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日美关系的调整及其影响

90年代日美关系的调整及其影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朱听昌师小芹日美关系是当代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冷战时期的日美关系是以对付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需要作纽带、以美苏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激烈对抗为背景、以日美安全条约为主要标志的特殊的双边关系。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沧桑巨变既向这一特殊关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促动因素。90年代以来，日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调整过程。日本和美国在自身利益需求和特定国际环境的双重制约下，其双边关系的调整既体现了大国关系在国际格局过渡时期进行调整的普遍规律，又显露出日美双边关系中特定因素作用的痕迹。由于日美两国分别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日美关系的调整在受制于客观环境的同时，也将对全球格局、亚太地区格局以及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就90年代以来日美关系的调整作一初步探讨。一、日美同盟面临严峻挑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瓦解，战后40余年来日美同盟关系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针对第三方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失去战后以来最大的外部威胁的历史条件下，其内部积累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经过战后40多年的发展，日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演变。日本急欲摆脱在日美同盟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加快争当政治大国的步伐。早在1987年，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即发生实质性变化：当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9553美元，美国为18570美元，日本首次超过美国；1987年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约1328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政府的负债高达24356亿美元，年度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都创历史最高记录，成为世界头号负债国和贸易逆差国。从1986年12月到1991年9月，日本出现“平成景气”，经济年增长率平均为5%，是美国的两倍。在经济实力膨胀的刺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掀起了一股“购买美国”的热潮。1989年日本索尼公司出资34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三菱地产公司收购了洛克菲勒中心80%的股权；松下公司买下了美国MCA公司。美国舆论惊呼“日本买下了美国的灵魂”。强大的经济实力使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欲望愈益强烈。1990年1月，海部首相特意选在出访欧洲前发表致美国总统布什的亲笔信，提出应该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随之而来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又给日本充当政治大国的欲望带来强烈的刺激。海湾危机爆发后，在美国的不断督促下，日本将给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捐款从10亿美元追加到130亿美元。尽管日本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美国在进攻伊拉克前的多国协商中仍把日本排除在外。日本切身感受到金钱外交无法代替军事力量。但经过海湾战争，日本也认识到自己作为经济大国和技术大国的优势，参与建设冷战后国际秩序的自信心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1991年1月，日本外务次官栗山尚一在《每日新闻》创刊119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题为《肩负大国责任的日本》的讲话中指出：“海湾战争表明，美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已不可能，它必须向其他国家请求分担必要的代价。日本过去较好地适应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现在不能把建立国际秩序的责任交给别人，……日本必须结束迄今为止的被动外交，树立自己的独立形象，有自己的主张，并确保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1992年6月，日本国会强行通过“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突破战后46年来实施的“和平宪法”的“禁区”，为向海外派兵铺平了道路。随着日本统治阶层的大力宣传，争当世界政治大国逐步成为许多日本国民的共识。一个经济上繁荣、强大，政治上坚决追求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的日本已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了。正当日本力图摆脱美国的阴影、增强独立自主性之时，日美经贸摩擦已使双边同盟关系趋向恶化。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日美经济实力逆转的背景下，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格外引人注目。据统计，从1985年到1993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为10809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为4557亿美元，占42%；199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1%。1988年，美国国会在一片仇日的气氛中通过了《综合贸易竞争法》，其中的“超级301”条款主要是为打开日本市场而设计的。该条款赋予美国贸易代表以直接的贸易报复权。1989年1月，布什政府成立后，在国会的压力下，立即着手解决美日贸易失衡问题。同年1月，日本就被列入不公平贸易国家的名单。日美经贸摩擦的加剧引起了美国内舆论界的关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1991年6月2日载文《美日战争��并非不可想象的事情》，预言在失去了苏联的威胁后，美国将难再忍受日本的经济侵蚀，而且两国间的经济竞争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1991年底，美联社就布什出访亚洲发表评论说，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不再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而是来自经济盟友。美的对日政策出现趋于严厉的迹象，日美之间有爆发经济战争甚至同盟解体的危险。在美国学术界和工商界内，要求政府放弃传统的奉行经济和安全分开的“战略平行论”，从战略高度来处理美日贸易以建立“公平”的美日关系的呼声也日见高涨。1989年8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登载了一篇名为《重新认知日本：对东京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的文章，正式提出“修正主义对日观”，主要观点是：日本的经济模式并非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类似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日本是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异质国家，同这样一个异质文明国家进行“公平”竞争是不可能的；日本取得经济优势的原因除了安全上“白搭车”和日本政府推行“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等因素外，日本通产省的作用具有关键意义；日本经济不断上升不仅威胁到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且日本公司控制美国的市场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鉴于对日本的这种认识，对日“修正派”在“遏制日本”的总口号下，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如在美国国内采用日本式的产业政策，建立类似于日本“通产省”的机构，对外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建立一种以“结果”为中心的美日贸易关系，以提高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占有率；在谈判达不到“结果”时，对日启用制裁手段。在这一背景下，两国间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敌视情绪不断蔓延。1992年初，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2月14日《华盛顿邮报》民意测验显示，有意不买日货的美国人从1990年的49%增加到1992年的63%，而且2/3的被调查者认为反日情绪在上升。同样，在日本国内，时事社1991年的一次舆论调查显示，有38%的日本人感到美国是一种威胁。外务省外围团体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从1989年开始，日本的反美情绪就不断积累，有可能动摇日美安全体制。在两国统治阶层，公开表露出的相互蔑视也比比皆是。1991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委托编写的一份名为《日本：2000》的报告认为，日本是一个既有技术又有坚韧不拔毅力和齐心协力工作能力的民族。他们坚信强权就是真理，因此，他们把战略定在先积累财富、再扩张权势的目标上，加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民族特性，因此是一股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并企图在下一个世纪取代欧美支配世界的经济势力。1992年初，日本参议院议长、前外务大臣樱内义雄公开指责说：“美国人现在工作干得不够。美国经理不能给他们的工人发文字指示，因为1/3的工人不识字。”日本首相宫泽喜一2月3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也批评美国工人“缺乏辛勤劳动的道德观”。当天，美国白宫发言人反驳说：“美国工人队伍不次于任何人，美国人的工作责任感是了不起的，最大程度地促进了整个世界包括日本那样的国家的繁荣。”日本领导人的言论加剧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敌视。不久，美国的反日情绪上升到暴力行动，2月19日，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波士顿遭两名白人枪杀。2月24日，住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日本房地产开发商被杀死在其住宅的车库里。综上所述，日美同盟针对第三方的性质和单纯的军事职能已无法应对两国间政治、经济领域的这些问题，适应新的形势调整日美关系已成为两国面临的迫切任务。二、日美关系调整的基本轨迹挑战是变化和调整的动因，也是变化和调整得以展开的基础。面对冷战结束之初两国关系的特定局面，日美关系的调整始终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进行：其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是否还要维持以及维持什么样的同盟合作关系；其二，如何处理愈演愈烈的贸易争端以及如何避免两国经贸争端对两国整体关系的冲击；其三，经历了战后40多年的发展变化，传统上以“美主日从”为主要特征的日美关系格局，要不要进行调整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调整。以这三个核心问题为主线，冷战后的日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渐进的调整变化过程，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一)经贸摩擦阻碍维持和扩展同盟方针的阶段(1991年底至1994年年中)在这个阶段，日美两国分别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处理两国新时期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初步审议，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指导冷战后日美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初具轮廓。但与此同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国间的经贸摩擦不断加剧，逐步上升为此阶段两国关系的主流。世界在冷战后并非高枕无忧，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则更有复杂难测的一面。日美双方对此有相当的共识。美军驻太平洋地区司令查尔斯·拉森上将1991年3月指出，亚太地区的未来将是这样一种情况：威胁有所减少，但可预测性减少，对稳定的依赖比任何时候都要大。日本1993年《外交蓝皮书》也指出亚太形势正朝着动荡和不明确的方向发展。10鉴于这种安全判断，日美双方在冷战结束前后即迅速着手就维系和加强两国间的传统同盟关系作出了安排。1991年11月11日，在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国务卿贝克访日，两国就冷战后扩大相互合作的范围达成一致。贝克提出日美“携手共建新秩序”，督促日本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推进民主制度和支持自由贸易体制等重大国际问题上超越“支票外交”，得到日本方面的积极回应。111992年1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访日，强调“日美安全保障同盟是健全的”。双方发表了指导两国未来关系的《东京宣言》、《行动计划》和《关于世界经济增长战略的联合声明》等三个文件，重申将“坚持构成日美同盟关系核心的1960年安保条约”，明确宣称两国“负有建设新时代的特别责任”，宣布构筑“平等的全球性合作关系”。正是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使日美同盟关系经受住了冷战体制迅速瓦解带来的最初冲击，还经受住了两国1993年和1994年在经贸领域的剧烈争吵而得以维持。然而，日美间激烈的贸易摩擦使得两国关系的调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1993年1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日美间的贸易摩擦更趋激化，克林顿发誓要“尽一切办法”打开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市场。在美国的要求下，从1993年4月开始，日美两国就建立一揽子经济协商框架问题和汽车贸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在谈判建立一揽子经济协商框架的过程中，美国为了对付日本的软磨硬抗并取得“真正的成果”，要求就日本开放市场和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设定具体的“数值目标”和“客观标准”。日本对此坚决不予接受，指责美国的做法是“管理贸易”，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并可能导致在双边和全球贸易领域中单边主义的泛滥。1994年2月中旬，日本首相细川访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集中讨论了两国间的经贸问题。由于双方立场相距甚远，会谈破裂。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首相改变了以往美国一压日本就让步的作法，在“数值目标”上坚决对美说“不”。美国总统对此大为恼火，甚至不顾外交礼仪，在接见记者时不等日本首相把话说完就拂袖而去。在双方都拒不让步的情况下,框架谈判中止。同年3月3日,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挟说:如果双方在18个月内还不能就日本清除贸易壁垒达成协议,美国将启动“超级301条款”,对日本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称之为美国同日本做生意的“新方式”。次日,日本方面就作出强烈反应。日本外相表示,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禁止在解决贸易纠纷中单方面采取措施。日本不准备以双边方式,而谋求通过多边方式解决日美间的贸易问题。如果美国实施“超级301条款”,日本将向关贸总协定提出上诉。日美双方的框架谈判终止。日美间如此激烈的经贸争端引起了两国舆论界的关注,它们认为这种“血腥较量”正在使日美两国进入“经济冷战状态”。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