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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百日维新★课标要求简述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分析其特点。★教学目标：一、知识与目标：1、识记康有为两次上书，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组织保国会，维新变法浪潮激荡全国。掌握百日维新的开始的标志和基本内容。2、理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入政治实践的原因，分析百日维新的进步意义。二、过程与方法：1、探究百日维新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列表归纳和问题探究维新变法的内容，进行材料收集和讨论。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要求变法，顺应历史潮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进步。2、维新变法运动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产物，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产物与要求，是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器物递进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深化。★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百日维新的背景及基本内容。难点：对百日维新的评价。课时安排1课时★教材教学思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资产阶级维新派走到历史前台，在中国资产阶级远未成熟的时候，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教材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这次变法的有关情况：救亡与变法的呼声再起，百日维新。建议教师在教学时结合教材内容，适当利用新闻报道、文件奏折、图片等各种历史资料，创设相应的历史情境，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而体会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对救国之路上下求索的艰辛历程。★教学过程【新课导入】采用谈话导入法：拿破仑关于中国有一句名言，“中国是头睡狮，就让它永远睡下去吧！”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确实像一头睡狮，但鸦片战争的炮火使这头睡狮逐步醒来。鸦片战争导致新思想的萌发，甲午中日战争导致更多的中国人醒来。随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维新运动由理论宣传进入政治实践阶段。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异想天开地想要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进行一场旨在改变中国危局的维新变法运动。【新课探究】一、救亡与变法的呼声再起1、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时间国别强占租借地或割占领土1897年德国胶州湾1897年俄国旅顺和大连1898年法国广州湾1898年英国“新界”和威海卫戊戌年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又达到一个狂潮。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突然出兵占领胶州湾，并无理要求租借胶州湾。愚蠢的清廷竟然邀请俄国舰队来到胶州湾，希望以此遏制德国，结果引狼入室，俄军趁机强占了大连、旅顺两港。1898年农历二月十一日，俄国向清廷要求租借两港二十五年，清廷被迫答应。接着，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并把魔爪伸向粤桂；英国要求继续九龙半岛的九十九年借约，更无理强行租借日本撤离后的威海卫；日本则向清廷声明：不得割让与台湾相近的福建省(伺机窥视福建)；俄国更贪婪地祸及满、蒙、新疆。这样，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2、维新运动由理论宣传转入政治实践：（1）康有为改变维新变局的两次上书：⊙《上清帝第五书》（1897年）：背景：德国强占胶州湾1897年，德国公然派出舰队侵占中国山东胶州湾。沙俄租占旅顺大连湾，并将整个东北均置于其魔爪之下。接着，其他列强也纷起效尤，进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争夺独占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内容：指出变法图强才能救亡图存康有为针对德占胶州后的险恶局面，写出了《上清帝第五书》。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指出，德国侵占胶州之后，“瓜分豆剖”已“渐露机牙”；并说此间“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在此危亡之际，他急迫要求及时变法，强调“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变法图强才可以救亡图存。从而，鲜明地举起了图强救亡的旗帜。他并且激动地写道：如仍然“苟且度日，因循守旧”，不奋起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同时，他还就变法的步骤、革新要点等进一步作了陈述。影响：感动光绪帝，为光绪帝采取接见任用康有为的行动提供了机会。这次上书奏折在请工部堂官代递时，该部堂官竟因“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句话言词过激不肯代递。无奈之下，康有为又欲南归继续从事变法的宣传、组织工作。恰在此时，已与康有为有过接触的翁同龢，于一月初四日（12月12日）出面挽留，告诉康有为光绪帝的变法图强的态度仍十分坚决，希望他继续留在北京。自甲午战后直到德占胶州、俄据旅大以来，光绪帝对国家前途愈加忧虑。当胶州事件发生，翁同龢便向光绪帝推荐了正在呼吁变法救亡的康有为。接着，以敢言而著称的兵部给事中高燮曾，又以康有为“学问淹长，熟谙西法”奏请予以召见。高燮曾的公开奏请，给光绪帝采取接见任用康有为的行动提供了机会。但是控制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以康有为的职位太低，皇帝直接召见没有先例为由，反对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奕欣建议先传康有为到总理衙门一谈，如果其言可用，才好为康有为破例。光绪帝只得命总理衙门大臣“随时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命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呈。”1898年1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在这次接见中，康有为面对朝廷中最有势力的几位大臣，宣讲了变法革新的必要，也驳斥了守旧官员的谬论。在诸臣接见康有为之后的当天，翁同龢便将诸臣接见时康有为的言词向光绪帝奏闻，当光绪帝得到康有为在被接见中有荐书的表示时，便立即命总理衙门大臣“呈进工部主事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变政考（记）》等书”。在大臣接见康有为之后的第6天（1月29日），光绪帝又谕令总理衙门大臣，进一步明确重申“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正是在光绪帝的谕令之下，此后不久，原被工部堂官拒递的康有为之《上清帝第五书》，由总理衙门大臣递到光绪帝的面前。光绪帝看到康有为的这份充满热忱的奏折，被其深深地打动了，尤其当他看到“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话语时，肃然动容，并以此对军机大臣说：“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方陈于朕前乎！”⊙《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1898年）：内容：重申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全面改革。１８９８年１月２９日，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请求光绪帝决定发起戊戌变法。在这篇奏折中，他引述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的险境，认为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所以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所致。他说要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个方面：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此为依据，他请求光绪帝尽快作好三件事：一、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维新变法，“诏定国是”。二、在午门设立“上书所”，派御史二人监政，准许人民上书，不得由堂官代递；有“称旨”的，召见察问，量才录用。三、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下设十二局。以上第一条是企图依靠皇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第二条是要使维新派参预政权，第三条是要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改革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又提出在每道设一民政局，选才督办，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每县设民政局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他认为，这样可以“内外并举”，新政有效。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还涉及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书，变通科举，制造纸币，收印花税等事项。影响：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2）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坚定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决心为了变法图强，康有为曾经研究了一些国家兴亡盛衰的历史，编成几部书稿。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载，计有《俄大彼得变法考》（二卷）、《日本明治变政考》（十六卷）、《突厥削弱记》（六卷）、《法国革命记》（四卷）、《波兰分灭记》（四卷）等五部。其中用力最深、篇幅最大、在变法中影响也最大的，当为《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书分别于1898年3月24日和4月13日由总理衙门呈递给光绪帝，康有为希望光绪帝“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就是仿照俄国“以君权变法”，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新政。《日本变政考》为编年体，起自1868年（明治元年），止于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第一次帝国议会召开）。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经验有六：“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这也正是康有为变法主张的基本纲目。他向光绪皇帝推荐此书说：“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其凡百章程，臣已采择具备，待措正而实行之，其他英、德、法、俄变政之书，聊博采览。然切于中国之变法自强，尽在此书。臣愚考万国书，无及此书之备者，虽使管、葛复生，为今日计，无以易此。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且惟以今日采用之，犹有可及，少迟则俄路（按：指西伯利亚铁路）已成，虽欲变法，将为波兰，亦无能为计矣。”（3）康有为发起组织保国会：时间、地点：1898年，北京宗旨：“保国、保种、保教”性质：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分会：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保国会的主要发起人是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康有为在会上演讲，历述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危机严重的事实。保国会《章程》宣告：“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并明确地提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会打算按照强学会的模式，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组织，在北京和上海都设立总会，最终在全国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保国会成立之后，参加者颇为踊跃，强学会只有30名会员，而保国会有186人，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3个同样性质但规模较小的其他学会也在北京建立起来，它们是保浙会、保滇会和保川会。保国会的成立，是康有为、梁启超宣传变法维新、集合变法力量的一次重要尝试。保国会成立伊始，就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守旧势力编写的一份《驳保国会议》小册子，很快在北京流传开来。御史黄桂鋆、李盛铎先后呈折攻击保国会，御史潘庆澜则以“聚众不道”的罪名弹劾康有为与保国会。军机大臣刚毅则宣称“将查究会中人”。对此，光绪帝表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在守旧势力的攻击下，最早和康有为联合倡议的李盛铎也变了卦，参与弹劾以保护自己。同时，保国会成员构成复杂，各自入会的目的不尽相同。大多数举人在4月中旬的会试结果揭晓后已离开京师。这样，只举行了3次会议，维持了大约1个月之后，保国会便被迫自动解散，销声匿迹了。围绕保国会所展开的这场激烈斗争，是在甲午战后进行的变法与反变法之争的继续。在国家危亡岌岌之时，组织保国会本身就颇具号召力与吸引力。康有为、梁启超通过自己的活动，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广泛宣传了变法维新的主张。当康有为在会中演讲，“声气激昂”地痛述国家之危动员同胞“愤起救天下”时，在场的听众有“为之下泪者”。保国会成立之后，有人在《国闻报》上刊文指出，“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国者君与民之公称”，要打破“一国之治皆出于君”的传统观念，应“君民相与”，共同奋起救中国。通过这场斗争，保国会虽然解散，但却使变法图存的呼声进一步深入人心。此后“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益大开，士心亦加振厉，不可抑遏矣。”各地的维新报刊和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求维新变法的政治性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报刊19种；到了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300所以上，由此也可见维新变法风气在全国各地蓬勃的情况。二、百日维新1、开始标志：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1898年6月）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直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