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大饥荒调查

60年代大饥荒调查摘要：大饥荒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词：饥饿人治法治改革开放工业化长大时，我有些埋怨母亲，我怎么与大多数同龄人要矮？基因不好？母亲总是笑笑说：“小时后受zheng了。”四川话，意思是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头。与她的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母亲的个子是矮的，完全一个四川人的标准。母亲常常讲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母亲生于1951年，她所受的zheng发生在1958年后的那几年。在她的印象里，有那么很长时间老是没东西吃，饿得头昏眼花，全身浮肿。外婆外爷当时在外面做活路（她当时不知道是干什么），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带些吃的东西，但往往吃了后还是很饿。外婆外爷在外时，母亲为大，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最小的弟弟（我的四舅）三岁了还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实在不行，母亲便去偷生产队的粮食。那时候，胡萝卜秧长得很茂盛，母亲便偷了几颗，连同叶子在锅里煮煮，稍微熟些，就和弟弟妹妹一起吃得干干净净！母亲讲到这里总是叹气。幸亏去偷了点东西吃，家里才没有饿死人。别的人家有不敢偷的，总有人饿死。而我很惊讶，这些猪食似的东西还要去偷？生长在天府之国，什么东西都有呀？而且快饿死了，还有很多人不敢偷？没东西吃，外婆外爷怎么不管？前不久，对这个话题，我和我一个表妹的爷爷聊过。爷爷也姓田，当时他已经结婚生子了。在1958年7,8月时，农民把粮食都交给集体，办大食堂。大家在食堂大吃大喝，不要钱，浪费也很大。但没有维持多久，食堂粮食就没有了，大家也没吃的了。没关系嘛，可以再补点东西或向国家请求帮助嘛。当时的情况，我们要在钢铁上赶英超美，进入工业化。那就大炼钢铁，光靠工厂不行，那就让农村支援一下，这样大量的农村壮年劳动力去大炼钢了。田爷爷只能丢下老婆孩子，从新津与几万人一起到大邑炼钢。没有炼钢用的煤炭，便把各个村子的大树砍了，运到大邑去，平原上砍完了，就砍山上的，山也变得光秃秃的，青山绿水没有了。没有那么多铁矿石，有办法！把农村里破铜烂铁收起来，不够？把农民家中的锅也打了，充数！都吃集体了，自家的锅没有用！这样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炼成一堆废钢！这边吃力不讨好，抽了大量的壮年劳动力，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孺，收成自然不好。老天爷也来凑热闹，大干旱！当上交国家的粮食还得交，食堂化了，粮食由集体直接交给国家！当时还碰上“放卫星”，一亩田产万斤粮食。1959年很严重，连吃国家供应的壮年劳动力也吃不消！更何况农村的老弱妇孺！田爷爷坚持要回家，上面不放。但最终田爷爷调了回去，大小也是个官。否则，田爷爷的家也会饿死人的。集体没粮食，自己也能在田边角角种点东西嘛？田爷爷说，政策不允许，那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有粮食吃了，平时给猪吃的谷皮，麦麸都成了奢侈的美味。但吃多了，屙屎都屙不出来，用棍子挑。那总要有人向上实事求是反应嘛？当官的不敢，当时反右很厉害！牛头鬼神都被打倒在地了！老百姓们思想很质朴，很听国家的话。这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刚开始领导层就不知道了！领导层怎么了？他们相信了亩产一万斤，人民一经公社化，便进入了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民的生活赶英超美，幸福无比！怎么相信亩产一万斤？据说那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权威科学家，发表了论文，从理论上证明，通过庄稼的吸收，一亩田上方的空气，阳光，水分可以产出一万斤的粮食。权威的科学家都说了，那小老百姓也就清白了。干吧，再加上“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领导层权威的执行力，亩产一万斤便出来了。田爷爷说，秋收时，上面派人来检查无产阶级的战斗成果时，生产队就从别处稻田割了好几十亩的稻谷，塞在一亩田里，严严实实的，像毯子一样，人在上面跑啊，跳啊，都行！检查组自然再修饰一下，上报自己的检查成果。一级一级的上报，领导层自然陶醉在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巨大喜悦中。还是按原计划征粮，产粮大省安徽，四川自然是大头。征的粮食还苏帝的债，余下的换外汇，买设备，为建工业强国不遗余力。几个月已过，农村断粮了，还在征，那农民连一点家底都没有了。城镇居民还好，有供应，到后面供应少了，也会挨饿，但不至于饿死人。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个机会改正，但连彭德怀都被打倒了，谁还敢说真话。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领导层才知道。一部关于领袖的影片有一个情节，人民公社化很久了，领袖收到报告，全国各地有饿死人的情况，领袖很悲痛，开始治理整顿，情况才好转。在七千人大会上，领导层做检讨，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是指干旱，七分人祸大概是苏帝逼我们还债。其实，如邓公后面评价，那完全是人祸。小时候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这段时期。现在的学生估计很少听说过那段痛苦的岁月。不过，也有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披露那段历史。但也有人在浑水摸鱼，发表他们一些不可告人的言论。这场灾难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领导层的决策错误是很大的主观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货币战争》告诉我们，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初步完成工业化的积累。当时的中国有两种选择，但最终选择向苏联学习，走工业化的道路。但工业化必须向农业索取，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农业必须付出代价，特别是大跃进，工业的步子在骤然加快，农业付出的代价更严重了，到了后面，便崩塌了。那个时期，确实饿死了人。饿死的人有多少，有人说有三千多万。（注）但有个事实，饿死的人几乎是中国农民。真是”兴，农民苦；亡，农民苦。”中国的苦难史从来都是中国农民的血泪史！因此，现在的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建立在前人惨重的摸索中。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富民强；感谢习大大，打破几千年来“人治”极权，向法治建国迈进关键的一步！参考文献：《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中信出版社出版注释：中国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出版）、曹树基（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王维志（见《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的计算结果，认定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