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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一、文学思潮的多元化台湾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亦呈多元化态势，它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的延伸与超越，现代主义的复苏和发展，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三种文学思潮的并存和继起状态，是台湾文学八九十年代发展的主要特征。马相武认为：“以城市文明更高度的发展为标志的，以知识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变化，导致了台湾社会文化的新阶段新模式的产生。”（马相武：《近期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动》，《学术研究》，1996年4月，第80页。）正是这种“新阶段新模式”使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思潮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七十年代占主导的现实主义成为多元中的一元，它开始面临激烈的竞争和严重的挑战。现代主义思潮在告别六十年代的“西方化”之后，开始朝东方化、台湾化方向发展；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是九十年代台湾文学的新景观。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出现复苏和发展的势头，尤其是文艺理论界开始客观、公正地评价现代主义在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并且正确地提出文学创作需要多元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思潮，而且八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的“工业文明”程度也必然会促使现代主义再次萌发。因为在机械文明和商业异化的双重挤压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各种恐惧、孤独、浮躁、疲惫的现代病日益成为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观念”和“精神现状”，台湾的新世代作家群崛起了。在他们的创作中，台湾人在八十年代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得到了现代性的叙述。可以这么说：新世代作家群崛起了。在他们的创作中，台湾人在八十年代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得到了现代性的叙述。可以这么说：新世代作家群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它的崛起，反映了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的复苏；它的发展，又促使了现代主义在九十年代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对于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仅一些“新批评”评论家给予肯定，而且乡土派评论家都认为它的再次出现主要是源于政治、经济的现实，而且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东方，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在追求传统的现代化和现代的民族化的过程中，它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九十年代的台湾步入了后工业社会，八十年代台湾文坛的文学潮流——仿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写实”的“新马潮”，模仿米兰。昆德拉的“仿昆潮”，暴露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叙述过程的“后设潮”，到九十年代的后现代文化环境下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景观，尤其是“后设潮”这个本身就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愈来愈被九十年代文坛所重视。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九十年代的新世代作家的后现代性小说，新女性主义的诗歌，以及通俗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合等等文学现象。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当中。后现代主义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出现，七八十年代在一些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声势夺人，到九十年代，它开始与大众传媒、多媒体结合，成为本世纪末世界文化意识领域最为新颖的文化思潮景观。台湾的后现代化文学，主要是由现代派作家的后现代化来完成的。八十年代的“后设潮”实际上具有了后现代主义性质，在“后设潮”影响下创作的后设小说、后设诗歌，就是对语言进行拆解和颠覆，对逻辑、理性和秩序进行重新阐释，使现代文明的话语阐释失去成效。尤其是后现代派在台湾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说家、诗人的创作与大众传媒相结合，与消费主义相折衷，使台湾后现代主义文学朝消费性、视觉化、形象化、大众传媒化方向发展。马相武认为：“在台湾，后现代主义文化一极是通俗文学的消费性，形象化，特别是在经过与影视等大众传媒介相结合的改编、包装之后。另一极是处于激进中的文学叛逆力量。特别是第四世代的崛起，伴随着都市精神的觉醒。”（马相武：《近期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动》）。二、九十年代文学发展倾向政治文学的多元倾向，文学文化化倾向，文学通俗化倾向，文学边缘化倾向，文学形式多样化倾向等，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政治文学的多元倾向，是指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在政治思潮上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即统一主义、分离主义、折衷（或中立）主义。台湾目前整个文艺思潮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它们是乡土主义，“反共”反动政治思潮，思想倾向中立、独自搞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尤其是新世代作家的崛起，它以党派之争的姿态来表现台湾的现实，在思想上采取“中立”，以“抽象批判”和“后现代性的阐释”来探讨人性、人生。他们从较狭隘的政治概念中跳跃出来，对人性和世界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表现，如朱天心的《新党十九日》、《我记得……》、《佛灭》，李潼的《屏东姑丈》，郑清文的《三脚马》等都是当中的优秀之作。台湾文学文化化倾向，发轫于六十年代末，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就是台湾文学文化化的一场思想运动。八十年代，尉天骢就在《由飘泊到寻根》中强调台湾文学应该“从文化的层次来思考”，作家必须摆脱泛政治主义和陕隘、封闭的乡土趣味，具备“世界的眼光、文化的眼光”。而龙应台的文化批评的杂文出现，马森等关于文化与文学的种种论述，八十年代兴起的高山族作家的“山地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科幻作品都表明了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倾向的不断增强。尤其是“环保文学”和“都市文化意识的强化”，使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倾向更为明显。如刘真襄的“鸟散文”和“鸟诗”，把“生态环保意识”与“文学创作”组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而随着后工业文明的发展，作家亦开始摆脱单一的文学创作方法，与现代传播媒体结合在一起，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手段来表现多种社会文化现象。1985年，“中国现代诗季”期间的“诗的声光”演出，就大胆地运用了摄影、电影、幻灯、柳叶琴伴奏、布袋戏等多种媒体来“朗诵”新诗，力求借用激光、录像、录音、多媒体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将表演、歌唱、诗朗诵呈现于大众面前，完成文学形式的多样性探索。九十年代，“文学文化化”倾向得到正式的确定。1992年元月台湾诗人初安民在《联合文学》上发表了《文学文化化》的论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学文化化”的口号。接着，1992年6月，《中外文学》的总编辑廖咸浩亦提出：“探讨文学的文化意义，实践文学的文化使命，也将成为‘中外’的关怀焦点。”从九二年开始，台湾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综合性文化内容剧增，文学文化化成为事实。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在这种气氛下，开始了大文化的研究，把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将文学研究拓宽为大文化研究，从社会文化角度来阐释、评析文学作品的内涵。中国大陆文学中文化品位极高的“寻根派”文学，在台湾作家和批评家当中极受欢迎。这一“文化热”的现象，既反映了一批富有文化品位，追求文化内涵的作家和编辑的精神渴望和理想，也再现了台湾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下严肃文学的某种突围和反拨。尽管它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众视觉表象主义的严重困扰，但“文学文化化”倾向，是台湾文学近期发展的重要趋势。文学的通俗化倾向。七等生认为：今后五十年内台湾不可能出现压卷著作。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实际上也是个世界性潮流。技术主义和金钱主义的中心地位必然导致文学的边缘化。台湾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意义，对社会的教化意义的中心位置已经过去了，严肃文学的滑坡，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和通俗影视作品，如驰名海外的言情、武侠、侦探、科幻等作品样式的普遍流行，标志着文学的边缘化已经成为现实。文学作品的模式化、商品化、画面化，使台湾文学在“玩”与“乐”中拼命挣扎。对策一部分作家尝试采用各种现代传媒，进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探索。这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八十年代，将诗与其他各种高科技传播媒体相结合的尝试极其突出。另一个方面，是把工业产品的包装策略用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用影像包装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突出表现文学的美感效果，色彩感应，并精心配饰精美的插图，调动各种文化资源，使文学作品的“表象”上呈多样化倾向。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交错和融合，产生了多种边缘式的文学形式。在小说方面，有后设小说、黑色幽默小说、新小说、意识流小说、科幻小说、魔幻写实小说，诗歌有长篇叙事诗、抒情诗、方言诗、新格律诗、推理诗等各种形式。小说（一）政治小说1、革命历史小说李乔于八十年代初期完成的长篇巨制《寒夜三部曲》2、“工人文学”陌上生的《梦魇九十九》和李昌宪的《加工区诗抄》；郑俊清的长篇小说《愤怒的山城劳工》3、“老兵文学”。钟延豪《金排副》、黄脸《冷热胸膛》、苦苓《柯思里伯伯》及《张龙赵虎》、履疆《两个爸爸一个妈妈》、王璇的小小说《死了一个老兵》4、“教育小说”。如唐怀萱《鸡冠花开的时候》、苦苓《沦亡录》、张大春《新闻锁》、黄凡的《反对者》、陈烨《纵火者》、许台英《花冠和次冠》等。5、正面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和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政治运动。王拓《台北、台北》、黄凡《伤心城》、朱天心《十日谈》等。6、“牢狱小说”。1980年，施明正发表于《台湾文艺》的《渴死者》堪称“牢狱小说”之滥觞，它与后来作者发表的《喝尿者》都以对人性扭曲的描写反映台湾特务机构和监狱的污浊和可怕。前者获得1981年台湾“吴浊流文学奖”的小说佳作奖，后者获得1983年“吴浊文学奖”的小说正奖。《渴死者》描写一位来自大陆的无名氏青年军官政治犯悲壮自杀的故事，反映了惊心动魄的监狱生活真相。作者采取反讽的艺术手法，选取了超越政治的同胞爱的视点来描写这个残酷而黑暗的角落，使小说获得了成功。《喝尿者》采取朴素的纪实手法，展露了作者同牢房十多个囚徒赤裸裸的人性。金门陈先生是作者着重刻画的人物，他是一个无政治是非，无生活准则的人，是一个害人者与被害者混合体，为同房的服刑人所厌恶。但当他收到起诉书面临死亡时，所有同房人仍然“争着表达互爱，以提供互助”。这篇小说由于作者作为一位中国医生对人道主义的身体力行，并致力于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突现了超越政治的人类博爱精神，在刻画台湾牢狱生活的小说中具有其突破性的成就。杨青矗《给台湾的情书》、陈映真《赵南栋》、方娥真《狱中行》、陈雷《百家春》、蔡秀女《稻穗落土》王拓的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堪称由社会写实小说向政治小说转化的典型之作。《牛肚港的故事》讲述七十年代的一位渔港少女阿珍被奸后受孕而自杀，围绕案件的侦破过程，展现了台湾渔村社会生活的现实风貌。主人公赵孝义和侨生女友李娟、富家女儿杨美慧三人是大学同学，他们关怀民众疾苦，参与公益活动，发表国事意见，毕业后立志献身于偏僻落后的渔村教育事业。然而，赵孝义雄心未展，竟遭受到诬陷和误解，先被牵连于刑事案件之中，后又上纲为政治嫌疑犯而被捕入狱。《牛肚港的故事》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作者吸收了许多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的表现技巧，情节起伏跌宕，悬念扣人心弦，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感情纠葛委婉细腻。作为一位积极主张和参与台湾社会政治改革的作家，王拓在小说主人公赵孝义身上倾注了热情和心血，充分体现出他那批判现实、激励革新的一往无前的创作精神。7、“二二八小说”。1983年前后，林双不的《黄素小编年》成为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突破“二二八”事件题材禁区的台湾小说。如李乔的《泰姆山记》、郭松《月印》、李渝《夜琴》、林深靖《西庄三结义》、宋泽莱《抗暴的打猫市》、杨照《黯魂》、《烟花》、林文义《将军之夜》、《阿公海涨罗》、叶石涛《红鞋子》、《墙》、王湘琦《黄石公庙》及陈烨《泥河》等。8、“人权小说”。1979年杨青矗《选举名册》女作家陈艳秋的《陌生人》、青年作家莘歌的《画像里的祝福》、李乔的小说《告密者》、宋泽莱的《废墟台湾》、吴锦发《消失的男性》。另外像李昂等为代表的明确标示“不是争女权，而是争人权”的新女性主义文学，及以莫那能、柳翱等作家的争取少数民族生存权利的“山地文学”等，实际上都是“人权文学”的重要部分。青年作家林双不近年来连续创作人权小说，成为台湾“人权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大学女生庄南安》、《春鸭仔群》、《小喇叭手》等小说都是八十年代人权小说代表作品，反映台湾大中学校生活中一些政治冲突，富有强烈的“人权意识”。林双不的可贵之处在于逼视现实的锋芒和控诉不义的锐气。但林双不近作的人权意识中着重强调省籍意识的冲突，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