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陈友谅起义的历史背景与海疆可能》

陈友谅起义的历史背景与海疆可能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先生：你们好！陈友谅是元朝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元史研究、明史研究的重点人物之一。沔阳也因为他，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在陈友谅的故乡召开专门的学术研讨会，我觉得不仅是仙桃市文化建设的一项大事，而且是明史研究的一项大事。今天有幸参加“陈友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踏上古沔阳这块热土，恍如穿越历史，倍感亲切。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专家学者，也有关心陈友谅的地方有识之士，更有陈友谅的后人。在这里汇报一下我对陈友谅与其历史时代的粗浅认识，还请各位领导、各位先生不吝指正。我汇报的题目是《陈友谅起义的历史背景与海疆可能》。首先谈一下元朝末年陈友谅发动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在以往的元末农民起义研究中，阶级因素获得了充分的讨论。但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历史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综合的结果。元朝统一中国后，在法律规定上，实行民族分等的政策，其中蒙古人与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分别被列为第一等与第二等，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民被称为“汉人”，列为第三等，南宋统治下的淮河以南的地区的人民被称为“南人”，是地位最为低下的第四等。虽然蒙古、色目人中也有贫穷的被统治者，但元朝被统治阶级的主体是汉人与南人，也就是汉族，以及汉化的契丹族、女真族，可能还有少部分流落于中原的党项族。汉人与南人中的士人，虽然由于元朝在多数时期并不实行科举制度，在政治上受到很多压制，但由于元朝对社会管理较为松散，因此士人得以优悠林下，与蒙古统治阶级的矛盾并不深刻。与蒙古统治者矛盾最深的是普通民众。元朝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它是一个横跨内陆亚洲与长城以内地区的帝国。虽然蒙古草原没有长城以内，尤其江南地区富庶，但却是元朝控制亚洲内陆，在形式上维持蒙古帝国至为重要的地带。因此，元朝采取了将长城以内，尤其江南财富运送到蒙古草原的政策，以加强其本部的经营。也就是所谓的“内北国而外中国”，这也是蒙古本位政策的一种体现。但这相应造成了长城以内的财政压力。尤其在发生灾荒之时，造成汉族民众的生存压力。汉族民众把生存上的经济问题转化为民族口号表达出来，提出了“驱元复宋”的口号。元末农民起义之所以标榜恢复宋朝，应该是以距离最近的汉族政权，号召汉族地区。1韩1陈学霖指出元明之际，韩林儿、徐寿辉及此后的朱元璋政权，皆以复宋为口号，收揽天下势力。Hok-LamChan（陈学霖）,The“Song”DynastyLegacy:SymbolismandLegitimationfromHanLinertoZhuYuanzhang山童最初起义时，便号称是赵氏后裔。《元史》记载：“（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韩）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2元朝末年士人叶子奇撰《草木子》，也指出：“（韩山童）以赵宋为名。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3韩山童除提出复宋口号外，还直接针对当时的民族矛盾，提出元朝“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做法。就是指责蒙古统治者把汉族的财富都掠夺到了蒙古高原地区。刘福通北伐军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之口号。“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4并以旗联的形式表达出来。“中原红巾军初起时，旗上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5朱元璋最初归属龙凤政权，也标榜“复宋”。“设浙东行省于金华府。上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傍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6与龙凤红巾军相比，天完红巾军在民族口号上，并不是那么明显，但同样也以反抗蒙古统治为标榜。比如徐寿辉政权也以“期逐胡虏，以靖中夏”为政治口号。7由于“复宋”舆论十分普遍，为防范宋室后裔与红巾军相结，元朝将宋朝皇室后裔加以圈置，防止他与红巾军队伍联合起来。针对红巾军之乱带来的民族冲突，元朝开始转变立场，有意地笼络汉人。比方说，颍川沈邱探马赤军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史李思齐一起收复罗山县，但元朝在授予察罕帖木儿达路花赤的同时，只是给了李思齐一个县尹的官职。就连元顺帝都看不下去，说：“人言国家轻汉人，如此果轻汉人也。吏部再议。”元朝政府这才改授李思齐汝宁知府的官职。8但后来李思齐与元朝其他军队的内讧，以及最终投降明朝，都可以看出元朝实行民族分治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元末红巾军虽然以驱元复宋为政治口号，但在政权建设上，由于所面对的直接对象便是元朝，社会发展的自然延续性，使元末红巾军政权基本仍是以元朝制度为模版，只是在其表面夹杂、附会了汉族因素罢了。以陈友谅所属的天完政权为例，据邱树森先生的研究，天完政权最高行政机构与元朝一样，都是中书省，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也是行中书省，地方各级军事管理机构依次是：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管军府、管军百户府等，体制大体与元朝制度相同。9陈友谅最初便是徐寿辉天完政权中书省的平章。1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年号为“大义”。当时红巾军队伍共分为四支，居于姑苏今苏州的张士诚政权，居于建康今南京的朱元璋政权，以及从天完政权分oftheMingDynasty,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8.1June2008.2[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891页。3《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第51页。4〔朝鮮〕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二》，平壤，朝鲜科学院，1957年，第596页。5《南村辍耕录》卷二七《旗联》，第342页。6《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4页。7[清]钱谦益撰，张德信、韩志远点校《国初群雄事略》卷五《夏明玉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2页。8《庚申外史·癸巳》，第17-18页。9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0[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戌夏四月己巳朔条，第65页。化出的四川夏政权，另外一支便是居于武汉的陈友谅政权。陈友谅政权继承了天完红巾军的主体力量，势力最强，而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出于长江中游，形成了对长江中下游的朱氏、张氏政权的巨大威胁。此时元朝内部正经历不断的内乱，根本无暇顾忌江南的红巾军力量。明夏政权僻居四川一地。在这种形势下，三支队伍所面临的威胁，便皆来自于红巾军内部。三个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与三国时期有些类似。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处于最不利位置，力量也相对弱小的朱元璋政权获胜，而不是陈友谅获胜，原因何在呢？杨讷先生指出：一方面这与陈友谅杀死徐寿辉，导致天完红巾军内部存在不稳定因素有关，比如明玉珍便明确不再服从陈友谅，而是依托四川，自立政权。另一方面也与陈友谅的军事谋略不及朱元璋有关。11但无论如何，朱元璋，而不是陈友谅成为继元朝而起的帝国的建立者。历史不容假设，我们不能假设如果是陈友谅建立了新政权，历史将会怎样。但联系到14世纪以后的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只能对陈友谅所拥有的强大水军实力，却无法最终问鼎中原报以深深的惋惜。元末农民起义与其他时期农民起义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元末农民起义集中于南方地区。这根源于中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的趋势。南方与北方地理一点显著的不同，是南方水道众多。相应，元末红巾军队伍在陆军之外，也都有数量可观的水军。陈友谅占据了长江中游江西、湖广之地，这一地区是湖泊众多的地区。陈友谅与朱元璋不同，朱元璋出身于典型的农家，而据《明史》记载，陈友谅却出身于渔家。12因此相对于朱元璋，陈友谅对水军更为重视，水军数量最多，舰队最为强大，不仅是当时中国，而且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军力量。陈友谅军队与朱元璋军队首次大规模的正面作战是龙江之战。在作战之前，朱元璋分析敌我形势时，称：“今彼（也就是陈友谅）既居上流，顺势来寇，舟师十倍于我，猝难敌也。”也就是说，陈友谅的水军最初是朱元璋的大概十倍之多。有人劝朱元璋亲自率军进攻陈友谅，朱元璋也表达了对陈友谅水军的担心。“以舟师顺流直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亟回，非一日不至。”最终朱元璋使用反间计，诱使陈友谅进入龙江，将其包围、打败。《明太祖实录》交待战利品时称：“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13在决定陈友谅、朱元璋政权成败的鄱阳湖水战中，陈友谅的水军当时也处于优势。与朱元璋军队都是小舟不同，陈友谅的战舰十分雄壮。“友谅忿疆土日蹙，乃大治楼船数百艘，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尽锐攻南昌，飞梯冲车，百道并进。”但却反而带来了负面效果，就是不太灵活。朱元璋从而用火攻的方式，将陈友谅的战舰烧毁，才最终取得了胜利。“友谅集巨舰，连锁为阵，太祖兵不能仰攻，连战三日，几殆。已，东北风起，乃纵火焚友谅舟。”1415世纪末、16世纪初，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开始了近代殖民者探险之旅，也揭开了海洋时代与全球化时代的序幕。中国也在近代11杨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元史论丛》第1辑。12《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传》，第3687页。13《明太祖实录》卷八，乙卯闰五月庚申条，第102－105页。14《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传》，第3689页。海洋国家的冲击下，比如英国、日本的冲击下，陷于长期沉沦与自救不遑的境地，不复中华帝国的雄风。可以说，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使原有的农业文明体系纷纷崩溃，而代替之以海洋文明体系。以往我们经常感叹中国陆地农业文明影响了中国对于海洋疆域的开拓，但事实尚并不如此。早在西方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十年前，郑和已经率领“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数十艘的船队，两万七千多船员，开始了七次下西洋活动，15最远处到达了今天非洲的好望角。无论从战舰的规模、海军的数量来讲，郑和的船队是远远超过几十年后西方殖民者的探险队伍。可见，至少在明代，中国的海军势力是远在西方国家之上的。但明朝却并未利用海军势力，发展海上贸易与开拓海洋边疆，而是对海洋国家采取了十分保守的态度。朱元璋在建国之初，面对高丽拒不归附的局面时，曾经用海军加以恐吓。“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由渤海，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16但并未开展真正的军事行动。而对于尚处于混乱之中，不断骚扰明朝海疆的日本武装浪人，也就是所谓的“倭寇”，明朝并未利用强大的海军实力加以消除，更是采取直接隔绝的方式，宣布日本、越南等国都是不征之国。明朝不仅对经略海洋不感兴趣，甚至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从而失去了率先开拓海洋边疆，建立海洋贸易秩序的大好机遇。明朝这种对于海洋边疆的忽视，与中国古代一直强调陆地边疆有关。但同时可能也与朱元璋出身农家，军队本身偏重陆军有一些关联。如果出身渔户，军队以水军为主体的陈友谅建立了国家，历史是否会有不同呢？今天是否还有中日甲午战争呢？是否还有“九一八事变”呢？更是否还有今天的钓鱼岛问题呢？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悬念。15《明史》卷三O四《郑和传》，第7767页。16《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八，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壬辰条，第3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