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成功人士的T型台背景介绍《对话》节目中央电视台经济部2000年7月全新改版之后推出的一栏演播室谈话节目,每次时长60分钟,是中央电视台目前播出时间最长的严肃节目。《对话》节目作为一档谈话类节目,已经存在了十余年,如果说有什么电视节目能让talkshow这种移植到中国不久,上升势头已经略显疲态的电视节目形式在2001年大放异彩的话,那就是《对话》,正因为有了这档节目,2001年成为了对话年,《对话》在中国热播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电视节目本身,当传媒的触点已经链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社会精神末梢的时候,它所引爆的是整个时代的回响。这档谈话类节目由突发事件、热门人物、热门话题或某一经济现象导入,捕捉鲜活经济事件、探讨新潮理念、演绎故事冲突,着重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对话》通过主持人和嘉宾以及现场观众的充分对话与交流,直逼热点新闻人物的真实思想和经历,展现他们的矛盾痛苦和成功喜悦,折射经济社会的最新动向和潮流,同时充分展示对话者的个人魅力及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就文化价值而言,《对话》节目把自己整体,宏观的切入点表述为这样三点:一是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嘉宾,二是经济前沿里有价值的思考,三是创造性的表现方式。就收视率而言,《对话》是成功的,这不仅仅是有目共睹的感性认识,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对话》栏目的首播时间为每周日22:05,重播为周二23:30、周六8:00、周日10:00,针对的目标收视群体为: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中央电视二台选择在这样的时间段来播出《对话》节目,实现的是两个零的突破:一是以往中央电视台二台在晚上23点以后收视率基本为零,二是广告收入在这个时间段也为零,但是,这些记录都一一被《对话》所打破,而且,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对话》的收视率就由最初的0.25%翻了四倍,上升到1%,甚至各类分析电视节目的形态报告都一直在关注《对话》是怎样凭借不到1%的收视率把自己的广告时段卖出一个天价的,而围绕这个1%产开的认同,自豪,向往和憧憬都为这个节目维系了一批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的忠实追随者。但到如今,《对话》的收视率一直维持在0.6-0.7之间,《对话》的收视率并非特别稳定,但《对话》的前制片人王利芬(注:《对话》现制片人为陈红兵段庆红)一直明确表示,《对话》作为一档生存时间长的栏目,有其独特的魅力,并不担心曲高和寡,只要能够得到锁定的目标观众群体的认同就可以了,虽然其收视率相比起其他综艺类节目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其广告销售率在中央电视台一直是最高的。我之所以选择《对话》栏目,不仅仅是因为其栏目的独特魅力,更多的是,其栏目不遗余力的致力于为新闻人物,企业精英,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和投资者们这些成功人士提供一个交谈和对话的平台,我们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商业精英,是《对话》这档栏目,让我们接近了他们,听他们讲述着成功的故事。在全球冷热变幻风云突变的今天,这档栏目一直都为我们和精英人士之间拉近着距离,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模板,也展现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过去,这个平台也许更多的是给娱乐明星和综艺艺人们,而现在自从这档节目的播出之后,这俨然是一个商业精英们的T型台。文献回顾《“大众化“与”新形态“——关于电视经济节目变革的对话》关于其电视节目形态的回顾:“对话是脱口秀的形态,只要是对传播经济有用,任何电视形态都应该接纳和采用,而现在对于《对话》的争论点,一点是到底是做话题还是做人物,另一点,到底是做新闻人物还是做精英人物,就话题来说,话题是一个逻辑性的东西,一层一层的,而电视涉及到主题就特别痛苦——话题实际上是一个主题谈话,就谈话节目本身而言,可以借鉴的手段相当多,而就任务来说,谈话节目,是一种讲故事最好的方式之一。而就人物而言,《对话》想做的,仍然是新闻人物,哪怕是精英,也是精英正身处着某一件新闻事件而言的,好比金庸上了《对话》栏目,并不是要做人物专访,而是因为他写的《笑傲江湖》拍成了电视剧收视率飙升这一事件来到《对话》栏目展开的人物访谈,而非他本身。如果请了王家卫,也是因为《花样年华》正在热映,每一位请来的精英人物,都是有理由的。《CCTV对话》,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对话》栏目组,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关于其借鉴文化理论的回顾:以对话形式出现的电视节目非常多,竞争也非常激烈,《对话》将核心竞争力确认为:时代前沿的思考,重量级嘉宾,创作性的表现形式,做节目和经营一种产品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节目的目标观众群体。而《对话》节目,主要定位在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种高度之后,由社会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不断扩张,使其他地方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处境艰难,但任何一种综艺文化,若过分突出其中的某一部分,必然造成整个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承载精英文化分子的知识分子可以考虑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利用多种途径实现精英文化的附属,《对话》栏目坚守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针对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秉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对话》不仅仅请到的都是重量级嘉宾,而且在挑选现场观众时也已高层次,高素质为一条重要原则,使整个节目呈现出一种精英主义情结。相关书目:《网络新闻学》,杜骏飞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电视策划新论》任金州主编,程鹤麟、张绍刚编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走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台长、专家访谈录》,龙耘朱学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对话》栏目的引申和论述就叙事方式来看:所有的谈话类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那就是它强烈的叙事性,每一段叙事,都有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谈话这种形式本身带给观众的印象可能包含着平等,沟通,倾述,发泄等,但谈话的内容,却都富有着强烈的故事性。故事是谈话节目阐发的意义的载体,通过故事反映问题,通过故事引发讨论,故事承载着讨论的起点和归宿。而《对话》节目,也是在讲故事,遵循着这样一个架构:关于嘉宾的介绍,讲述嘉宾的故事,围绕嘉宾和他的故事展开讨论。而话题性的谈话节目更是从讲故事开始:讲述一个故事,引出话题,介绍和话题相关的嘉宾,讨论话题。这些结构,恰好说明了讲故事在中国目前的谈话节目中的重要地位。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而谈话节目的叙事特点,就是从悬念建构出来的故事性。一般说来,就如上述文献所提到的,人物类的谈话节目收视率会高于话题类的谈话节目,因为人物本身的未知元素构成了叙述的悬念,就好比《对话》栏目中邀请的嘉宾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个悬念,与其说让他们讲故事和道理,不如是我们通过这档节目了解了更多关于他们背后的故事。而就讲故事的本身叙事方式而言,故事的叙事方式在电影,电视剧,和谈话节目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悬念,细节,铺垫,重复,冲突,高潮等。这些不仅仅是故事片的专利,也可以在谈话节目中派上用场。只是目的不同的是,谈话节目是希望通过故事来引出话题或者是说明话题,故事是节目进行下去的一个辅助成分。只是从故事的表现形式来看,故事片是靠演员,非职业演员来扮演角色,故事一般不是发生在表演者自身身上,谈话节目无需扮演,它是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件的反应,对于《对话》节目,往往是紧跟热点和实事的,就其本质就是一档故事的开始,因此都是真人真事。从故事的设计上来看,故事片的剧情是预设的,在拍摄之前就知道故事的脉络和走向,结尾也是封闭的,谈话节目的内容是未知的,中间充满变化和意外,结尾是开放的,最后能发生什么,我们永远也不能预料,更多的时候,这档节目只能表示当时主人公的心情和变革。从结构形态上来看,故事片的故事是连续的,完整性的,谈话节目的故事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在现场,为了表现人类生活,故事片和谈话节目是互补的,谈话节目和故事片在题材和图像等表现形式上都享有者同等的地位,单纯的现场谈话容易给人以疲劳感,而适当的补充一些事先拍摄的带有纪录片和故事片双重特性的小短片,则可以调节现场的气氛,有助于叙事节奏的调整,而且,《对话》节目讨论的问题都更为深度和独特,人们习惯上采用议论的方式进行谈话,议论容易使现场陷入僵局,而补充一些故事性的叙事,不但可以使谈话更加生动活泼,在放慢节奏的同时,也有助于观众理解谈话的中心议题,此外,在叙事方式之外,《对话》栏目也会采用一些辅助手段,来活跃现场气氛,有一期节目,甚至是以一段轻快的快板作为结尾。就符号来说:电视艺术符号是整个艺术符号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以直接诉诸人们的听觉与视觉的形象出现,引发了人们的审美联想,而像电视画面这一类的图像符号似乎自动的具有着自然性,因为画面和现场视觉有一致的关系,就这点来说,符号是电视图像意义的生成。在《对话》的栏目当中,从节目的包装,从节目带来的简明扼要的视觉效果,没有花里胡哨的貌似其他综艺节目的编排,也没有像其他谈话类节目一样撒的催泪弹效果,这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美学。在当今符号学狂轰滥炸的局面之下,信息被源源不断地复制,于潜移默化之中“填鸭式”的迫使人们在不同的层面对它们给予了高度关注。《对话》节目,其也具有一定得符号性,在如今电视节目已经终结了精英文化一统天下局面,成为大众文化带有人的情况下,种种符号暴力袭来,但其栏目始终代表着“精英文化”,保持了自己的符号性和能指性。从电视语言符号的能指倾向来看,在当下的电视语境中,电视话语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对意义深度的消解,浅表化,能值化已经成为现实,对所指的疏离意味着队能值的青睐,强化视觉冲击,制造能值快感是当下电视语言的流行特征。各类的综艺娱乐节目当中,现场闪烁的灯光,现场的哨声,口号,怪异的音效声,在后期制造中加进的音响效果以及每隔几秒出现的特技,字幕等等视频效果,都在疯狂的制造着一种能指的诱惑。这也涉及到节目的受众者问题。还是回到正题,《对话》这档节目,就其本身定位,就是一种电视中的“精英文化”,本身便又曲高和寡之意,针对者也都是社会部分精英分子,但纵使曲高和寡定位高雅,其电视制作实际都是根据观众理论休克的接收状态来设计自己的电视语言的,即电视人以何种能指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并保持观众的注意力。因此,《对话》这档栏目也做了调整和改版,早前的主持人是沈星,也打着美女主播和主持人的旗号,请的人物也多是具有爆点和密切联系当今时事的,只能说在符号能值的倾向中,这档节目在往高级化拓展,视图挖掘深度,但其本质,仍然是一档综艺节目,只是做给精英人士们看得一档综艺节目。但对于电视节目的本质来说,就不是追求深度的,其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狂轰滥炸和缩影。从电视话语权这个角度来看,电视媒体的话语权指的就是电视媒体所传播信息内容所隐含的价值观以及所起的现实作用,电视,本身就是传媒权利实现的主要和基本途径。从前面对电视文本的符号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利的工具,所以,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本质一方面体现在它作为话筒传达统治阶级的意志,对大众进行思想灌输,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其本身便是意识形态。从一定程度上说,电视媒介的权利主要体现在电视媒体实施权利的方式,电视媒体本身没有权利,更多的只是通过舆论的影响在陈述客观事实。《对话》栏目一直在央视存活的时间如此之长,广告销售费一直价值不菲,其实同它的舆论影响力也是密不可分的,其采访的都是高端人士和精英人士们,受众者们也是社会精英们或者准精英。近期做的话题,不管是“再问三峡”,或者“打开一二五”“打造中国心”,其本质也都是在精英人群中造成一定的舆论影响,从而达到某种影响力或者目的,只是这种目的可能是嘉宾本身的目的,可能也是栏目组或者政府的目的,总之,就这点上来说,电视节目们都是一种传播工具和一种统治者们用来宣扬思想的“喉舌”就文本来说:《S/Z》当中,罗兰巴特将文本分为“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两种类型。可读性文本往往采用经典性叙事模式,而可写性文本则往往采用后经典型叙事,而体现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目前国内相当多文本都采用经典型叙事模式,从《实话实说》,到《艺术人生》,《对话》节目也如是。经典叙事模式与权威话语结合紧密,往往以完整的,稳定的结构,典型的主题表达确定的故事,确定的意义,其叙事是建构性的,较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