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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活动一走近夏衍与世纪同龄、经历过那么多风霜雨雪、辛酸苦辣的夏衍，从不悲观，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严肃敬业，勤奋耕耘，是夏衍奋斗历程的鲜明主线。夏衍多才多艺、学识广博，又具有中华优秀知识分子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敬业精神，一生为创建中国先进文化呕心沥血，勤奋耕耘，在电影、戏剧、文学、新闻、统战、外交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建树。作为新闻工作者，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用赤诚的心、如椽笔，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与人民、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剧作家，夏衍是继田汉、曹禺之后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独具一格的戏剧艺术，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新的发展；作为一位文化战线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他襟怀宽广，谦虚自律，历尽坎坷而不改追求，贡献卓著而不居功自傲，德高望重而不脱离群众。夏衍的文学创作、奋斗历程，必将给我们许多启迪、警示和激励。哲人日以远典刑在夙昔(节选)——纪念夏衍同志逝世十周年袁鹰夏衍同志1995年2月驾鹤西去，岁月不居，忽忽已是十年。他的崇高风范，嘉言懿行，长留人间。夏公一生著作等身，范围很广，涉及文学、戏剧、电影、社会科学、新闻和翻译，文学范围内除诗词外各种写作形式他都擅长。翻阅之际，不仅仅仿佛又一次次亲近老人温文儒雅、坦诚亲切的音容笑貌，更能又一次次地触摸他的心灵，感受他真诚坦率的忧国忧民的大海般情怀。夏公生前一再说自己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是从事报纸工作的十二年。八年抗日战争加上四年解放战争的十二年，正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振兴、从屈辱苦难到扬眉吐气的十二年，作为从“五四”大潮中走出来的革命志士，作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处于危急时期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队伍的老党员，这十二年正是他用笔直接从事战斗、椎心泣血、经受艰辛严峻考验锻炼的日日夜夜。他的“记者生涯”，并不单纯是负责采访报道的新闻记者，实际上是总编辑、夜班编辑、记者、评论员、副刊主编等多种职务集于一身，无日无夜不在伏案挥笔，从社论到时评，从通讯到杂文，从三四千字的评述到三言两语式的一二百字的短文（抗战后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他还创造一种只有几十个字的三言两句式小杂感，署名司马牛，当时读者称之为“司马牛杂感”）。只要报纸版面需要，战斗宣传需要，提笔就写，一挥而就，倚马可待，署许许多多不同的笔名，或者根本不署名字。篇篇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反应迅疾，观点鲜明，立论尖锐，文风犀利。举一个小例：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夏公奉命去上海，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迅速出版，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官员对沦陷区大搞“劫收”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他写了一篇短稿：“（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寥寥五十多字，连署名都没有，立时在上海人嘴上流传，表达他们对那批发“劫收”财者的愤慨。那年冬天，我进入由姚苏凤、冯亦代先生主持的上海《世界晨报》，开始五十余年的新闻生涯。当编辑不久，就有幸每天在第一版发一篇夏公署名东风的司马牛式小时评《蚯蚓眼》。这个小专栏，成为报纸每天吸引读者的亮点。例如1946年3月间，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座机在南京附近撞山失事，机毁人亡，尽管“中央社”没有正式公布消息，但是社会上很快就广为流传，人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有些天真的人甚至高兴地以为中国特务统治也许就此垮台。夏公立即在《蚯蚓眼》写了一条：“戴笠将军乘飞机失事的消息，成了全市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永远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看得太轻。”短短两句话，就给读者送上一副清醒剂。夏公对时事对政治的敏感和责任心，决不止从事新闻工作的十二年，几乎是终其一生的。上海解放初期，他身兼多职，任务繁重，百忙中仍然每天抽暇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中写一篇几百字的时评，针对当时各种各样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思潮，及时指点、引导、匡正。一年间竟写了二百多篇。其后十多年，也常常用杂文及时评抨击种种时弊和不正之风，有的文章因而成了“文革”中的罪名。夏公直到晚年，尽管在十年动乱中受到凶恶摧残导致目损肢折，他依然尽可能保持几十年来每天总要写几百字的习惯。廖沫沙同志为《夏衍杂文随笔集》的所作代序中说：“单凭写作上的这种勤劳和数量的如此巨大，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坛上能找到的有几人？在世界文坛上又能找到多少？”在八十年代末叶和九十年代初，我几次到他北京西单大六部口寓所去拜访过。夏公已到耄耋之年，身体渐不如昔，说话声音也轻了，但是思路敏锐清晰如故。他一直认为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和司法问题是我们建国以来工作中的重大失误，谈起来就会滔滔不绝，表现出深深的愤慨和忧虑。不过他并不悲观，有一次对我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关键在民心，老百姓都看着你，光唱高调说空话是不行的，老百姓见得多了！”一个与世纪同龄、经历过那么多风霜雨雪、辛酸苦辣的人，又受“文革”炼狱的洗礼，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预见国家民族的前途必定光辉灿烂，坚信人民的力量必定会推动历史的进程。他晚年就一再宣称：“我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来不悲观！”这可算是老人的遗言，十年以后，仍在我们面前熠熠发光，继续给我们许多启迪、警示和激励，告诫我们不管可能见到突然蔽日的阴云，不管可能碰到无端横阻的挡路石，也不管前行路上可能荆棘丛生，暗潮涌动，都不要悲观，永远相信党，相信人民。正是：“哲人日以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正气歌》）《解放日报》拓展活动二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作为我国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包身工》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一“开创了新的记录”的创作过程，又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品对包身工制度的愤怒控诉是建立在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基础之上的，而那些令我们惊异不已的如此超前的“非虚构叙事”的“全新的写作意识与姿态”，无不与作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着密切关系。走向“包身工”李洁非《包身工》缘起颇早。1927年入党后他被分派从事工人运动。他经常去提篮桥到杨树浦一带，那里是工厂区，有日企“内外棉”、英企“怡和纱厂”等。夏衍把头发推成小平头，从旧货店买来粗蓝布短衫裤，装扮着，“在小茶馆和马路上和工人们‘接近’”。1929年，他认识了在杨树浦一家工人补习夜校当教员的女孩儿冯秀英，她就是《〈包身工〉余话》里的“冯先生”。冯秀英提供了一些材料，并引他接触一些女工，使他开始注意起纱厂女工们的状况。不久，夏衍参与筹备左联，工运活动暂时放下。1931年，沈西苓打算以上海女工为题材写电影，夏衍把包身工的材料提供给他，此即明星公司出品的《女性的呐喊》。夏衍后曾在《回忆与感想》中特地指出：“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以示不敢掠美。不过，片子对包身工题材的开掘不够深入，又遭审查官大量删剪，“成绩并不很好”。在帮助影片补充材料过程中，夏衍对包身工现象了解又“多了一点”。当初在日本，夏衍对于日本纺织女工生活曾经有所了解，据说那已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了，可若与包身工一比，两者差别可谓“天堂和地狱”。《回忆与感想》说，他找到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一位青年团员杏弟，谈了几次。结果都意犹未尽。夏衍得出结论：“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视察不可。”他有个昔日的“甲工”同学在日本纱厂当职员，托了这关系，得以去包身工的车间看过几次。然而，他还是不满足，倔强地认为一定要近距离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形，“亲自到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去调查”。这却是难乎其难的事。包身工制度极度黑暗、见不得人，包身工们的住处，“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对此，《包身工》有个精绝的比喻：“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近年“底层文学”渐为人关注。《包身工》可谓当之无愧的“底层文学”的鼻祖；它在这个方面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还将被历史更深刻地证明、更有力地凸显。我曾读过一位名叫冈特·瓦尔拉夫的德国作家所写的《最底层》。德国有大量土耳其劳工，他们干最脏最累的工作，毫无社会保障，人格还受歧视，但这些状况却长期遮蔽在德国公众视野之外。瓦尔拉夫欲将此现实呈于世人，便乔装成土耳其劳工，“深入生活”凡三载，之后写成《最底层》。甫一出版，便即轰动，仅德国40天内就卖出350万册之多。殊不知，冈特·瓦尔拉夫在80年代做的每一步，夏衍在1929－1935年间就全做过了。应该向夏衍脱帽致敬！曾任夏衍秘书的李子云说，95岁那年，夏衍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有趣的是，在夏衍讲这话几年后，《包身工》却从中学教材中被删除了。“删除”发生在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曝光不久。不论这两者间有无关联，至少现实证明，《包身工》有着跨越时空的意义。曾经有个说法，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有“三座里程碑”，《包身工》是第一座。如果一定要谈里程碑，我同意《包身工》是一座，却不认为有更多。可能过于苛刻，但作为个人之见，我愿意这样看。70年后读《包身工》，以及《〈包身工〉余话》，惊异不已的是它们写作意识如此超前。我们现已熟知“非虚构叙事”概念，而70年前，夏衍着手写作时，此类概念和创作实践还不存在——欧美真正出现这现象，是在“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新左派”浪潮起来后。可是读一读《包身工》和《〈包身工〉余话》，不难发现“非虚构叙事”的特征，已十分清晰和典型。夏衍虽不曾一模一样地讲出“非虚构叙事”几个字，然而“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背后的意思，同后人提倡的“非虚构叙事”，无有不同。《包身工》的完成过程的每一步，都寓涵着全新的写作意识与姿态。节选自《走向“包身工”：夏衍的文学路》（《中华读书报》2008年09月10日）拓展活动三了解报告文学的特质夏衍于1936年发表在《光明》杂志创刊号上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我国报告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有着“文学轻骑兵”美誉的报告文学，其发展之路充满了曲折。在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关注公众话语，关爱弱势群体，关注环境、关注人类共同的利益……的确是一个永远也探究不了的话题，但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原则却是亘古不变的。真实性、正确的立场，永远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节选）夏衍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如果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那么在报告文学领域中尤其如此。报告文学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求真，就必须亲自去采访、调查、研究。报告文学作者，不仅仅要耳闻目睹，而且要正反两方面都听一听，第三方面也听听，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材料。采访和调查的所得也未必相同，采访容易听一面，调查必须听多方面，拥护的要听，反对的也要听，不肯表态的也可以观察到一点迹象。因此，“走马观花”自然不行，单听“诉苦”、“告状”也不行，因为十年动乱后，党风和民风尚未根本好转，虚假现象不少，连过去的老实人现在也学会了说假话，作者容易上当。四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包身工》，有些同志常爱提到它，使我感到惭愧。当时哪有能如今天的报告文学作者们拥有的条件！但是《包身工》所写到的，则完全是真实。那篇报告文学虽然１９３６年才发表（《光明》创刊号），但对包身工这个罪恶制度的情况的了解，却在八九年前我在沪西做工会工作就已开始了。到１９３５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又一次大的破坏，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一下，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认真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并且写了出来。这里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那个“芦柴棒”也是确有其人的，只不过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能那么叫。我注意过她，看到过几次，虽不可能同她直接谈话，但这个人物，并不是我虚构的。当然，报告文学对大量素材有所取舍，进行一番剪裁和必要的说明、解释，是必要的，但这种整理、取舍和说明，决不应成为夸大、矫饰，回避，乃至无中生有。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创造性，随意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面，我认为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