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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教案课题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演变解读课时2教学目的与要求1．了解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发展历程；2．把握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功能拓展；3．要求能够对某广播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的历史、功能演变做出分析。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重点]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形态变迁。[教学难点]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功能拓展。教学过程主要内容及步骤备注本节从中国深度报道发展历程入手，勾勒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互动格局下的深度报道的节目形态、报道功能的演进过程。一、从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发展历程看节目形态变迁与纸质媒介相比，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最初的影响力较弱，但很快就迅猛发展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3年，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一）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初创期——试图突破报纸有声版和“形象化政论”，探索广播电视传播特色（二）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大发展时期——广播电视深度报道节目形态日趋成熟（三）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成熟时期——节目形态日趋多元二、从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发展历程看节目功能拓展考察我国深度报道必须关照一个大的背景：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全方位转型之中，变革社会要求深度报道功能不断拓展以应对社会需要。在经历思想启蒙、解疑释惑、舆论监督、观念引导等功能叠加之后，当代中国深度报道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从观念引导到文化重塑。（二）从解疑释惑到全方位信息服务：当代中国深度报道已经从最初的解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分析社会热点现象发展到全方位的生活信息服务。人们越来越关心社会的健康、稳定、富足，更关心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问题。（三）从舆论监督到社会预警：深度报道的舆论监督功能最具中国特色的是，中国传媒进行的舆论监督不仅是代表公众利益对权力机构的监督，也是帮助政府机构了解社会问题的窗口，甚至有时会成为到高层领导决策的重要依据。（四）从沟通“上下”到协调社会。社会分层问题向新闻报道尤其是深度报道提出了以下几个挑战：1.深度报道要关注与阶层利益冲突有关的领域，如公共政策、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2.报道中不能有传媒歧视，要成为各阶层良性互动的平台。授课效果分析总结讲稿第二节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演变解读自近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以来，新闻报道的报道理念、报道方式、报道体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以新闻体裁为例，为适应社会不同需要、适应不同报道目的，出现过很多品种，如：新闻特写、新闻述评、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环境、传媒技术的不同，各种报道形式是各领风骚的。如解放区报纸上的通讯曾经大量采用小故事形式：有头有尾，有情节，有人物活动。这与解放区报纸的主要读者对象特点有关。同样的现阶段中国深度报道作品所呈现的种种特点，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以及受众的切身状况、媒介现实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本节从中国深度报道发展历程入手，试图勾勒出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互动格局下的深度报道的节目形态、报道功能的演进过程。一、从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发展历程看节目形态变迁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深度报道”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普及开来的，但深度报道类作品并非“舶来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黄远生的《北京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以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以黄远生的通信为例，他的作品“不像纪实通讯那样平实地报告一件事，而是围绕一个新闻事件，提供大量的背景材料，揭示事物的本质，分析其利弊得失，预示其发展趋势，不仅报告‘是什么’、‘怎么样’，重点在揭示‘为什么’。黄远生善于分析和综合材料。在他的解释性通讯里，材料不是杂论无章各不相联的片断，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有条有理；也不是观点加材料，油水相离，而是把观点和材料水乳交融在一起；也不是像上个时期叙中加议或叙后加评的消息那样，而是边叙述边分析。”从这些特点看，黄远生的通讯作品就是今天所说的深度报道。当然这些早期的深度报道作品只是深度报道的雏形，新中国深度报道出现于1978年改革以后，勃兴于80年代中后期。80年代的深度报道发端于报纸媒介，从社会大背景看是改革开放新时代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呼唤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的必然结果。当初《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们所写的一些优秀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长江漂流系列报道》、《遗弃女婴事件连续报道》、《关广梅现象》等等，掀起了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一个高潮。与纸质媒介相比，中国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最初的影响力较弱，但很快就迅猛发展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3年，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一）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初创期——试图突破报纸有声版和“形象化政论”，探索广播电视传播特色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播电视开始了“自己走路”的适应媒介特点的探索之路，逐渐摆脱报纸有声版和“形象化政论”的束缚，真正“走自已的路”。当深度报道出现在电子媒介中，其形态直接受到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符号的制约，以节目、栏目的称谓出现。从80年代开始，广播电台开始将一些新的节目形式融入到深度报道中，如对话体的专题、述评，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报道形式也被普遍采用，由“为说而写”逐步过渡到“以说为主”。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中国第一个述评类的深度报道节目《观察与思考》。最初《观察与思考》不定期播出，主持人与记者通常是一个人，一年以后，主持人和记者分开，职责也明显分开。1987年《观察与思考》设立为固定栏目，并设固定主持人肖晓林，在每周星期日晚上黄金时间播出一次。1985年广东电台创办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珠江模式”推出主持人板块节目，1987年1月，中央电台开办新闻杂志节目《午间半小时》，符合广播传媒规律的节目形态日益普及。在此期间，地方电视台、电台也出现了很多深度报道节目，如北京电视台《18分钟·经济仕会》，广东电视台的《社会聚焦》等等。其中上海电视台在1987年7月推出全国第一个电视新闻杂志节目《新闻透视》。这些节目开始尝试使用现场同期声、记者采访等电视手段，大大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二）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大发展时期——广播电视深度报道节目形态日趋成熟进入90年代，以中央电视台为龙头，广播电视深度报道进入大发展时期。1993年5月1日杂志型栏目《东方时空》开播，节目总长40分钟，包括四个小板块，每日一期并重播数次。《东方时空》创办之初分为四个小栏目：《东方之子》、《金曲榜》、《生活空间》、《焦点时刻》，每个小板块各设一个主持人，其中《金曲榜》是音乐节目。1996年《东方时空》改版之后，去掉了《金曲榜》节目，成为真正的新闻杂志节目。“加强了主持人的作用地位，小板块不再设主持人，由一位主持人总体连贯，并穿插主持人言论，给主持人以发挥个人魅力的空间，使其作为新闻杂志型栏目的面貌更清晰。”《焦点时刻》是这个新闻杂志节目中的深度报道。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每晚黄金时段推出13分钟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开述评式深度报道先河。1996年5月27日《新闻调查》节目开播，节目定位为调查性深度报道，融社会性、故事件、调查性为一体设记者型主持人。5月17日，《新闻调查》播出第一期节目《宏志班》。“双机拍摄、记者现场采访、现场评述，对事件多角度分析、问题调查层层推进——从形式到内容，《宏志班》呈现出独特的形貌。”创办者对它有这样的期许：容量更大，更有深度，更为客观、系统、权威。至此，中央电视台深度报道节目形成了纪实性、述评性、调查性三大基本类型。199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开播，每天早7点，节目时长20分钟。《新闻纵横》开“记者型主持”的先河，出了编、采、播合一的模式，不设主持人，不用播音员，完全由记者自己播报，谁采谁编谁播。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说．作为“国家电台的新闻性节目或称评论性节目来说，这种表达风格却是一种突破”。记者们不那么嘹亮、标准的播报带来了现场感、真实感、亲切感，这一形式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受到好评。节目内容方面，这段时期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更重视互动性，正如涂光晋教授所说“这类节目中前馈与反馈方式的引入，如《焦点访谈》中的《焦点回声》、北京电视台《点点工作室》小的《声音》等，也使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功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与良件循环。”至此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基本类型、报道方式、节目包装、主持人和记者的定位都已比较成熟。这一时期，深度报道在广播电视专题、广播电视评论节目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首先以评论为例，在各台评论部的节目设置比例中可以明显感到深度报道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评论类节目由评论部下署的《新闻纵横》和《每周评论》承担，其中《纵横》是每日播出、节日长度20分钟，带有本台评论性质的《每周评论》每周播出，节目长度5分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下属《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其中《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以及《焦点访谈》与《新闻纵横》一样，都属于述评类节目。这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虽然被称作述评，但报道实质更接近深度报道。原《新闻纵横》节日主任蔡晓林将这类报道定义为专题性质的广播电视评论类节目。他提出：“专题形式的广播电视评论类节目的政论性是直接服务于节目所披露的事实的，它既可以是画龙点睛式地直接破题，也可以一言不发地融政论于整个事件的披露过程，音响、画面不动声色地为政论服务。”另一方面从每年中国广播电视奖的评论类参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述评式的深度报道在参评的评论类节目中占绝对多数。如1997年的广播新闻评论、述评、新闻分析等评论节目各种体裁中，述评独占鳌头，夹叙夹议的述评占了全部送评节目65%以上。1999年的评论类作品评析中，有关专家根据当年稿件的这种特点，再次指出广播述评数量较多的原因：“广播评论对事件和现象交代更为清楚详尽，采用一边叙述一边评议的手法，这也正是广播评论多数以述评形式出现的原因，成为广播评论的独特风格。”这种状况的出现，究其原因：一是较具体形象的述评更适合广播电视受众的接收规律。广播电视线性的非实体性的传播条件缺陷必然导致评论形式的变化，由完全抽象、概括的议论演变为从具体、生动、典型的事实中阐述理念。各台的实践说明：夹叙夹议，从具体到抽象的评论作品更适合广播电视特点，更能发挥广播电视评论的功能。二是广播电视节目往往是以栏目为基本单位，栏目有固定标识、固定播出时间。如果一档评论节目每天定时播出，就很难做到一天一篇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相对地以刚刚发生的具体事件为依托的报道方式更适应电子媒介的播出状态。另一方面，如果仔细分析历年广播电视专题获奖作品及其评析文章也可以发现：广播电视专题的思辨性越来越强，呈现出明显的深度报道特征。如1997年的广播专题获奖作品评析：“强调新闻专题节目的专题特色，就是不仅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还要让人们知道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如何看待它的各个方面，其目的在于使作品主题鲜明突出，报道的内容详细、完整、生动、具体、感人，达到深层的传播目的。”《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1999年度新闻佳作赏析》：“广播新闻专题是借鉴报纸的通讯这一新闻体裁发展而来的，它实际上是除消息、新闻评论之外的一切新闻报道体裁的总称，在使用中非常灵活。它既可以详尽报道人物（人物专题）、事件（事件专题）、情况（概貌专题），又可以进行深入的背景介绍、解释、分析（研究性专题）；既可以记叙、描写，又可以议论、抒情；既可以采取口播报道、录音报道、现场报道等形式，又可以数种形式相结合。”“从本次获奖作品的情况来看，目前的广播新闻专题已经摆脱了以往单一的播音员播报的形式，向着主持人串报+现场录音+记者述评的方向演进。”这些分析表明当时参评的广播新闻专题节目，无论从报道形态还是报道内容，都带有明显的深度报道的特点，如1999年的获奖作品评析中提到的“主持人串报+现场录音+记者述评”，可以明确感到这种“广播新闻专题”起码在形式上与广播述评是一致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广播电视专题选材报道触及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样有关。广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