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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政评论中国经济不可能靠“消费”拉动◎张茉楠在当前全球大变局的时代，向高端产业迈进，全面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是中国整体战略转型以及打造经济新竞争优势的关键，而这也能为真正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双轮驱动”型增长提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切切实实感受到发达经济外部需求减少带来的冲击。近期，国家高层领导密集调研，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既表现出了对经济增长前景的忧虑，更表现出了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中国经济转型之路，到底路在何方？这是几乎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国际国内的宏观大视野看，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没有退路，但是中国经济转型该往什么方向转？只依靠中国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吗？事实证明，依靠任何单一国家作为世界主要净需求方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再或是将来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将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与脆弱性导致全球经济需求结构、增长结构失衡。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还未到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从目前情况看，投资仍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投资的贡献。1995－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9.92%；同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1.2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41.63%。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投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高投资率背后的结构性矛盾。高投资率背后恐怕与我国长期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表明，当ICOR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笔者计算了中国1978－2008年30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呈下降态势。这样，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因此，如果投资效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就目前来看，投资规模可能也难以大幅下降。那么现阶段，消费能够成为中国增长的主引擎吗？笔者认为，中国靠消费拉动恐怕也独木难支，甚至难以持续。尽管中国GDP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刚超过4000美元，也就是刚过了世界银行划定的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标准，如果当前一味强调拉动消费，产业结构就会原地踏步，无法向更高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企业投入到研发的比重没有增加，企业生产率就无法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8%左右，“增长下行，成本上行”趋势明显：一方面，三大红利衰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正步入一个临界点，并开始进入到一个经济逐步减速的发展阶段；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一个要素价格重新估值的时代，要素成本上涨压力较大，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减，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会消失殆尽，结果当然是整体经济的踯躅不前。中国目前需要做的是尽快调整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中国需要的是从外部需求推动转向内部供给推动，而不是内部消费推动。其实，单纯的内需拉动增长，讨论的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需求端（“三驾马车”）做文章，出口不行了，看投资，投资不行了，看消费，但是我们很少关注供给端的影响，即考虑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生产效率的新组合。而从供给端做出改变，则可以起到拉动总需求和改变国内经济结构的双重作用。毋庸置疑，我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大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左右，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0.3%。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及l1.69个百分点，这让我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当前全球大变局的时代，向高端产业迈进，全面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是中国整体战略转型以及打造经济新竞争优势的关键，而这也能为真正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双轮驱动”型增长提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让“稳增长”与调结构齐头并进◎左晓蕾从创造有效投资需求出发的“稳增长”，一改过去以牺牲结构调整换取增长的短期思维，是一种“破坏性创造”，是在摸索“稳增长”与调结构协调同步推行的新增长范式，以使“稳增长”与结构调整包括通胀预期管理的目标一致。按照这样的努力方向，既解决了近忧，也消除了远虑。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近期各方都有对经济过度下滑的担心。所以，此时提出把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增长水平上确有必要，这也与“稳增长”的基调一致。不过，究竟如何“稳增长”，如何处理平稳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还需更高更广视野的决策，否则，解决了近忧可能加剧远虑。因为“稳增长”更多被理解为刺激经济增长，所以当下不少建议延续了拯救危机的思路，比如主张频繁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放松货币政策。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印出了几万亿的“毒垃圾”资产，中国货币供应量的余额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两倍。过量印钞票本质上是透支，如果未来实体经济创造一块钱的价值，但提前印发三块钱货币进入经济运行，为了求得平衡只能是一块钱的东西卖三块钱，通胀因此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当下还未完全走出2009年至2010年期间流动性泛滥带来的高通胀阴霾，再次推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陷中国经济于大起大落的更不稳定境地。货币供应理当根据有效需求而动。如果经济运行中存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适当投放货币，匹配经济运行中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的货币需求，投资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就推动经济的增长。凯恩斯主义的危机解救思想，也是要创造有效需求。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时期，私人有效投资意愿低迷，高失业率造成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消费支付能力不足，有效消费需求减少，经济增长乏力。这时候，政府可通过透支央行增加投资能力，加大投资力度，以政府投资创造就业，进而创造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所以，不论是稳增长还是危机时期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绝非简单印钞票发货币，最重要的是要创造有效需求。事实上中国经济目前并非处在危机状态，并不需要大规模透支央行的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宽松货币绝不能成为常规武器，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不能成为常态。国内近期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放缓并非流动性不足而是有效投资需求不足，银行间市场发行五年期债券，债券利率仅比一年期存款利率高出不到一个百分点，可见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很充裕。目前有效投资需求下降，主要是房地产投资、钢铁及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下降所致，应属无效投资需求的下降。这说明稳定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新的有效投资需求。否则，在有效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大规模印发钞票，短期内，流动性就会大规模地重新进入正在调整的房地产和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些无效投资需求死灰复燃，无异于宏观调控前功尽弃，房地产再次泡沫化。所谓有效投资需求要伴随合理的投入产出比，合理的单位能耗水平，产品终端消费市场具有成长性等诸多指标。最近有报道称，发改委一天之间批准了100个清洁能源项目。如果是关于风能、太阳能或配套这些“清洁能源”设备生产的项目，笔者认为仍然增加的是无效投资需求。在消费市场没有开发出来的情况下，清洁能源设备的生产能力早已过剩，从上述指标出发，清洁能源要从开拓清洁能源使用的有效需求市场着手，然后才是通过规模效应推动产业的成长和发展。目前，促使清洁能源得到广泛使用的一些关键技术性的研发投入，应该是更重要的有效投资需求。有步骤地在环保指标可控的情况下增加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该是有效投资需求的增长。但需要特别严格防止借“稳增长”之名，浑水摸鱼地启动不环保项目的无效投资。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投资。过去刺激消费增长更多关注的是物质消费，比如这次265亿财政资金补贴汽车和家电消费等等。但真正的消费潜力应在服务消费上。我国服务消费还处在非常低端的水平，而且不同层次消费服务严重缺乏。特别是在健康保健、社区养老、家政护理等领域存在巨大的不同层次的服务有效需求。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超过60%，吸纳了超过80%的就业。因此，对有订单的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支持，对主营业务经营稳健的中小企业的扶持，也能在短期内最有效地创造投资需求，也可以说是稳增长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要防止的，是没有实体经营的融资行为。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技术，刻不容缓的集约化农业，开发和使用相对石油更清洁的天然气等，新的可以开发的领域众多，每个领域都存在巨大的有效投资需求。沿着创造有效投资需求增长的思路，配套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调结构包括防通胀充分结合起来，就不会带来简单发货币印钞票必然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后果。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已发生变化，粗放式增长的条件和环境已改变的今天，经济增长适当放缓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随后的政策调整应该顺应经济规律。问题在于，由于巨大的利益导向，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以及经济政策调整与高增长偏好和推动宽松货币政策泡沫化的经济增长博弈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而太多的教训早就告诉我们，反规律地刻意推动过高的增长，特别是依靠短期发货币，恢复产能过剩的行业的投入，根本无法扎扎实实创造有效投资需求和有效消费需求，只能吹大资产价格泡沫。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创造有效投资需求出发的“稳增长”，是一种“破坏性创造”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一改过去总是以牺牲结构调整换取增长的短期思维，是在摸索“稳增长”与调结构协调同步推行的新增长范式，以尽力使“稳增长”与结构调整包括通胀预期管理的目标完全一致。按照这样的努力方向，中国经济将既消除了近忧，也消除了远虑。说到底，“稳增长”的关键，首先需要稳心态。眼下欧美发达经济体正深陷危机而无暇他顾，我们万不可失去如此千载难逢的经济调整最佳时间。我国改革正处于困难期◎迟福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并且，《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即“五个理顺”以及2012年改革的六项重点任务。在这里，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就改革的问题谈几点看法。一、对改革形势的判断对改革形势的判断，涉及到改革的决心，是改革设计的前提和基础。总的看法是，现在改革正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1.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大都与改革不到位或改革在实践中的扭曲直接相联系，而且越来越突出。例如，这些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大都与改革的严重不到位或者说改革在实践中的扭曲有内在联系。2.改革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和口号上。应当说，这些年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但总体上进展不大，尚未实现大的突破。改革很多是久拖不决、决而不做、做的事情缺少突破。改革逐渐成为一个口号，变成了形式，而且碎片化的改革大于总体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把改革提到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不仅表明改革受到普遍关注，更表明我国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改革选择点上。能否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在于改革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