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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古诗学习提示：本章的内容是叙述古诗的发展历程和总体面貌，包括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兴起于东汉以后，《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的第一个高峰。魏晋南北朝是五言古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作家众多，风格多样，而以陶渊明成就最为突出。唐代以后五言古诗屡经变迁，杜甫作为承前启后的诗人，其创作构成了五言古诗的第三个高峰。七言古诗的出现虽与五言古诗差不多同时，但兴盛较晚，鲍照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七古的诗人。唐代以后，七言歌行名家辈出，而以李白成就最高，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唐代的杜甫、韩愈、白居易，宋代的苏轼、陆游，金代的元好问，在七言古诗方面均有特出成就。古诗，即古体诗，是相对唐代兴起的近体诗来说的。与近体诗有严密的格律限制不同，古诗在格律和句式上都无严格要求。根据每句字数的不同，古诗可以分为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关于古诗所包括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分法。广义的古诗，包括了四言诗、乐府诗、楚辞、五古、七古、杂言古等体裁。狭义的古诗，则仅仅包括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之所以把《诗经》、楚辞、乐府诗排除在狭义的古诗之外，是因为这几种诗体各有其特殊性，不宜与五古、七古相提并论。本章所说的“古诗”，指狭义的古诗。另外还有几种情况需要注意。一是齐梁时代一部分诗的归属问题。由古体诗到近体诗，齐梁是一个过渡期，其中一部分作品，注重声律、对偶，已经具备了律诗的某些因素。但律诗的真正确立是在初唐。基于这一事实，我们仍将齐梁时代的这部分诗视为古诗。二是歌行体的归属问题。歌行体是受乐府诗影响产生的一种诗体，通常以五、七言为主，间以杂言。按照惯例，凡唐以前的这类作品，仍归入乐府诗。在唐代七言诗兴盛的背景下，这类诗中七言诗甚多，通常称为“歌行”或“近体歌行”，分类时一般归入七言古诗。如李白的七言歌行《梁甫吟》、《乌夜啼》等，虽用乐府旧题，仍可归入古诗。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新题乐府，也往往归入五古或七古。只有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一类作品，才很少被归入古诗。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在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产生以后，一部分学者以“即事名篇”、讽喻时事作为“新乐府”的基本特点，认为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也符合这个标准，因此往往将它们归入“新乐府”范畴。对于这种诗体分类中的复杂情形，我们应有适当的了解。本书在古诗和“新乐府”中都提到了杜甫的这些作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第一节五古：从《古诗十九首》到庾信五言古诗，即每句为五字的古诗，是汉、魏时期形成的一种新诗体。它是中国古典诗歌长期发展的产物。一、五言诗的渊源与形成虽然五言句式在《诗经》中就已出现，但五言古诗作为一种诗体则是产生于汉代。西汉武帝时期的乐工李延年曾经写过一首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又如《汉书》中记载的《戚夫人怨歌》（《吕后传》）、《邪径》（《五行志》）、长安之歌（《尹赏传》）等民间歌谣，在形式上已粗具五言体式。东汉时期，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五言之作，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江南》、《艳歌行》、《长歌行》、《陇西行》等。由于五言诗在句式容量、节奏和表现力等方面比四言诗更为优越，在西汉末东汉初开始引起文人的注意。关于文人创作五言诗的起始，曾有过苏武、李陵、班婕妤等多种不同说法，但六朝时人刘勰就已指出：“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目前比较可靠的说法，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咏史》。诗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上书救父故事：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极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全诗平铺实叙，不假雕饰，因而在艺术上被认为“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序》）；然而从体式上看，全诗十六句，从头至尾已完整运用上二下三的五言诗典型句式，是一首典型的五言诗。班固之后，五言诗渐兴，张衡、秦嘉、郦炎、赵壹、蔡邕、孔融等人都有五言诗传世。按照钟嵘的说法，在汉末魏晋时期，五言诗已“据文词之要”（《诗品序》），成了当时文坛的流行诗体。二、《古诗十九首》与五言古诗的体制特点在文人创作的五言古诗中，产生于东汉中后期的《古诗十九首》被认为是其最高典范。《古诗十九首》最早出现在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卷二十九“杂诗”类，部分作品曾被认为是枚乘所作（《玉台新咏》卷一），但此说常受质疑。从十九首诗作的内容来看，大约都是下层文人的创作，包含了中国诗歌传统中相互交错的两大主题——游与思，而其表现的重心则在于浪子之游和怨妇之思，在风格和语言上保留了乐府民歌真率、朴素的传统。浪子之游，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建立功业，追求显达。《今日良宴会》写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人生短促，追求富贵，摆脱苦辛，是许多人向往的生活。然而反观自己，却是四处漂泊，衣食无定。虽说是“良宴会”，仍不免油然而生感愤之情，更何况还有知音难遇的惆怅和挥之不去的乡思。感叹知音难遇，如《西北有高楼》：“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抒发缠绵的乡思，如《涉江采芙蓉》：“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因而即便是明月皎皎的长夜，也不禁发出“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的感喟。浪子远游，虽然有知音难遇的感喟，怀乡思人的惆怅，却也有“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的欢愉与放纵。然而对于留在家中的妻子来说，有的只是无尽的思念和等待。游子、思妇的主题，在《诗经》中就已存在。如《王风君子于役》写妇人思念久役于远方的丈夫：“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久役无休，归期不定，思念之情尤显真切。《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尽管心态各异，时而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的苦叹，时而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牢骚，但盼望游子早日归家的心情却始终如一。作为成熟的五言古诗，《古诗十九首》在语言和艺术上均有很高成就，钟嵘称其“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刘勰标举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从中也可以看出五言古诗体制上的一些特点：一、句数不限；二、是否对仗没有严格要求；三、不限平仄；四、用韵自由。唐代以后，随着律诗的兴起，古诗在体制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故意与律诗格律相背，多用拗句，不拘粘对，在声律上往往使用“三字尾”（仄平仄、仄仄仄、平仄平、平平平）；二、律化情形十分普遍，被称为“入律古风”，多出现在七言古诗当中。三、曹植：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古诗获得了很大发展，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其中，曹操之子、曹丕之弟曹植可以说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三曹”之中，曹植文才最盛。谢灵运曾经这样评价曹植：“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佚名《释常谈》卷中）曹植文学创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他的个人性情以及政治上的失意有很大关系，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刘勰所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曹植现存的九十多首诗一半以上是五言诗。从风格上说，前期豪迈奔放、慷慨激昂。如以游侠为题材的《白马篇》，以英侠自诩，那种“名编壮士籍”、“视死忽如归”的气概，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豪情。黄初元年（220年）以后，随着曹操去世、曹丕继任魏王，曹植与其他诸王受到迫害和打压。在这种环境中，曹植的诗在格调上趋于哀婉深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赠白马王彪》。诗分七章，是曹植与异母弟白马王曹彪朝会后返回封地途中的赠别之作。诗末章写道：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曹植的诗中存有不少以游仙为题材的作品，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然而在“变故在须斯”、“离别永无会”的现实面前，一切都只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作者不由发出“天命信可疑”、“松子久吾欺”的感慨。曹植后期作品中充溢的悲愤苦闷心情，也反映在他那些以思妇、怨女自喻的作品当中。如《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诗写思妇怀念远行游子，沉郁哀怨之中含有责备之情。这首诗的题材虽与汉乐府相同，但在风格上有明显的文人化倾向，更加注重文辞的雕琢。因此，钟嵘评其诗云：“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曹植的五言诗历来评价很高。钟嵘认为：“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诗品》）明人胡应麟则认为他的《鰕䱇篇》、《远游篇》等作，是左思、郭璞、阮籍、陆机等人作品的渊源所自，并说：“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内编卷二）四、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年辈早于曹植、主要活跃在汉献帝建安时期（196~220年）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史称“建安七子”。其中以王粲成就最高，刘勰誉之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王粲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归顺曹操，今存诗二十三首。作为生活在东汉末年的诗人，加上曾经流落荆州等地，对于汉末战乱给社会造成的破坏感受尤为深切。代表作品有《七哀诗》三首，第一首尤其著名：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诗纪王粲初平三年（192年）避难荆州途中所见所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两句，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现得淋漓尽致。沈德潜称之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东汉末年，“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面对社会动荡、生民困苦的现实，既流露出人生苦短的哀叹，又表现出建功立业的信念和慷慨悲壮的气概。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厦门行》等，可以说是建安精神的典型表现。刘勰概括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准确道出了“建安风骨”的核心内涵。建安、黄初以后，尤其是到了魏齐王正始时期（240~249年），受政律苛严、玄风盛行等因素的影响，诗歌领域兴起了一股以抒发个人忧愤为主的风尚，词旨渊永，寄意遥深，慷慨之气渐少，感嗟之词日多，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谓的“正始之音”。其中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而阮籍、嵇康尤为杰出，宋人严羽称其诗为“正始体”（《沧浪诗话·诗体》）。阮籍长于五言，而嵇康以四言成就最高。阮籍的五言诗以《咏怀诗》八十二首为代表，其间充溢着对现状的不满和无法排解的苦闷，大多属于“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文选》卷二十三李善注）。如《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何以会深夜不能成寐？忧思伤心所为何事？诗虽未明言，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对诗句所传达的苦寂悲凉心绪的理解。在阮籍的诗中，孤鸿、寒鸟、离兽、孤鸟等是经常出现的意象，诗歌所写时序也多以岁暮、残秋、晚春、寒冬为主。从景到情，都透着一股忧伤、悲凉之气。阮籍诗往往借香草美人、求仙访道为喻，词旨隐晦，即便是抒发感愤，也多难以确指。对此，李善分析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