的孩子。相比之下，被中国人收养并健康地活下来的中岛幼八倒是称不上“悲剧之子”了。“悲剧之子”的制造者，是战败之前的日本——这个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之国。1942年生于东京的中岛幼八，1岁时随父母参加“满洲开拓团”来到中国东北，其背景，是近现代日本的殖民主义侵略政策。据高乐才所著《日本“满洲移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记载，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1932年即开始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到了1936年，“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成为日本广田内阁的“七大国策”之一，并且成为“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之一。结合当时日本国内外关系的大背景来看，此“国策”可谓“高瞻远瞩”、一箭三雕。“三雕”者，一是解决了日本国内的人口过剩问题，缓解了贫困地区的阶级矛盾；二是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分割了中国，为全面侵略中国建立了根据地；三是在满洲地区布下了防苏反苏防线。在此意义上，中岛幼八全家和其他“满洲移民”一样，是日本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而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后，“满洲国”的上层日本人和关东军自行逃走，将大量“工具”遗弃在战火与复仇的怒火之中。成为军国政府的工具又被军国政府抛弃，这是中岛幼八等“悲剧之子”之悲剧的本质，并且是大部分被移植到“满洲国”的日本底层民众的悲剧本质。在讨论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时候，人们常说“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谁是“日本人民”呢？无疑，“日本人民”不可能是指所有的日本平民，否则“日本”这个国家就被空洞化了，日本作为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将无从解释。只有引入阶级论的视角，“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之说才能成立。二战末期，受害最重的“日本人民”是四个群体。一是1945年3月10日美军的东京大空袭造成的约10万死者，二是在同年4-6月的冲绳之战中成为日军替死鬼的冲绳县民，三是同年8月上旬在原子弹袭击中丧生的广岛、长崎的平民，四是被日本政府与军队工具化之后推入火坑的“满洲弃民”——其中最悲惨的是那些无依无靠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前三者广为人知，战后一直受到广泛关注，部分东京大空袭受害者的亲属甚至组成“东京大空袭诉讼原告团”，从2007年开始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当年发动战争给国民带来的伤害，要求赔偿。相比之下，以“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为代表的“满洲弃民”却从未受到应有重视，尽管这个群体更庞大，受害更深。在此意义上，中岛幼八“何有此生”的追问，是对现代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控诉，是代表同一受害群体发出的。“国家”之上的道德中岛幼八的中国养母孙振琴是像泥土一样平凡的农村妇女，种田之外兼当接生婆。她在第一任丈夫陈玉贵伤病去世后两次改嫁，因此中岛幼八有三位中国养父，分别是陈玉贵、李希文、赵树森。养母给了年幼的中岛幼八无尽的关爱。母子二人一起吃冰棍儿的时候，养母甚至是把自己那根冰棍儿沉淀着糖分的那一头给幼八吃。为了幼八将来能有一条好出路，养母居然与李希文离婚、与伙夫（厨师）赵树森“搭伙儿”（结婚），因为这样幼八的户口就能迁到太平沟，就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赵树森是孙振琴的第三任丈夫，孙振琴与他办了结婚手续之后又回到沙兰老家，继续和第二任丈夫一起过日子。但是，对待名义上的妻子的日本养子，赵树森给予了“大爱”。《何有此生》第二十章讲述他背着幼八走过雨后路基被冲毁、悬在水面上的铁轨，估计每一位读者读了都会心生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赵树森对自己为幼八所做的一切怀着平常心。幼八要去哈尔滨联系回日本的事，他没有阻拦，一把给了幼八50元钱（在当时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幼八离去的时候他正在切菜，甚至没有转头看幼八一眼，只是对幼八说：“世界上大着呢。这次出去好好儿见识见识。”实际上，他在抚养中岛幼八之前，日本战败的时候，已经救助过三名父亲失踪、母亲病饿而死的日本孤儿。这是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善之人。孙振琴曾是“满洲国”的“国民”，赵树森曾经在天津当码头工人，后来闯关东到“满洲国”给日本人当长工。二人都是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者，在此意义上他们抚养中岛幼八可以在国家关系层面上解释为“中国人”善待“日本人民”。不过，这种解释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将年幼的中岛幼八作为“日本人”看待，那就涉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年少的幼八有能力作为“日本人”承担这样大的责任吗？二是孙振琴、赵树森等人作为底层百姓，是怀着自觉的国家意识、作为“中国人”来养育日本孤儿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促使孙振琴、赵树森等人超越国家利害关系、养育敌国孤儿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悲悯、善良、珍惜生命。正是这种伟大的、普遍性的品德，使他们超越了（或者说并不看重）国家层面的加害与被害关系。孙振琴作为接生婆，面对的是纯粹的生命。她是在幼八母亲将幼八送人而幼八病弱不堪无人收养的情况下，把幼八抱过去，说：“这条小命多可怜，好不容易生下来，连活都活不下去，这叫什么世道。你们不要的话，我拉扯！”所以，孙振琴、赵树森等人的善举即使可以置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解释、称之为“以德报怨”，但那与蒋介石包含着政治考量的“以德报怨”主张也并不完全相同。遗憾的是，这种伟大、高尚的道德与唯利是图、趋炎附势、恃强凌弱的日本国民性之间存在着错位。20年前在东京，一位日本学生与我谈起中国东北人收养日本“残留孤儿”的事，说：“养育敌国的孤儿，这种事情日本人做不出来！”此言也许有些绝对，但至少，当年731部队在“满洲国”，确实是把用于做人体试验的中国人称作“圆木”。“圆木”不是“人”。异质日本人中岛幼八回到了日本，但很难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日本人”，甚至再度成为生母的“儿子”都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他是在中国长大，思想观念已经形成，而且不会说日语，无法与日本人正常交流。《何有此生》这样记述他从“白山丸”号上岸时与生母见面的情形：“她讲了几句话，我听不懂。我的脑袋好像麻木了，根本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哭泣和拥抱，甚至都没留下多少记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极短的一瞬间，简直是空白。只清楚地记得我做的唯一判断——这个老太太可能是我的生母。”因为不会日语，日本的小学不接受中岛，他只好去横滨的中华学校上学。在战后日本，这种情形并非个别。由于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家庭利益冲突等原因，从中国返回的日本人多受歧视。《何有此生》已经写到拒绝把女儿嫁给“从中共回来的归国者”（“中共”即“中国”的代名词）的日本父母。据我所知，甚至到了1983年，还发生过日本某县民间组织提议将“日本残留孤儿”改称“日系中国人”的事情。如果这样修改，“日本残留孤儿”就会丧失作为日本人在日本社会应当享受的基本权益，因此该提议遭到“残留孤儿”们和支援团体的抗议与抵制。“残留孤儿”要在竞争激烈、人情淡薄的日本社会找到位置，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何有此生》书前“第十次长岭八丈岛开拓团孤儿日中名单”中的第一位是饭冢正子（中国名刘书琴），恰巧，我15年前在东京就与饭冢相识，2001年12月末还参加了她家迎接2002年的聚餐会，当时亲耳听她讲述了初回日本时的种种艰辛。在日本社会，“残留孤儿”多为“异质日本人”，拥有独自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中岛幼八同样如此，而且其“异质性”更多体现在思想方面。这异质性思想不仅表现在对近现代日本侵略历史的批判，更主要地表现在对战后日本右倾化政治的批判。他在回国两年之后就投身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而且从青年时期到晚年一直与日本右翼势力斗争，致力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他热爱的鲁迅和小林多喜二，都是反体制的批判性作家。对于小林多喜二，他甚至热爱到了模仿其姿势照相的程度。这种思想倾向、价值观念的形成，无疑是基于其特殊的“此生”。婴儿时期即被作为殖民主义工具送往伪满的“日本人”，就这样转化为现代日本的批判者。在我们称中岛幼八为“日本人”的时候，“日本”处于分裂的、包含着内部冲突的状态。分裂于不同的“国家”之中中岛幼八的“此生”包含着“分裂”。这“分裂”的起点是“国民”身份的分裂，代表性符号则是他的四个名字——“中岛幼八”“陈庆和”“李成林”“赵成林”。他出生的时候是“日本人”，随父母到了中国东北之后是“伪满洲国人”，被中国人收养之后是“中国人”，回到日本之后再度变回“日本人”。三种或真或伪的“国民身份”的转换，映现着20世纪40年代之后中日两国的多种复杂关系，并且使他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在对于“何有此生”这一问题的追问中，他理解了自己，并且理解了历史、道德与中日关系，获得了普遍性的价值观。中岛幼八先生在《何有此生》的“尾声”中问：“我这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应当继续进行这种追问。今天的中日关系会赋予他的“此生”以新的意义。（作者董炳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