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如何做深度报道

《南方周末》如何做深度报道主持人：赵金嘉宾：郭光东：《南方周末》编委会委员兼新闻部总监、评论部总监李梁：《南方周末》时政编辑大众报业集团部分编辑记者主持人的话：2010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编委会委员兼新闻部总监、评论部总监郭光东和《南方周末》时政编辑李梁，就深度报道和评论的相关问题，与大众报业集团的编辑记者们进行了讨论。本刊对讨论内容作了综合整理，以问答形式呈现如下，供业界参考。问：《南方周末》每期都有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策划水平比较高。现在很多报纸都意识到深度报道对报纸影响力的提升作用，但是在操作中缺乏连续性，没有形成持续策划、持续关注的机制，往往是碰到什么做什么，形成不了大的阵势。《南方周末》是怎样进行新闻策划和组织协调的？答：对新闻部而言，周一下午我们有一个编前会，大约两个小时，周四有周会，还有新闻部的一个评报会。周二还有一个会，相对比较重要，所有新闻部的记者、编辑，在家的全部参加，主要是报选题。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编辑中心制，策划基本上都是靠编辑这个层面来发动。编辑要把各个版面的想法，以及下期的题目和最近几期的想法提出来。记者报选题并不是必需的任务，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实行了报题奖励制度，记者报的题被采纳，上了版面，奖励500元，如果上了头版，奖励800～1000元，如果是好的策划，那可能会有2000元的奖励。在这个会上，常规的选题可以出来，不过，由于这个会是很多人一起参加的，就会产生一种互相激励的作用，就像是一场头脑风暴。比如很多时候只是提了一个很常规的想法，但其他人补充，各种想法产生碰撞，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策划案。我们做过的很多好的选题，都是这么碰撞出来的。问：一个选题提出来之后，怎么认定是不是一个好的选题？答：基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这个选题出来后，在座所有人听起来都很兴奋：哗！这个好！要是你说出来大家没任何反应，在睡觉的还在睡觉，那说明你的选题就是个垃圾题目，我们不会从这个选题中做什么策划。另外一个，要看这个选题能不能做得出来，有没有可操作性。2008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策划，是评论策划，被评为当年《南方周末》年度最佳策划，叫《我和我的国家》。国庆的策划很难出新，一般提到国庆节就被理解为“黄金周”，每次国庆一结束，媒体就统计今年国庆消费了多少，拉动了多少内需，哪里人头攒动，景点火爆。我们当时也是一筹莫展，后来想，还是要把国庆回归到它本来的意义，决定把焦点集中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上。当时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大家都很兴奋，后来我们就决定，围绕四个问题，让读者来参与：1.我为国家做了什么？2.国家为我做了什么？3.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4.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这四个非常简短的问题抛出去，很多读者就说，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有人问他这四个问题，很受触动。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我和我的国家》这个策划用了评论部的全部四个版面，报纸10月2日出街后，好多人转了这四个问题，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自己的博客里回答。紧接着《羊城晚报》的记者也上街做了一个调查，随机访问街上的市民，“国庆是什么意思？中国哪一天成立的？”又过了一天，《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社论，好像叫“国庆不能只是黄金周”，估计也是受到我们这个策划的启发。问：现在很多人希望通过媒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媒体经常可以收到很多的报料，不免鱼龙混杂，你们是怎么来甄选这些报料的？答：每天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给《南方周末》报料的也很多。从报料人的角度来讲，很多人都很苦，遭遇都非常值得关注，但是从媒体角度讲，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卖新闻的、卖新信息的，假如我们报了一个刑讯逼供案件，无数的人把刑讯逼供的事情再投给你，你再报这个肯定没多少人愿意看了，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媒体的责任，也起不到更好的作用了。所以，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时，我们只能残忍地甩掉了。媒体的责任是要“瞭望”，但不能老“瞭望”一个点。问：《南方周末》的稿件中经常能爆出一些猛料，你们是采用什么方法得到的？尤其是一些官员、商务人士，他们比较善于打太极或者说制造迷雾，怎么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或者内幕？答：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跟官员打交道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系列高端访谈，大概做了有十多个人吧，就是省部级干部，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像海南省的省长卫留成，通过一些渠道找到他的秘书，跟他联系上之后，写个采访申请过去，然后他回过来讲一下他的意见，他可能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没有时间。我们就再去一次信，让他知道我们的意图，说明这次采访对《南方周末》是一个扩大影响力的机会，但对于海南省政府表达一些想法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不断地协调、沟通，他慢慢地就答应了。这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这种官员访问类型的报道，在报纸上，一篇文章可能一二十分钟就看完了，但是背后的工作是大量的，可能要做一两个月，或者可能更长的时间。再一个，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机制，鼓励记者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报道，比如说某一个记者对人事变动感兴趣，我们就鼓励他在日常的报道中长期保持关注。这样，一方面他对这种信息很敏感、很了解，另外一方面，他在这个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人，能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积累起很多资源。像2010年张春贤调任新疆去做党委书记，我们做了一篇《张春贤突然入疆》，报道里面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料。比如，在张春贤在去新疆之前，他专门去了湘潭，在毛泽东铜像前三鞠躬。他当天上午去韶山冲，下午就飞到新疆了，这是他在湖南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实际上，他调任湖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这个。我们还了解到，他在跟部下话别的时候，嘱咐了部下一些很私人的话。这些情况是怎么了解到的呢？是通过张春贤的秘书。我们有一个长期关注湖南的记者，她本来就是湖南人，比较了解湖南的情况，在做报道过程中和湖南各级官员打过交道，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关于张春贤的这个报道，她就把这种关系用上了。我们联系到的那个秘书之前是湖南省委办公厅的，那时他们就认识，做张春贤的秘书之后，他们还经常保持接触。后来张春贤去新疆之后，在那边怎么开会的，经常还发发短信，沟通一下情况。这可能需要记者对人脉的敏感和积累吧。有些政府官员可能现在不重要，过几年之后这个官员可能就很重要了。问：现在网上经常爆出一些猛料，我们纸媒就要跟进，往往是先做一个策划案，记者根据这个去采访。但是，现实中经常发现，预想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记者缺乏判断力或者只图省事，按照原有的策划案的思路采访，往往会导致失实，至少是不客观。如何让策划案不会成为对记者采访的一种约束？答：做策划，免不了主题先行。如果发现了事实与你的策划意图是完全相反的，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相反的事实，再重新做一个相反的策划，如果也能引起轰动的话，那就很好。如果这个相反的事实跟我们原来的意图有很大的冲突，而且按照新的事实来做读者也不感兴趣了，那就舍弃掉。好的报道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做第二落点的时候，要么不做，要做就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最好的报道是颠覆性的报道。举个例子，前几年，江苏南通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福利院把智障女孩的子宫给切掉，全国媒体群起而攻之，海外媒体也有很多报道。这个恶性事件我们肯定也应该去做。去了以后我们推出了一个报道，跟其他媒体的都不一样，主题就是南通福利院切智障女孩的子宫切得有道理。因为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把智障女童的子宫切掉竟然是一个国际惯例。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通过立法，允许通过一定严密的程序切除这些智障女孩子的子宫。这样做一是因为在生理周期她自己不会护理，二是因为她容易受到性侵犯导致怀孕。我们这个报道推出来以后，凤凰卫视的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说：我看到南通福利院残忍地做这样的坏事情，拍案而起，但是刚拍案而起，我看到了《南方周末》的报道，然后我就慢慢地坐了下来，觉得这个事要冷静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报道实际上就是提醒大家，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国际上就有这么一个做法；再一个，我们最缺的可能是一个立法，是把这个东西怎么规范化的问题。还有关于邱兴华案件的报道，我们后期的那个报道，完全就是颠覆性的报道，颠覆了所有媒体之前对邱兴华的报道。按刑法规定，这样的精神病人犯错是不应该受惩处的，他是免刑的。我们就调查他种种精神病的迹象。这样的报道，你越具有颠覆性，越跟大家一窝蜂的选择不一样，你的新闻反响就越好。关键是要自信。问：采访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官员的时候，采访是有记录也有录音的，都是他说的。一般按照约定，成稿后要发给他看一看，但是经常是发回去之后，他就不同意发了。怎么应对这种问题？答：在我们的报道中，包括做一些采访官员的报道，完全不让发的还是比较少的。如果真的碰到这样事情，首先把这个录音保存好，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证据。然后对后果进行一下评估，如果说这个官员位高权重，报道发出来之后，他的反应可能会对报纸有一定影响，就要慎重。我们碰到的情况，更多的不是说完全不让发，而是他会把一些最有意思的东西，最能让读者眼前一亮的话给删掉。我们曾采访过湖南一个叫王明高的反腐学者，就国内反腐的一些情况，聊得挺好，聊得很深。他坚持要我们把写成的稿件给他看，看过之后，就要求把最有意思的一些话都删掉。我们就反复跟他打电话沟通，跟他说，这样的话在某些地方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你这样说也不算出格，做他的工作。就是反复跟他磨，一次次地跟他磨，一段话一段话地争取过来，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了，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意见。问：在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如何能够接触到一些核心信息源？答：《南方周末》靠的可能更多是20多年攒下来的资本，可能这个人他不想跟其他媒体讲，但愿意跟《南方周末》的记者讲，这就是我们的运气或者说人家看得起了。另外，《南方周末》有一些忠实的读者，他们可能分布在很多机关里面，分布在一些要害部门，平常没什么联系，关键时候就可以通过读者库或者其他记者掌握的人脉资源，顺藤摸瓜，找到当地的忠实读者，他可能又再介绍其他人，慢慢地就接近了核心信息源。比如，我们做湖南郴州窝案时，当时很多人去了都是在外围打转转。《南方周末》的一个读者，他比我们还积极，到处给我们联系人、找人，找郴州市政协的领导、郴州市人大的领导、郴州市委个别的领导跟我们谈。虽然这些人有的不能在报纸上露面，但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其中一个重要线索就是，郴州纪委书记马上要被“搞”掉。当时郴州市委书记被抓，其他媒体都知道，我们再报道只是细节更丰富一点，资料更多一点而已，他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消息之后。我们的记者就在那儿等着，等的同时也在搜集纪委书记曾锦春的信息。正好就在我们出报前一天，中纪委就把他双规了，我们把准备好的稿子拿出来，第二天轻松见报，报道时效赶上了日报的时效！这个报道最好的地方在预见性，在其他媒体都报道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打了提前量，抓了这样一个报道，也是《南方周末》的一个独家报道了。报道反响也很大，当时几家门户网站都挂了头条。这样一个猛料出来就是靠一个看似不太核心的信息源，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步一步地顺藤摸瓜，摸到核心信息源。我们基本上好多报道都是这样，去之前可能也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找谁，记者就会发动自己的关系和报社的资源，报社帮他一起找人，慢慢地就会找到。问：我想通过实例谈一点我的困惑。这个实例就是“农民上楼”的问题。山东的“农民上楼”在全国来说是探索比较早的，我和报社的几个同志也较早参与到相关的报道中来了，2008年开始，前前后后加起来历时三年左右。在采访中我们确实感到绝大部分农民是欢迎“上楼”的，但是，100个人，如果有90个人呼吁“上楼”，有10个人不愿意“上楼”，我们的报道、评论该怎么做？我看到，很多媒体，不乏一些在公众中很有影响的媒体，不选90个人的意见而是选10个人的意见进行报道，一系列评论和专家观点也都根据这10个人的意见进行评论，观点很尖锐，很吸引读者，但恰恰忘了那90个人的利益，这合适吗？答：你刚才举出的这个问题，是所有从事评论或者从事新闻报道的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终极问题，就是客观和锐利的问题。我的看法，首先，从职业角度来讲，新闻也是有分工的，这个人是干记者的、这个人是干编辑的、这个人是干评论的，不同的分工角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