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资料第二讲]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党史资料第二讲]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国共合作的大革命(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1924年至1927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更不可能把革命引向胜利。从这种情况出发,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也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一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所以孙中山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这个党已经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容许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并且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认真考虑和选择的。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取何种方式,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是实行“党外合作”。尔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这也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合作形式。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经过反复讨论和马林的说服,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在国民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改组的前提下,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合作,以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次会议是党从主张采取“党外合作”改变为实行“党内合作”的转折点,它揭开了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实际走上国共合作的第一步。西湖会议后,党的领导人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大会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怕独立性。至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确认。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最终确立。国共合作对两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这样做,使共产党有可能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对于共产党来说,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有利于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加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和发展,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共合作的建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从1922年9月开始筹备。孙中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加入国民党后,便着手准备改组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并与苏俄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定联俄政策。2月,孙中山依靠滇、桂军阀的支持,把陈炯明赶出广州,重新取得了在广州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及其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怀着同中共合作的真诚愿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情怀和巨大的魄力,排除种种障碍,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果断的措施,同反对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保证了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1924年1月,正式改组国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还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确定于他对中国革命的出路作了新的思考之后,其目的是通过联合共产党改造和推动国民党。对于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抱有高度的诚意和坚定的信念。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情况的复杂,尽管孙中山对实行国共合作是坚决的,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在会议讨论章程草案时,对于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问题,依然有人提出不许跨党的提案,企图加以阻挠,但终被否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为大会所确认。孙中山于议决之后,又作了许多说服解释工作,并以强制的措施贯彻落实。2月6日,他曾警告冯自由:“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照党章就要受到应有的处分。正是由于孙中山坚决实行联共的主张,因而国共两党合作得以实现。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二、大革命的兴起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很快改变。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工人部,各地执行部和地方党部也都设有工人部。不少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工人部中担任要职。中国共产党除了直接发动和组织工人,还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开展工作。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首先出现工人运动高潮。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表现了中国工人为中华民族争自由、争平等,反抗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的起点。此后,工人罢工斗争在全国展开,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其中有邓中夏、向警予领导的上海南洋烟厂7000多工人罢工,中共领导下的湘潭锰矿工人和九江码头工人罢工,汉口8000多人参加的人力车夫罢工,苏州10000余人参加的机器工人罢工,浙江余姚10000多人参加的盐民罢工等。由于冯玉祥表示同情革命,给北方工人运动的恢复造成了有利条件。山东、河北、北京、抚顺等地的工人纷纷罢工,多数取得胜利。1924年2月7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多人。大会制定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在各地逐步恢复了被封闭的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恢复,并在郑州召开了代表会议。在工人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广东的海丰、陆丰、顺德、广宁、花县以及广州市郊区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省的农民组织相继建立,农民运动不断发展。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自1924年7月起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4年10月,北方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这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分子于1924年6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遭到孙中山的严厉谴责。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以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时有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这表明,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但这次大会对如何争夺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各地更加高涨起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开展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的四大成立了由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组成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此后,在中央职工委员会组织领导下,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起点的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兴起。当时的上海有工人8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二分之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有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剥削中国工人。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内外棉八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并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先后卷入罢工风潮的有22家工厂,40000多工人。由于当时棉纱价格很贵,日本资本家为了减少损失,被迫让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一些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23000多人举行大罢工,历时22天。他们在党的领导和上海工人的支持下,也取得重大胜利。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5月1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林伟民、刘少奇分别当选为委员长、副委员长。随着世界市场发生棉贵纱贱的变化,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