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2011-5-16摘要：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中国经济周期在近年来出现稳定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其根源不在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而是在于具有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功能的“中国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共同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从政府间关系层面看，财政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能力，有利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从政企间关系层面看，新型国有企业的大量涌现克服了一般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遇“冷”则过度收缩的缺陷，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传递渠道。关键词：“中国模式”，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财政分权，新型国有经济体系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达到8.7%，到2010年上半年跃升为11.1%，经济增长重新走上快车道。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企稳，走出一个“V”字型反转态势？对此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应归功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然而本文发现，与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现象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已然趋于下降。如下图所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在1960年前后最大，改革开放后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之前，2000年后的波动幅度又进一步小于之前。中国经济周期已然出现了明显的稳定化趋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转变。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因而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事实上，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早在“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十一五”规划更是提出了系统化的理论和方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共识，但经济转型方案在现实中一直难以有效地推进。究其原因，经济转型方案容易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当经济转型与经济稳定二者在短期内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形时，现阶段国情决定了经济稳定将是更加优先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稳定是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短期和长期均能与经济稳定兼容的方案才是真正的良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扬弃“中国模式”的过程。由于“中国模式”与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之间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在扬弃“中国模式”过程中的取舍问题，必然关系到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进而关系到经济转型本身。本文的主要目的，旨在研究“中国模式”与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之间的内在关联，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企稳，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成因是什么，“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二近年来研究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周期关系的文献，主要是从财政分权、参与型体制和弱制度三个方面展开。由于个体决策的易错性和个体决策水平存在差异，从全社会看，个体决策行为具有随机性。随机变化的个体决策行为对宏观经济而言是一种冲击，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Sah（1991）从决策易错性角度讨论了组织结构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决策行为也具有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不仅取决于个体决策的随机性，还取决于社会组织的结构。高度集权的组织作出好决策和坏决策的可能性都远高于分权程度高的社会，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部分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分权程度。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亚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表现往往都是糟糕的。Sah&Stiglitz（1991）对Sah（1991）的研究进行了补充：集权程度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正相关，最优和最差决策均出现在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并且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其政策波动性更强。Almeida&Ferreira（2002）在整合Sah（1991）和Sah&Stiglitz（1991）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验证了组织分权和经济周期波动幅度之间的关系。Mobarak（2001）发现当政治精英在可供选择的政策上具有不完美信息时，政治决策结果的方差是分权程度的函数，并且政治决策结果的方差随着分权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如果个体偏好存在差异，政策和产出的方差在具有广泛认同的社会中通常较小。Nishimura（2006）从决策易错性和公共品互补性两个方面展开研究，认为在政府提供同样数量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高的经济与财政分权程度低的经济相比，前者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更小。Akaietal.（2009）在Nishimura（2006）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经济稳定的关系，通过运用美国五十个州的面板数据，证实了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方差之间呈现的显著反向变动关系，并且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具有稳健性。社会成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处于某个决策系统之中，其余的全部成员处于该特定决策系统之外。对于处在特定决策系统中的社会成员，改变分权结构将对经济稳定性产生影响；而对于那些处在特定决策系统之外的社会成员，参与型体制将影响其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程度，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参与型体制在政治活动上的制度安排，表现为民主制度。在经验证据方面，Rodrik（2000）运用跨国截面数据发现，参与型政治体制下的社会，其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解释这种现象时，他强调了局部知识（localknowledge）的重要性，认为一个理想的制度安排能够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并最大化局部知识，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而参与型政治体制能够激发公众的合作意愿，减少社会冲突，并实现经济的相对稳定。Rodrik（2002）认为那些缺乏民主制度的经济体与具有民主制度的经济体相比，更容易产生金融动荡。政治精英们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和民众意愿，照搬外国的制度框架和教条，既破坏了经济的自主性，也容易导致经济波动。Quinn&Woolley（2001）在研究民主制度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由于选民相对于政治精英而言更加厌恶风险，选民将用选票惩罚政府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的拙劣表现。在具备良性政治竞争制度安排的条件下，中间选民的风险规避行为保证了民主程度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稳健关系。参与型体制在经济活动上的制度安排，通过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来影响总量经济的稳定。Rotemberg&Woodford（1992）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放大了总需求冲击，并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及时地调整价格，而企业及时调整价格的行为则改变了其他需求冲击的影响。Philippon（2003）的研究发现，与宏观经济稳定化趋势相对应的是企业层面的竞争在加剧，市场竞争程度放大了异质的生产率冲击，市场竞争因素部分地解释了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的趋势。此外，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及时地调整产品价格，从而宏观经济面对总需求冲击时更富有弹性。通过模型校准，该文发现，市场竞争因素降低了40%的需求冲击影响。Comin&Philippon（2005）的经验研究还表明，放松行业管制、促进行业竞争程度，可以降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一个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局面往往伴随着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那些扭曲的宏观政策也折射出“弱制度”的特征：政治制度无法有效地约束政治精英，缺乏投资者的产权制度，腐败横行，以及政坛动荡等。Rodrik（1999）构建了一个包含外部冲击的理论模型，从弱制度方面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原因：外部冲击加剧了国内冲突，那些存在弱制度的社会在面对社会冲突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宏观经济具有脆弱性，面临着崩溃的风险。论者的经验研究还发现，在1975年以后经历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国家，基本上都存在诸如种族割裂等弱制度。Acemogluetal.（2003）在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波动进行分析时发现，制度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稳健的关联，“弱制度”是经济波动的根源。在控制住制度的影响后，除了汇率政策，“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促进经济稳定的效果十分有限。弱制度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机制包括：（1）弱制度社会缺乏对统治者的有效约束，统治者在权力更迭的过程中强行实现资产和收入再分配的行为将导致经济波动；（2）弱制度社会中的政治斗争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恶斗加剧了经济不稳定；（3）经济人之间所依赖的信任将随着外部冲击因素而瓦解，并影响总产出；（4）合约在弱制度社会中显得无效，经济人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5）为了不断迎合不同的选民，保住政治权力，政治精英往往出台多变的宏观经济政策；（6）弱制度社会中的企业家，倾向于选择那些可以快速撤回资本的行业或部门进行投资，“短、平、快”的投资行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上述文献对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研究无疑具有借鉴意义，而且能部分地解释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原因。然而，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又都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文献将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的变化或归因于财政分权，或归因于参与型体制，或归因于制度的“由弱变强”。事实上，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财政分权、参与型体制或者制度的“由弱变强”，而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三为了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成因，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数据分为两个样本区间：1952-1977年，1978-2008年。采用Hall（2005）的测度方法，用各组成部分对实际产出协方差的相对变化程度表示其对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贡献度，通过对这两个样本区间主要宏观时间序列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直接原因。如下表所示，实际产出各组成部分波动幅度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均有显著的贡献。投资在一阶差分、BP滤波和HP滤波方法下分别贡献了63.99%、66.18%和62.92%，进出口分别贡献了28.37%、28.15%和29.68%，消费分别贡献了7.64%、5.67%和7.40%。投资波动幅度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贡献最大，具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贡献了25.08%、21.93%和31.46%，存货投资分别贡献了38.91%、44.25%和31.46%。投资行为的稳定化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直接原因。要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原因，需进一步对我国投资稳定化趋势的成因展开分析。在导致投资波动的诸多原因中，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财政刺激方案的有效性也唯有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才能得以显现。与投资过热相伴随的往往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地方政府争相为辖区企业提供环境保护、劳动用工、税收、贷款、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地方政府所提供的这些政策优惠赋予了辖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使得企业家成为投资的风险偏好者，并导致企业患上严重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症。通过这些政策优惠，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种类型企业均能以大大低于正常市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代价获取各种资源，从而大规模地进行低成本的投资扩张。那么，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内生于独特的“中国模式”之中。“中国模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模式；三是渐进与梯度推进的改革模式；四是财政分权与区域竞争的区域发展模式。更进一步看，“中国模式”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关系，即政府间关系和政企间关系，并且“中国模式”具有两大内核，即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前者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后者涉及政府与企业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中国模式”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已形成共识，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财政分权与市场化的双重过程。一方面，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改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把很多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以“财政包干”为主要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与中央政府分享财税收入，地区的财政收入越高则地方政府的留存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