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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后历史教师魏祺我告诫学生永远不要滑向反智主义嘉宾简介：魏祺，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中学高中部历史教师，90后。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中医学院附中教师魏祺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周昂凤凰历史：前段时间，在吴建民先生追思会上，你有过一个发言，提到自己在教学中会运用到吴建民先生的一些理念，能否具体讲讲你用到的是哪些思想？魏祺：吴大使有条理念非常重要，屏幕跟屏幕的交流，不能取代人跟人面对面的交流。现代学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追着屏幕——手机屏幕、ipad屏幕、电脑屏幕，他都一门灵，发表言论都很畅快。人跟人一面对面交流，就完了，又紧张了，说话又不符合逻辑了。说白了，现在高考制度存在一个问题——按点给分。按点给分有个大弊端，给个词你就得给人加分，到最后学生不会连词成句了，就会蹦词。所以这怎么办？你这样的话都以高考为指向了，那学生能力怎么培养？大问题！所以我给学生们留了一个作业，我说历史是有记忆的，家族是有记忆的，你们也要跟家长学会面对面交流，很多家长爱回忆他的青春年代，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种指导，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青春，他们都爱聊。采访爷爷奶奶那辈，你们就可以看到，文革时期你们爷爷奶奶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不会所有人都说文革坏，也不会所有人都说文革好，这才能形成你的思想交锋。我爷爷是普通的工人，他就认为文革很好，我影响不了他们，那代人的现实情况就在这；可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文革有反思，那一代人的记忆一定不一样，他可能亲眼看到过一些事。凤凰历史：讲文革这样沉重的历史记忆，学生们能够理解与体会吗？你怎样拿捏把握？魏祺：学生一开始听文革很开心：哟，不用上课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甚至还可以反抗老师。青年人，尤其是初中生、高中生，思想是激荡的，他很爱反权威，他更爱反对老师，老师是他能接触到的最大权威，紧接着就是家长，这跟他青春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文革的时候学生也是这样，但当时的学生跟他们现在相比还有一点不同，政治参与性被调动。“五一六”通知一发，紧接着北京的学校最先开始停课，然后学生上街搞革命了，到“红八月”的时候，出现了打人，第一个受难者卞仲耘。当时教室里有网，我搜图片给学生们看，我说这就是卞仲耘，当时是副校长，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那毫无疑问北京市重点，我说你们想，人怎么从一个nicegirl变成一个魔鬼？这就是学生的蜕变。这时候学生们就知道，原来文革还有一丝血腥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埋下了。我再给他们看照片，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挂一串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红卫兵让她跪，她不跪，红卫兵当时就踹她小腿，强迫她跪，又给他们讲到“井冈山兵团”武斗，他们丝毫没有觉得好，我马上看到学生的脸阴下来了。有好多女生很惊讶，她们都说没想到后来会成为这样。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不是那么爱看文字。你让他玩文字游戏，他死也不玩，你只有让他玩画面的，他才爱看。当他真正形成视觉冲击，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看到卞仲耘生前的画像，又看到死后的脸，都已经浮肿了，他就知道痛心。后来我又跟他们讲，卞仲耘还是一个著名高中的女校长，其他的普通中学老师呢？受难的太多了。这个学生就引起反思了，原来文革不是我们知道的那样，只要不上课什么都好。我说你们现在玩的那个“撸啊撸”我也知道，你看那个《名侦探柯南》我也看，你看《海贼王》我也看，咱们看这个东西都是外国来的，文革时期这种别说东西你不能看，苏联的小说都被禁，《红与黑》都算禁书，你以为文革真的是开放，真的是自由吗？根本不是。咱们前些年的一部电影，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归来》，张艺谋拍的。我跟学生们说你们去看看那里面，知识分子什么境况，你再看看当时的学生。陆焉识的女儿为了自己能够上宣传剧，把她父亲的那些事抖了出去，她不接受父亲。我说这种社会的裂痕，家庭的裂痕，一辈子没法弥补。陆焉识的妻子一辈子都想接陆焉识，接的到吗？接不到。他不2光接的是那人，还接的是那个记忆和精神，但这种创伤一辈子都无法弥补。学生对这些马上也能理解。凤凰历史：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您觉得当下中学生思维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魏祺：吴建民大使除了说过要重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也说要保持理性。文革时期大家也是面对面交流，那就是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我是革命的，你是反动的，那面对面都是在唾骂，那根本谈不上任何理性。中学生我觉得应该呼唤他们的理性存在，因为有一个事件给我触动挺大的。我们学校是所完中，所以我还教初中。有一次初中课，有一个孩子看我用的手机，苹果的，他说老师您居然用苹果手机？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用一部苹果手机就要给美国捐6块钱，他们就要用这个钱制造武器，来准备打中国！我当时一听这个很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初中孩子有这个意识：首先他敢指责你，我觉得我的课成功了，因为学生敢说话；但是第二，我也有一丝隐忧，就是他这么小，谁给他灌输的这种敌对的、排外的概念？很简单——思维定式。中国的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存在，一定是“谁谁谁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印度亡我之心不死，这一下就很糟糕。我那会儿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话：人在成长过程中要吃很多的谎言，人成熟第一件事就是先学会呕吐，把那堆谎言吐出来。谁教的这种对立思维？这就是教育的大问题。只有学生回归理性了，你再让他去看文革，他不会说文革是正确，什么我就要上街打老师，我告发谁。他的思维意识一定是“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要存疑”。所以我告诉学生，如果你们想学历史，你们就去看数据，咱们北京市有档案馆，区县有档案馆，有的档案是能查到的，通过你这次暑假，你跟你父母访谈，跟你们家亲戚访谈，或者你找一个路边带着红袖章的大妈访谈，你看看国民记忆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历史教材里，现在很坦诚的承认一件事——文革造成了五千亿国民经济损失，国民经济到达了崩溃边缘，我觉得教材既然敢说这事，一定是有事实考证的。所以我没觉得文革是敏感事件，我觉得是很多人把他看得太敏感了。凤凰历史：但是口述历史也容易出现诸如史实错漏的问题，这个如何解决？魏祺：是有学生质疑说，口述历史会不会有“碎片化”的问题，以及记忆历史到底有没有这么准确。我就跟他们说，咱们教材上学的太不“碎片化”了，那简直太宏观了，全是大框架，这也是一个问题。碎片化历史你还是能填充的，历史毕竟是人构成的嘛。钱穆先生就说，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一定要注意两项，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有制度而没有人，那制度是宏观的，没有人你对谁去实施？有人而没有制度，那这只是一个故事，你不能形成历史体系。咱们教材更重的是宏观制度，但是如果像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这种普通人的东西镶嵌到历史里，你才知道历史是活的，这才符合马克思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能光说上面，不说下面。第二，回忆要批判的看。我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好多孩子长大以后，回忆12岁的时候妈妈非常慈祥的帮他洗被单，但他恰恰不说的是，那个被单是由于他往上尿了一泡尿。所以我说，你们在采访回忆的时候，还要回到历史事实，这你们就可以利用一些档案来做到。我觉得学生在这方面有感悟。我从高一他们刚入学，就教他们区分，什么是现代人的著述，什么是史料，什么是考古，什么是档案，哪个的价值各有多少，我在期中考试命题当中也会刻意让他们去做这些，所以学生们现在对这个感悟非常强，现在学生都知道，外交部档案是开放的，可以查询。北京市档案馆看的严，但外地的一些档案比较开放，他能利用档案进行史学研究，不一定是用教科书。我那天在吴建民大使追思会上发言说，不能迷信教科书。当然你也不能迷信我，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3凤凰历史：如果说不能迷信教科书，那么你认为什么样的历史著作是值得推荐向中学生的呢？魏祺：我觉得吴建民大使还有一个观点很对——开眼看世界，就是学生一定要有世界情怀。我那天跟我们学生说，还是要多读读不同角度的书，我给他们推荐日本讲谈社那十卷中国历史，还有像布罗代尔的、克林伍德的作品，剑桥中国史等，当然中国的历史书也得多看，只要是合法出版物，说的是历史，又是有专业训练的都行。看完了以后，你就有一个不同的思想冲击，你就知道，某个问题，两方面的论述为什么不一样，再去看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才能形成理性批判精神。我觉得批判精神在高中时是必须要养成的。当然我也跟他们说，批判是必须要有依据的，要建立在理性的情况下。中国在抽筋的年代也搞批判，那叫所谓的“大民主大批判”，那是扣帽子，哪是建立在历史史实上？都是胡扯嘛。凤凰历史：那学生也批判过你吗？魏祺：学生对我的很多观点不同意，包括我讲的马可波罗游记。我认为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因为我觉得他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什么“遍地是黄金”？太夸张了，我就觉得他是编的，甚至他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凑过来的。学生马上给我一个批判，学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因为老师你没有注意到马可波罗的身份，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商人”，老师如果您要注意到这点的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关注中国人吃饭为什么不用筷子了。他关注的侧重点都在什么？中国的税收是怎么来的，盐卖多少钱，铁卖多少钱，铸币的含金量是什么样的。我突然就觉得，这确实是一下就对我形成批判，而且人家是建立在充分的阅读之上——这就是批判意识养成。老师要敢于承认错误。觉得大学老师比高中老师强就强在这，他是很鼓励学生发散性思维跟批判性思维的。我讲的观念不对你可以说，也可以写论文，你甚至可以拍案而起就说。高中不是，高中因为有高考、分数的限制，老师像填鸭一样往里灌知识，老师就是绝对权威，你听我的拿分，你不听我的不拿分，结果学生批判意识被高中老师给磨没了。所以大学老师老指责我们高中老师。我上大学时候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原来学的历史都不是历史，你们都是错的。所以你回到高中怎么教？让学生养成批判意识。现在的学生思维活跃，他网上搜的东西比你知道的全，他的经历可能比我也要多。他批判你，所以他让你批判，你们师生关系面对面交流，就和谐，什么思潮来你也不怕，你们永远都是师生，他觉得你值得信任。再加上他建立了理性的分析基础，什么思潮来，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时候你就能认定，他已经是向“公民”转向了。高中就是要完成公民教育，18岁就成年了，他要完全负法律责任了，他怎么看待社会，怎么看待国家，怎么看待与人相处，都是未来要面临的。有几个学生家长跟我后来打电话，说想要利用暑假带孩子到欧洲，我就建议他们多走一走，看一看，你对于国家的认知不仅仅对于你这个国家，还要有世界眼光，我们跟人家有什么差距，人家又有什么不足，我们有什么优势，你都把这个分析全了，你内心强大，不能被忽悠，你不就理性了？还有对于社会的热点事件也要关注。我们学生关注雷洋案，我推荐他们安装了几个新闻客户端，包括你们凤凰的新闻客户端。雷洋案的很多追踪报道，学生会持续的关注，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警方在执法这方面不妥。但是我们也给他们一个不同的视角，我说你们看雷洋他是一个什么名号？人大的硕士毕业，报道中就是“人大的硕士”非正常死亡了。如果换一个，拿他的职业来做名号：国资委下属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小领导，涉嫌嫖娼，被警察询问过程中离奇死亡，我说你再看看网络的舆论，那就马上不一样了。所以说咱们怎么认知社会？你就得多看，你得打开思维视角，千万别听这家媒体说完了，4那家媒体也说完了，你们就不考虑了。要看雷洋家属的声明，看北京市公安局的声明，再去看检方的声明，都看全了，你再去形成一个自己的思维意识，等他那个结果出来，你看看你的哪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也是批判，也是理性的，也是在认知社会。我就不同意现在好多学生说“我生活在二次元”，你二次什么元？您连这一次元你都没有过好，还二次元？最起码人要养成思维意识，你怎么跟家长去沟通，怎么理解社会，怎么看待国家，这三条你想清楚了吗，你只要把这三条想清楚了，咱们教育没白做。我告诉学生，你们甭打算咱们学校培养出那种大领导人、高官，咱们培养的都是社会上的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恰恰这个社会的主体就是这些人。一个国家的正常情况是肚子大，两边小——富人不那么多，中产阶级比较牢固，下面的贫困阶级也比较小，这样的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如果中产阶级是最瘦的，上下两头大，就是贫富差距扩大，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以后你们要当中产阶级，你们就是最稳固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对社会的最好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