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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作业考核《中国文化概论》满分100分一、名词解释（每题10分，共40分）1.九品中正制答：是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看，同样维护的是土族的利益。2.中秋节答：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3.文化答：1、广义文化：它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2、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它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属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4.郡县制答：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系列变动，土地兼并战争到处发生。在大国吞并小国之后，征服者大都将小国变成县郡，以隶属于自己的行政系统之下。这种郡县制在战国时代，已成为各国国内一般行政区划。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建立起天下一统的王权体制，君主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1、简述“五谷”。答：(1)五谷包括火谷，悬谷，金谷，水谷，土谷！火谷，就是我们俗称的五谷，包括玉米、小麦、大米、小米、高粱等粮食作物。悬谷，包括苹果、梨、柿子、李子、板栗等众多的悬挂结在树上的水果。金谷，包括西瓜、南瓜、豆角、葡萄、猕猴桃等藤蔓植物上的果实。水谷，包括莲藕、海带、菱角、海菜，还有水本身及这些水生植物。土谷，包括白菜、萝卜、土豆等等众多的蔬菜。(2)平常俗称的“五谷”所指的五种谷物。“五谷”，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2.唐代诗歌文学创作与科举考试有什么关系？答：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进士科重视考诗赋有密切关系。唐承隋制，推行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的科举制度。在科目的设置、类别的划分、科试的内容、科场规章等方面更加详备，更加完善，并逐渐制度化。常设的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的关键人物.唐太宗在位期间,提倡用人以德、学识为本.唐朝的科举每年定期举行,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土、明法、明书、明算等.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律令、文字、数学的专门科目，选择专门人才。3．简述“十三经”。答：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2）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4.简述“冠礼”。答：是华夏民族嘉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冠礼表示男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成年礼（也称成丁礼）由氏族长辈依据传统为青年人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承认。三、论述题（共20分）1.试论述中国文化的当代重构。答：一、传统文化的自我突破文化的突破，是指一种成型的文化削弱、打破或超越固有结构，寻求到新的价值指向和理论出口，对原有文化结构、文化观念和文化逻辑进行解构、重建。文化的突破，是文化自新的基本模式，是文化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作为历史的概念，一种文化惟有能够实现自我的不断突破，从一种“稳定结构”中蜕变为另一种“稳定结构”，才能够实现文化的延续。作为社会的概念，一种文化的公认程度，取决于其能否与时俱进，在不变更其义而调整其形式中寻求到与时代要求、社会需求的契合方式，这种文化先成为公众认知的主流，进而一个时代文明的主导。这就需要强化文化自我更新能力，使之成为文化自新的内在动力，调动其自身资源，去实现自我突破。文化突破的能力，可以视为决定某一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否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尤其对于具有漫长历史传统、极富思想资源的文化发展来说，由于其内部思想资源、学说观念、社会习俗等足够丰富，且通过长期积累、彼此支撑、共同作用形成了“超稳固”的结构，外部的浸润或修订很难改变其属性。这是因为这类文化有足够多的学说、观念、理论甚至实践来抵消外部的影响，其必须从内部实现自我突破，才能不断自新。文化，作为立足于社会个体的自我认知、彼此认同之上所形成的多层次、多系统、多元化的认识共同体，常常不是制度的附庸，亦非政治的代言，很多时候无法通过顶层设计或运动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彻底改变，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核心理念、作用方式进行系统审视，鼓励、提倡传统文化的自我突破，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二、文化传统的内在调适文化的自我调适，是指作为一个系统类型的文化结构、文化传统或者文化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对其内部的理论观点、逻辑方法、认知手段、价值指向等进行自我调节，既实现理论框架的自足和实践行为的自主，又能契合外部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一种文化能否成型，取决于文化形成的早晚、规模、特色等，要从历时性去描述；而一种文化能否发展，则取决于文化是否具有自我调适能力，即能否在共时的多样文化形态中保持本文化的自足和适应，惟其如此，其才能在文化冲突中保持自我，在文化多元中坚守自我，在文化竞争中突出自我。作为一种文化认知，价值体系反映着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共识，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总结。我们在面对异质文明冲突、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要取长补短，保持自身价值体系的不被颠覆；又要兼容并包，实现文化传统的与时俱进。前者是要吸取其他文化有益的成分，契合自身发展所需，实现文化的不断突破；后者则需要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找到合理的资源，实现学说要素、文化资源的重组。根植于文化传统的本土资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所支配的社会习惯和文化心态，已浸润到中国社会的民俗、习惯、行为之中。我们借助西方学者的理念去审视这些观念时，在比较之中很容易发现其理论缺失和逻辑断序，对其进行批判、抱怨甚至冷落。问题在于我们所要建设的文化，是根植于我们的社会和民众，而社会和民众又是受文化传统浸染而来，与其缘木求鱼，不如退而结网，充分总结、发展、提升、利用文化传统的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新风气的要素，作为当前文化发展的内核，作为未来文化繁荣的动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努力推动文化传统的自我调适，充分实现其与时俱进、与时俱化。三、中国文化的现实超越文化的超越，是要求文化摆脱对外部的依附、对现实的妥协，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支撑政治理念、主导经济伦理、引领社会思潮、弥补族群隔阂。不再作为秩序建构的附庸，而是作为秩序产生的滋养、秩序运行的润滑，发挥其在民族精神塑造、社会舆论引导、价值观念取向上的基础性作用，惟其如此，才是实现文化的自立与自信。没有文化上的自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缺少必要的精神支撑；没有文化上的自信，未来中国缺少影响世界的软实力。近代中国产生于赶超状态中的文化判断依据，有样板可以遵循，有目标可以追求，使得我们能够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走完其他国家漫长的探索之路。建国三十年时，我们基本实现了民族的自立和国家的稳定；建国六十年时，我们已经成为强大的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的繁荣。但我们实现民族独立、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何去何从？是否会出现登顶之后的迷茫？当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环顾四周，再没有可资参照的发展标准，也没有可资遵循的现成道路，我们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再将文化建设作为手段，而是将文化作为目标，推动中国文化的自立。按照文化的规律建设文化，既要能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不拘格套，鼓励创新，容纳不同，不抱残守缺；又要能百花齐放，姹紫嫣红，鼓励个性，提倡差异，不排斥异己，以文化传统为积淀，以价值导向为要求，以引领思潮为方向，以雅俗共赏为旨趣，推动中国文化的历史超越，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成为中国赢得世界尊重的道德推力。2.论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答：一、政治的秩序意识秩序意识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所谓秩序，既包括政权产生、政府运作、法律体系、礼乐观念等官方政治运作手段，亦包括宗法制度、婚姻形态、道德准则等家庭行为规范等。中国文化受儒家学说影响甚深，儒家学说建构了一套系统的政治运作模式，对国家而言，实行礼乐与法律相结合制度形态，从内到外建立起教化手段和管理手段；对个人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道路，将个人的价值消融在国家社会的需要之内，从而形成相对稳固的学说体系。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秩序意识，是建立在传统的君主专制的集权统治下，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形成了一套行对完善的管理和制衡机制，通过确立各机构、各群体之间的责任和义务行使有效的管理。但二十世纪后，由于发展的道路不同，中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在大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台湾则开始实行“民选”，香港和澳门则以间接选举产生“特首”实行管理。多样性的政治制度和选举模式，决定了传统的单一的政治体制下所形成的政治观念，在各国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并因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秩序危机。建立起符合各国国情的现代政治制度。充分吸收其他政治学说中有益的民主思想和法制意识，弥补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缺失，形成既符合传统价值体系又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政治学说。例如强调“法治”以维护国家权威的强制性；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来促进社会的有序；尊重个体价值最大限度的激励公民对社会体制的尊重；通过政治权利的公平分配来推动公民的责任意识等，都可以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精神结合起来，将国家的整体进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以求重新建造生机勃勃的现代社会秩序。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更要求同存异，尊重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分歧，建立起普遍适用的、被广泛认同的政治秩序，保持地区的稳定，避免因政治的冲突而引起新的地区动荡。二、经济的互惠意识中国文化从形成之初到明朝中叶，一直以农业、养殖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长时期的农业生产，决定了分工、分配和消费模式的相对稳定，并形成了重农艺抑商、重生产轻贸易的经济意识。确立于这种形态下的贸易观念，高度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并将互惠互利作为基础准则。现代工业是以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为特征的。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既要参与到全球的经济贸易中，又要在区域内形成更细密的协作机制。由于中国工业起步较晚，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其经济布局尚未完成，经济结构有比较雷同，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仍在进行，内外贸易交往秩序尚未理顺。例如中国大陆工业化过程刚刚开始，内部开放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内部互利互惠的贸易规则尚未确立。作为全球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内部经济结构失衡、贸易规则失范必然制约着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质量，加上过多依赖手工业、加工业产品的出口，也影响着其参与国际市场的效益。中国必须重申互惠意识在市场运作中的核心地位，必须建立起行之有效得贸易秩序，既要确保国内市场秩序的健康运行，又要按照区域合作和全球分工，建立起诚实、守信、公平的国家贸易理念，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市场的开放，而不人为设置障碍，影响到国家整体参与全球贸易的进程。三、社会的和谐意识中国文化将和谐作为社会建构的最高追求。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礼乐精神。中国礼乐精神的实质，就是建立起既能“和同”又“别异”的理想文化形态，通过规范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确立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共处。对社会“和谐”的崇尚，既强化了族群、社会的认同感，又有助于促进民族的整合，建立起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的社会秩序。中国能够长时期的保持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也使其国家能够相对稳固，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族群冲突，这是其正面性。但这种和谐意识，是先家族而后国家，先集团而后社会，其和谐尺度成波心状向外延伸，这很容易导致家族利益、集团利益至上，而忽视公平和效率；容易导致权威意识，而忽视普通个性的发展；容易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