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释的生物学还原与整合

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1文化解释的生物学还原与整合——评《潘光旦文集》中的人文生物学和新人文思想蒋功成潘光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优生学家，可是他的影响却超出于优生学科之外。北京大学出版社14卷本《潘光旦文集》的出版，使潘光旦这个淡出学术界的身影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连续四届潘光旦纪念讲座的举行，更是引起了一阵阅读和研究潘光旦的热潮。潘光旦所提出的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因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那么在他所治的优生学与新人文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文集》中潘光旦相关作品的认真研读，对潘光旦的人文生物学研究方法和新人文思想的提出过程进行了分析。笔者以为，人文生物学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生物学还原论研究，在此还原的基础上，潘光旦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五种重要思想资源，提出了一个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予以综合、全面而整体解释的新人文思想。一、潘光旦的遗传与进化观念潘光旦拥有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谱牒学家和教育家等许多头衔，这说明了他在这些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但如果从专业素养来看，生物学不仅是他早年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也是其一生论学的基础。潘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在达茂大学（DartmousCollege）插班学习生物学，毕业后赴美国著名的纽约州长岛冷泉港镇优生学纪录馆作人类学与优生学研究一年。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读书期间，他听过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T.H.Morgan,）的课程，是优生学家达文波特(C.Davenport)的得意弟子。1926年回国后，潘光旦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如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曲话、地方志、谱牒等为材料，研究中国古代伶人、画家、科举等方面人才的遗传规律。形成《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武林浏览与人文地理学》等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成果。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中，他从血缘和婚姻关系方面来解释一些伶人在演艺方面的特殊才能，用生物学的“类聚配偶律（LawofAssortativeMating）”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婚姻的“隔离”来解释伶人世家的形成和不同“脚色的奕世蝉联”(潘光旦，1994：236-240)。在《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的研究中，他批评了风水和因缘果报之说的荒诞不经，而以移徙、婚姻及夭寿来解释望族盛衰兴亡的原因(潘光旦，1995：262-398)。在近年赵功民、谈家桢等人编著的《中国遗传学史》中，赵寿元对潘光旦在中国近代遗传学发展中的贡献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潘光旦作为我国优生学研究的先行者和著名的社会学家，为推动我国早期的优生运动，推动遗传学在社会中的应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冯永康，2002：39）。潘光旦不仅在中国近代的遗传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还对进化论在中国的科学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曾在《潘光旦与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对潘先生所持的进化观点有所阐述（蒋功成，2004）。潘光旦1939年在《演化论与当代的几个问题》中就正确地指出Evolution一词本身不具有“进步”的含义，提出用“演化”一词来代替“进化”。从这一点上看，社会学家郑也夫说1962年出版《适应与自然选择》的乔治·威廉斯（G.C.Williams）是“率先批判进步观的现代进化论思想家”（郑也夫，2004：34-35），显然是不确切的。不过也确实是在乔治·威廉斯和古尔德(S.J.Gould)之后，人们才普遍展开对进化进步观的批评，潘光旦曲高和寡，他对进化进步观的这种批评当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潘先生还指出进化论中译自Adjustment和Adaptation的“适应”一词多有被动、消极的意味，不能反映生物体积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2极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性质，他从《中庸》“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这一句话中拈出具有安所遂生、动静皆顾意义的“位育”一词来代替“适应”(潘光旦，2000：133)。此“位育”概念已经在社会学领域普遍得到使用，“潘光旦的位育论”已经被评价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研究中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①正是在对遗传学和进化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理解的基础上，潘先生把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优生学研究上。他在中国近代所治的优生学，既不同于那时候一些政治家提出的空泛议论和人口策略，也不同于医学界所强调的优生临床技术，而是从优生学所依赖的人类遗传和演化机制入手，对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和近代特殊的现实遭遇进行了解剖和分析，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生物学研究工作。二、人文生物学：文化的生物学还原论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柏尔教授（RaymondPearl）昀早使用“人文生物学”一词，他在1926年把他在前20年用统计方法研究人类形态、公众卫生、人口消长等方面的论文汇编为一本书，以《人文生物学》为名。潘光旦受其启发，认为自己所治的优生之学，“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与“人文生物”的意义昀相吻合。而且自己所写的各类作品，大多数兼及“人文”与“生物”两方面，因此他把后来发表的许多优生学及相关作品统编为《人文生物学论丛》(潘光旦，1993：247)。1924年到1937年间所编成的《人文生物学论丛》三辑《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②，昀能体现出潘光旦“以生物的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的兴味。这种研究思路，在他1931年发表的《文化的生物学观》一文中有很好的说明（潘光旦，1994：311-315）。什么叫做“文化的生物学观”？潘光旦说：“就是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观察的结果，自然不能不继以解释。”解释文化的机制可以有多种，如用自然地理的原因、生物学的原因、文化自身的原因等等。潘光旦知道单用“生物的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必然是片面而不圆满的”，可为什么他还在此文中单单讲“生物学的解释”呢？对此潘光旦给出了“三层不得已的理由”：一是“现象无涯涘，因果关系无穷期，一人尽一手一足之烈，决难面面俱到，我们不能不分别的观察或解释”；二是“生物现象比较基本而也是比较用人力来左右的”；三是“文化的种种解释中，生物学的解释比较昀不受人注意，尤其是在科学幼稚的中国”。那么如何用生物学来解释文化呢？潘光旦言：“生物学家观察文化和解释文化，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化盛衰由于人才消长，而人才消长由于生物原因……所谓生物原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选择有两种，因了自然势力而发生的叫做自然选择，因了社会与文化势力而发生的叫做文化选择”。“选择所由发生的途径有三：一是生产，二是婚姻，三是死亡。如限于某一地方或时代说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第四个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或移殖”。这就是他解释文化的生物学机制。如果我们读潘先生《人文生物论丛》各辑中的文字，就会知道，他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以生物学为基础，采用变异、遗传和选择的机制来解释各种文化和历史现象的。如在《人文选择和中华民族》中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家族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利弊分析，在《民族特性和民族卫生》中对中华民族性之“私、愚、贫、病、乱”之所由来的分析，在《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中对这两种民族的服从心理、悲观哲学、自杀倾向的特性比较和分析，在《宗教与优生》中对“宗教优生化和优生宗教化”的提倡，在《优生与文化》中与孙本文的商榷讨论等等，无一不是基于这种生物学解释的立场。潘光旦这种注重文化解释的生物学立场当年也影响了一批重要的学者。如谭其骧当年在潘光旦指导下做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论文第一页提出“以移民之史实，解释中华民族①潘乃谷曾辑出潘光旦释“位育”的多篇文字，载于《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费孝通、吕文浩等学者曾多次对“位育观”的意义作出评价；吉林大学李玥曾以《潘光旦的中国社会论——位育范式解析下的中国社会研究》为题完成其硕士论文。②现存的《人文生物学论丛》三辑之外，尚有第四辑《优生闲话》、第五辑《民族兴衰各论》、第六辑《家谱新论》在1937年编成，可惜在战争骤起，仓促南下时不及携带而佚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3之演化”，潘先生给的批语是：“只可以为解释之一助”；谭提到民族演化之原则“有二，曰遗传，曰变异”，潘先生批曰：“原则三：选择亦宜提及”(潘乃穆等编，1999：274)。吴景超在1930年出版的《社会的生物基础·自序》中提到，他当年到美国学社会学时，受导师白壁德（L.L.Bernard）的影响，在讨论遗传与环境时，特别注重环境。可是在他与潘光旦通信讨论这个问题半年后，“我的意见，因为这半年的辩论，略为有点修改，不复趋于极端”(潘乃穆等编，1999：114)。清华大学当年的社会学系学生在选择论文题目时，有许多选择从行为遗传入手，这也体现了执教于此的潘光旦的影响（葛兆光，1997：17-19）。梁实秋在纽约读书时常找潘光旦聊天，梁自承“我听他的议论久了，不自觉地深受他的影响，反映在我的文学观上”。在对潘光旦的《环境与人品的不齐》和《本性难移》两篇文章作评时，梁实秋说：“潘先生是优生学家，但是他的主张与知识是根据了好几年严格的生物学的训练而来的。研究社会学的人很少有这样严格的实验科学的训练。在潘先生的作品里，我们却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凝合”(潘乃穆等编，1999：116-125)。在孔德的学科层次论中，上一级复杂的现象可以用下一级相对简单的原理来解释。生命现象是排列在理化现象之上的，以理化原因来解释生命现象就构成了现代生物学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物理还原论（吴国盛，2002：561-562）。在生命现象之上的依次是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那么对社会和文化以生物学机制来解释当也是一种还原论。生物学还原论是社会生物学一贯的传统，斯宾塞(H.Spencer)、高尔顿(F.Galton)、皮尔逊(K.Pearson)等英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所强调的在进化论思想的启发下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解决的研究理路也都体现出这种特点（Kevles,1995:5-23）。只是当年斯宾塞提出社会生物学之后，由于采用一种简单化的粗糙的叙述方式，这种思路被贬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受到来自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双重抨击。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一种建立在进化论、动物行为学、遗传学基础上的社会生物学经过威尔逊(E.Wilson)、道金斯(Richard.Dawkins)等人的努力又呈现一种复兴之势。还原论的方法论原则因为导致对研究对象的破碎化和机械化理解而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很多学者都承认，尽管还原论存在很多问题，可是在各类研究中还原的过程却是必不可少的。当代分子生物学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物理学还原论在生物学研究上的有效性，当代社会生物学的复兴也说明了生物学还原论在社会和文化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从中国近代优生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看，潘光旦以生物学观点为基础来面对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思路，也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还原论。我们在对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中机械化理解进化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评和反思的同时，也需要对潘光旦等学者扎实而可靠的人文生物学工作给予足够的肯定和关注。三、新人文思想：一种对人、社会与文化的整体论研究从1934年开始潘光旦受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除讲授优生学、家庭问题外，他还开设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在1934至1947年这一时期潘光旦的研究虽然仍然以优生学为立足点，但他更多地把优生学中的生物学观念与解释人类文化的其他传统和现代思想相综合。他译注蔼理士的《性心理学》、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论》，著有《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说本》、《明伦新说》、《说童子操刀》等文章。这些文字与以前的相比，除了《人文生物论丛》第七辑《优生与抗战》一书中的大部分作品是论述优生与国家民族前途的关系之外，在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品中优生已经不是他讨论的主题了。对中西方文化的会通、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传统与现代思想的比较和综合成了他这一时期写作的主要特点。在《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