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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客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邺、张我朴等七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的流徙尚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两次对之前中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八人被仗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一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汉臣，还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释奠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住中原的第九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公元1653年4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喻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辅助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已被一批精通儒学的汉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扬艳秋：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些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他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它吸取了这个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从顺治朝一开始呢，他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决策并不容易，也造成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见习汉族，没能坚守纯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初年，隐居山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员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两百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他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人的要求，学行兼优，文词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是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以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陈连营：从统治阶级来讲，他们需要精英阶层进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来源于相对落后的一个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一批人又不为你服务，怎么办，他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下知识分子一些扬名立言吧，立功、立言的这个角度，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征集博学鸿儒，有学问的人，国家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也是一种收买。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杨贵生：这个傅山进了北京以后，他没有进北京城，在北京崇文门外一个圆觉寺，他就在那里一直养病，到了第二年以后，考试的时候，傅山还是告了病假，他坚决不参加清人主持的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民族心理较强，所以说他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就出家当了道士，因为在当时，当了道士以后不需要剃头，留辫子。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至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成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奠帛、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宪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袁立泽：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清世理学，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做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做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地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执行它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可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两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四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惠栋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无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信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省谕16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16条，希望借此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富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信直接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释等，对圣谕16条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南巡，在开源通往盛京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臣工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原已经16个年头，在得到皇帝东巡的消息后，他向开原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盛京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人，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一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便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缮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六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志，六千部，约一万多卷，康熙皇帝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八十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四年最终完成，今全书包含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计一万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也要大三四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诸子经史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十四年三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性理、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质地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板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3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储于北京故宫博物馆，令十五万册收藏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抚、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陈晓华：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你的书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毁了，我不会最罪人，你把书籍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留下的阴影，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那么同时这些督抚，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主子的意思之后，他们也不敢积极地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校雠等提出四条具体的意见，朱筠基校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朱筠的建议，他下令将所辑佚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陈连营：从那个乾隆个人来说，他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对古代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37年，37年下半年，这个主意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呼应。四库全书指公元1773年2月开馆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仅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职名既有360多名，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恭考证，仅前后选用的榶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计79309卷，存目6793种，计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这四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朔阁，成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缮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成为南三阁。陈连营：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次梳理，集出来的一批训释书，包括永乐大典，后来见不到的书，它又把它集出来，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时候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它能集国家的物力，包括这个人力，对文化的传播应该是起到积极作用。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