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东揭秘康乾大帝与古生物化石情缘

1梁晓东揭秘康乾大帝与古生物化石情缘读民国版《义县志》偶得新发现改写国人古生物化石研究史记载梁晓东揭秘康乾大帝与古生物化石情缘中国辽西处于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化石热河生物群重地，锦州人对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其中，由锦州人发现并以此命名的“张和兽”、“杜氏孔子鸟”、“娇小辽西鸟”等，就分别是由锦州人张和、杜文雅、“郝氏姐妹”发现并无偿提供科研化石标本，中国科学院古生物专家研究后取得举世瞩目的科学成果，让人类对地球上生命起源与演化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科学性的本质，锦州人也因此声望远扬世界古生物考古界。如今，又一位锦州人梁晓东，因为他的发现，更新了世人对古生物化石研究史的记载，否定了外国人最早发现并研究中国古生物化石的提法。他以详实的学术论文印证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古生物化石的历史记载，而专门研究古生物化石的形成原因以及由此产生文化艺术品则早在康熙、乾隆年间，这一考证改写了近代中国古生物化石研究起源由外国人开始的论断，使中国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历史推前了300多年。化石兴趣缘于爱国情偶读民国版《义县志》有新发现由于工作的原因，梁晓东曾在古生物化石丰富的热河生物群重地之一义县工作四年多。刚到义县的时候，梁先生如许多观众一样怀着猎奇的心理，参观了当地的宜州化石博物馆。参观中，他对大自然给2人类留下的宝贵财富感叹不已。真正引发梁先生深入研究兴趣的却是参观过程中解说人员讲的一个细节：在伪满时期，因同属热河生物群的义县发现了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日本人研究了我们的宝藏，把当时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冠以诸如“满洲”、“室井”、“矢部”等带有殖民地色彩和日本人的姓氏称谓命名。同时据当地老百姓讲日本人曾成车地把化石标本运走。不仅如此，日本人更是自诩开创了中国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历史。回到驻地休息的梁先生在感叹大自然馈赠给人类宝贵财富的同时，更为只有日本人研究中国化石的说法怀有疑惑。思索中，梁先生认定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化石考古史，绝不可能是由侵略者书写了开篇语！“当时确实没有任何史实依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只是凭着爱国情和对祖国辉煌历史的信心。”梁先生对记者说。为了找到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更为了洗刷一段屈辱的历史，梁先生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古生物化石文化研究之旅。功夫不负有心人，梁先生在义县工作的四年里，因家在锦州，他充分利用休息日的时间，大量阅读相关历史资料近千万字，其中民国版《义县志》中的记载，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其《赠鱼石》中所记载：“清圣祖(康熙皇帝)制有格物编；高宗(乾隆皇帝)制有鱼石屏歌。”由此，梁先生顺着该线索开始了深入的探索和求证工作。他利用节假日时间，走访国内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咨询求教，甚至把读书的女儿也发动起来，四处收集资料，终于获得康熙和乾隆皇帝分别在《康熙几暇格物编》、《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写到的诗文。3国学名家感动于梁晓东的赤诚，倾其学识助其破解古文字资料具有史记价值的两篇古文字资料康熙皇帝的《康熙几暇格物编》、乾隆皇帝的《御制鱼石屏歌》，都是比较深奥的古代文言文，尽管梁先生悉心请教师范中文专业水平的父母进行翻译指导，但是因为许多古汉语实在太艰深，父母也是爱莫能助。做事一向执着而坚韧的梁晓东毫不气馁，拜访数位高校导师及文化名人，他的真诚与求实的态度，深深打动了著名教育家、辽宁大学的王前教授。王老先生当年已经87岁高龄，认真研读了两篇古文字，精雕细琢、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古文字翻译。在接下来对释文的研究过程中，梁先生发现了更为有趣的事情。在康熙皇帝《康熙几暇格物编》中《石鱼》的结尾处，因无法搞清古生物化石形成原因而留有的遗憾。后来，他的孙子乾隆帝不但弥补了他的遗憾，得出客观结论，而且开创了古生物化石文化及艺术品。在乾隆帝写的《御制鱼石屏歌》中，生动地描述了石中鱼形，道出一个“奇”字，为下文解释揭示石鱼的形成做铺垫。同时引用了大量神话、传说，结出一个“幻”字，提醒应以科学的态度审视鱼石形成真相。文章的最后乾隆帝用合理的推断阐述了鱼形化石形成的真相，这与当今已经通过科学论证结果完全吻合。同时，乾隆帝更是通过浪漫的文学手法抒发他对古生物化石的珍爱与歌颂。史料详实珍贵印证中国最早认识化石在清代，梁晓东所著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化石》杂志以民国版《义县志》中《赠鱼石》记载的“清圣祖(康熙皇帝)4制有格物编；高宗(乾隆皇帝)制有鱼石屏歌”“我义县西南之金刚山北处有鱼石岭亦产此石”等文字为线索，又查阅了其他历史资料，终于发现《康熙几暇格物编》一书和《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及《承德府志》、《钦定热河志》中相关文字记载与民国版《义县志》中化石记载完全吻合，梁晓东对中国人比外国人更早发现、认识化石的信念更加确认不已。“较真儿”的梁先生曾带着“乾隆帝是否曾经到过热河生物群”这样的疑问进行过史料考察。在对浩瀚的史料查寻中，他经考证，清朝皇帝都要东巡祭祖，在东北有大清王朝的祖陵。乾隆帝曾在1754年第二次到东北祭祖，在《乾隆帝御制诗》、《蒙古风土杂咏·序》中，对这次祭祖记载道“甲戌(乾隆十九年)东巡，由热河出中关，即入喀尔沁境，经敖汉、奈曼、土默特、科尔沁诸部、匝月乃至吉林”。文章中“土默特”为当时东土默特，地处辽西区域，包括土默特右旗(朝阳北票)和土默特左旗(阜新)，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道经今辽西朝阳地区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鱼化石。根据自己探访专家请教的化石专业知识，结合以上详实的历史资料为论据，梁晓东着手著文立说，挥笔写就了题为《康乾化石艺术与中国古生物化石文化》的论文，刊发在2009年《化石》杂志第3期上。学术研究受到肯定，梁晓东对中国最早的古生物化石研究的推断就有了科学依据，其论据所最终支持的结论即为：早在清代康熙帝、乾隆帝时期，中国古代的帝王不仅在辽西朝阳及内蒙古发现了古生物5鱼化石，而且对化石的形成，两代帝王都曾做过很深刻的思考，而康熙帝没有得出令自己满意的结论，就把这个课题传给了后人；而乾隆帝“子承父业”对鱼化石也是兴趣浓厚，潜心研究，最后得出了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唯物解释：“这鱼石奇迹是否是古代神话(译略)所描述的那样，我认为像这类奇异惊怪之事迹，皆不足作为考究鱼石之据。如今我要持以不偏执而合理地、平心静气地发挥我的联想推断，正确思维，如是我认为鱼石的形成，当初此地必是积水潦滋的地方，有水便会有鱼生，当水退去，鱼存在淤泥中便僵硬化了，年久土变成石，于是形成了鱼石，此乃合理的事实。不信，试看此鱼石，一剥很容易裂开，因泥形成的嘛！”(白话译文)梁先生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目前世界古生物化石研究界记载的中国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历史是近代及20世纪的研究史的说法，更把中国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历史推前了300多年。精益求精引发奇思妙想，书海捞珍重现《御制鱼石屏歌》梁先生剥丝抽茧般地对康熙帝、乾隆帝与辽西鱼化石的情缘追溯，是一个令人感叹和敬佩的过程。从他力邀国学名家王前教授对史料文字进行精确的翻译中就能看到，虽不是学者，但梁晓东却有着严谨治学的求真求实精神。也正是在这样可贵的品质下，梁先生又发掘出康熙帝、乾隆帝不仅深入探究鱼化石起源，更是差遣当时的能工巧匠制作了珍贵的古化石艺术品“砚匣”等。乾隆帝甚至为了考证鱼化石，亲手制作了“鱼石屏”，亲笔手书《御制鱼石屏歌》的书法作品。6在慨叹两位中国历史上贤明帝王的才智与艺术魅力的同时，梁先生大胆设想：是否能再现当初乾隆《御制鱼石屏歌》书法作品的真迹？因为已经考证了乾隆帝作《御制鱼石屏歌》的准确年代，对书法绘画艺术一直情有独钟的梁晓东引发了一个奇思妙想：在乾隆御书的作品中检字，将民国版《义县志》中所载的203个文字的《御制鱼石屏歌》逐字集成书法艺术品，再现其书法作品的“真迹”。该项成果已获得国家著作权。而后，他又根据史料记载动手复制了乾隆帝曾经制作的“鱼石屏”，也获国家专利权。为了更形象、逼真地反映乾隆帝对古化石研究的“实物历史”，梁先生还与中国美术协会会员、锦州美术家协会主席、画家杨永弼合作，共同创作完成了大幅油画作品《乾隆皇帝赏鱼石》。梁晓东最后对记者说：如果说中国辽西古生物化石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那么康乾化石研究史及其文化艺术杰作也是中国先人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后记锦州晚报报记者在发稿时又获悉，由梁晓东的化石研究及创意的“乾隆帝御制鱼石屏”以及和杨永弼先生合作的油画作品《乾隆皇帝赏鱼石》不仅受到各级领导人如白立忱、邹家华、林声、刘慎思的重视和赞赏，还受到文化产业领域的企业家极大关注，包括他用鱼化石7自制的“四页木书”，都很受瞩目。他还承诺将把研究成果全部用于丰富宜州化石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