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ofTranslationTheory翻译理论简史TeachingPlanTeachingContents:1.Anintroductiontowesterncountriestranslationtheoryandhistory1.AnintroductiontoChinesetranslationtheoryandhistoryTeachingAims:TomakestudentsgetthegeneralideaabouttranslationtheoryandhistoryinwesterncountriesandinChina.TeachingFocus:ThedevelopingprocessoftranslationpracticingandtheoryinwesterncountriesThedevelopingprocessoftranslationpracticingandtheoryinChinaTeachingMethods:teacher-orientedlecturingDiscussion(groupwork,thenclasswork)TeachingApproaches:Multi-mediaaided.TeachingProcedures: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回顾翻译理论的发展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据载,西方翻译理论史肇始于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修辞学和翻译家西塞罗,我国的译论史则起于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家支谦,距今亦有一千七百来年。面对如此悠久的翻译史,无论作为一名学者还是翻译爱好者,研究翻译首先要对古今中外的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加以了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简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翻译史的著作。全书按照历史分期排列,分别介绍了每个发展时期西方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发展史。(一)西方翻译实践史(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一)西方翻译实践史在西方,翻译实践活动比翻译理论开始得更早。在历史上表现为六次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以翻译介绍希腊戏剧作品为主要表现形式。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可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第二次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其中以《圣经》翻译为主要表现形式。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中世纪中期,即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在西班牙的托莱多,把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一)西方翻译实践史第四次翻译高潮为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到古代和当时的主要作品。第五次翻译高潮为文艺复兴后,翻译近代与当代的作品为一大特点。第六次翻译高潮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主要特点:首先,翻译范围的扩大,科技、商业领域也成为翻译领域。其次,翻译规模扩大,出现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从事翻译。另外,翻译的作用为以往所不可企及。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有很大变化和进步。其中包括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发展机器翻译。(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西塞罗是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他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他认为“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围绕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断的线贯穿起来。在古代,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以及有关语言符号理论。(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中世纪,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但丁的“文学不可译”。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的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良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在十七至十九世纪,巴托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德莱顿的“直译”、“意译”、“拟作”的翻译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泰特勒的优秀译作的标准和“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施莱尔马赫的口译与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阿诺德的“翻译荷马必须正确把握住荷马特征”的观点。(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二十世纪,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雅可布逊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类别;列维的“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种作决定的过程”;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显示的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弗斯、卡特福德的翻译在于“谚语环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奈达的“等同的读者反应”和“翻译即交际”的理论。(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文艺学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为古代戏剧翻译家泰伦斯、现代翻译理论家(捷克的)列维和(苏联的)加切奇拉泽。讨论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的利弊,分析翻译的目的和效果。强调尊重译语文化,讲究译文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缺点: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从宏观上强调译品的艺术效果,不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使用技巧问题,忽略非文艺作品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翻译中的非创造功能。(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语言学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为奥古斯丁和结构语言学派。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语言的饿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语语义对等的译文。缺点:不注重作品的美学功能,忽略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理论分析只局限于单个的词、句子或语法现象,忽略话语结构。中国翻译史的阶段划分关于中国翻译史的阶段划分,目前尚无定论。这里介绍三种划分方法,以供参考。第一种划分是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按照翻译实践的高潮将五四以前的翻译史分为佛经翻译、耶稣会士与士大夫的科技书籍的翻译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中国翻译史的阶段划分第二种划分是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史稿》将译论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译论四个部分。古代翻译史其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朝乾隆初年《番清说》为止。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的理论。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主要研究鲁迅、瞿秋白、林语堂等人的译论及其译作。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著作和译作不仅来自老一辈的翻译家和文学家,还包括海外华侨和港、澳、台三地的广大翻译工作者。中国翻译史的阶段划分以上两种分类都采用了历史学分期的方法。蒋童在“中国传统议论的分期与分类”(《中国翻译》1999[6])一文中认为,传统译论的划分应该以传统译论本身发展的线索为依据,因为如果以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为分期的依据,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得到了要领。因此我们按照这种分期的方法来了解一下传统译论的发展阶段。第一时期为发生期(184--1111)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手段。佛教传播时的译经活动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据胡适《白话文学史》统计,译经达15000卷以上。相比之下,佛经翻译理论的数量和分量都显轻。尽管佛经翻译理论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综观前后,涉及的面是较广的。这一期间佛经翻译理论主要讨论了翻译的“难”和“失本”,翻译的各种方法(“文”“质”“厥中”),译者的修养(八备),翻译的“辞体”、“语趣”,译名问题(名实,音义同异),翻译批评和组织问题等等。第二时期为发展期(1584-1898)这一时期包括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士大夫的科技翻译论(1584-1724)以及近代翻译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士大夫中以徐光启、利马窦、李之藻等人为代表,主要讨论翻译的目的、功能以及迫切性。他们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超胜”。第二时期为发展期(1584-1898)近代是救亡的时期,也是启蒙的时代。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以爱国主义为主要特点。例如: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智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这之后便出现了洋务运动。本着“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宗旨,洋务派在输入外国工业,制造船炮的同时注意改革教育,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引入了不少国外的科学书籍。当时最著名的翻译机构是京师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这时候著名的译员主要有徐寿、华衡芳、李善兰、贾步纬、李凤苞等。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的“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第二时期为发展期(1584-1898)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希望通过向外国学习救中国,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翻译活动,于是出现了许多译述外国作品、介绍外国经验教训的报纸和书刊。维新派中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其次便是梁启超。严复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梁启超则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翻译领域中的主要贡献是翻译评论和对翻译史的研究。第三时期为成熟期(1898-1949)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与翻译理论的不断突破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文学流派争论频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译论的极大发展上。如:胡适、刘半农、罗家伦、傅斯年评严复、林纾。二、译论对翻译的“主义”,即目的和社会功能的讨论越来越多。三、对译名、方法问题的讨论。四、译诗的探讨也有较大的发展。第四时期为转型期(1949-1990)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的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期间傅雷提出“传神”、钱钟书提出“化境”,又为传统翻译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文革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译界长期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日益。到了1990年,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而代之以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当代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现状90年代至今,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有六大流派,他们分别是“多元系统”学派、“描写”或“常规”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学派或译者中心学派以及“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多元系统”学派(PolysystemSchool)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霍姆斯、巴斯奈特、勒菲维尔(比)等荷兰、比利时“低地国家”以及以斯列的埃文-佐哈尔和图里。这一学派提出“多元系统”理论,其中“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和非文学的-----组成的网络。翻译是系统间传递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超越语言,以文化为主。“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描写”或“常规”学派(SchoolofDescription;SchoolofNorms)的代表人物是以色列的图里(Toury)。图里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派主要从目的语出发,强调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文化学派(CultureSchool)的代表人物是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这一学派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