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五光十色，斑烂绚丽。近百年间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俶诡连犿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去可谓悬殊。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线于纷纭之中。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得以奠定。吴汝纶1898年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曾区分集录之书与自著之言两个著述概念。吴氏认为：集录之书，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书，建立一干，枝叶扶疏。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书。吴氏感叹我国学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书，而倍加推誉《天演论》一干众枝的著述体系。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著之书，在20世纪的20年代后陆续出现。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是进入20年代以来第一种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论著。论著把50年间的文学分为古文学和白话文学两大部分。古文学涉及桐城派、宋诗派、常州词派，严复、林纾的翻译，梁启超的散文，章士钊的政论文，而以章炳麟为古文学的结束人物。五四文学革命的核心是主张和创造白话文学。白话文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最终取古文学而代之，成为五十年文学演进的最重要的成果。胡适在本文中所运用的把文言写作的作品称为死文字或半死文学，把白话写作的作品称为活文学的观点影响深远。1923年，鲁迅用三年时间编著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小说史研究著作。《史略》中的最后三章：《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遣责小说》述及近代文学的内容。书中把19世纪中后叶印行的专写妓家故事的《品花宝鉴》等数部长篇白话小说称之为狭邪小说，把20世纪初问世的《官场现形记》等数部小说称之为谴责小说。《史略》中有关于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的概念内涵及其评价，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珍视沿用。1927年周作人著《新文学渊源》一书，书中把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看作是言志与载道两派此消彼长的过程。又谓五四新文学当从晚明公安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处追寻思想根源。出于立论的需要，周著追溯了明末至五四的文学变化，对近代文学亦有涉及。胡适、鲁迅、周作人均为新文学主将，其著书立论的新文学家立场是十分明确的。稍后出现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郑振择的《中国文学史》，其有关章节，立场与胡适等人自无不同。1928年，陈子展应田汉之邀为南国艺术学院近代文艺讲座，陈氏最初拟用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作为讲义，但又感觉到胡著偏重白话文的倾向过于明显，不足以反映近代文学的全貌，故而动手写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著所言的“近代”是从戊戌变法开始。作者认为“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陈著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全书涉及梁启超倡导的诗、文、小说界革命，桐城派、宋诗派新的发展、翻译文学的概况等内容，最后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作结。论述兼及新旧两派，立论平和而公允。1933年前后，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钱著的所谓现代，盖指辛亥革命前后。起于王闿运，止于胡适。书中叙述依旧分古文学与新文学两派。全书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前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详尽，立论对旧文学也多有回护。1940年起，吴文祺所著《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在《学林》连续刊载，所谓近百年，实际是鸦片战争至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吴著较为注意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寻找文艺思潮变迁的原因，已经带有唯物史观影响的痕迹。其对新旧两派文学的评价，也不再落“死”“活”文学之争的窠臼。吴著中对桐城派与文选派之骈散之争，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成就，对章太炎对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影响等问题的论述，超越流俗，多有见地，显示出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近代文学研究按文体分类，还有以下重要研究成果；小说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为繁富的门类。胡适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征”理路，对《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等近代长篇白话小说的研究，确立了新的小说研究范式。其对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的考证辩疑，对作品思想艺术的议论分析，常为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所称引。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小说闲谈》以对晚清小说资料和文坛掌故的熟悉而为研究界所称道。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专设《最近十五年》一章，以一个作家的特别眼光，对清末民初的小说作了一番巡礼，郭昌鹤的《佳人才子小说研究》涉及到近代有关题材的小说作品。赵景深对《品花宝鉴》、《花月痕》等狭邪小说的研究，孙楷第、范鸱夷对《儿女英雄传》等侠义小说的研究，杨世骥、包天笑对谴责小说的研究，郑逸梅、严芙孙对晚清小说资料的收辑挖掘，都是极富有建设意义的研究工作。诗文方面，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两文中对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诗歌团体——南社的有关评价，中肯深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如椽之笔，盛赞太炎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又以为太炎先生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有关严复翻译得失的评论，也极为后人重视。关于南社，柳亚子、曹聚仁等，均有纪念文章。追昔抚今，感慨良多。胡先驌对宋诗派、常州词派作家的论述，周作人对黄遵宪诗歌的注意，钱穆对龚自珍思想的研究，郑振铎对梁启超于近现代文学发展贡献的评价，都各有创获，王森然所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中有关严复、康有为、王闿运近代文学家的传记，以平实严谨见长。戏剧方面，洪深、郑伯奇对中国晚清文明戏到现代话剧进路的思考，赵景深对梁启超戏曲改良运动成就的梳理，刘雁声等对京剧及地方戏典兴衰的考察，郭沫若、吴其昌、梁启超对王国维整理戏曲成绩的评价，浦江清、叶德均对吴梅戏曲成就的论定，都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对戏剧研究的代表性论著。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阶段。在1840年至1918年为中国近代期、1919年至1949年为中国现代期的历史分期方法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的起迄年限随之得以相对固定，中国近代文学被看作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学科分支，也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时期，随着唯物史观的流行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