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陶渊明思想的两重性张小伟[内容摘要]:陶渊明一生受归田和出仕两种思想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二种思想发生碰撞,推动了陶渊明思想的发展。他早年胸怀大志,思济苍生,壮年寄身仕宦,备尝沉浮,一直关心政治,留心现实;晚年饱经风霜雨露之苦,亲历易代忧患,由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转变为对“桃花源”式的社会向往。诗人在强烈、执著的追求探索理想,片面的把陶渊明理解成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是不公允的;从陶渊明总的政治抱负及其思想发展来看仍不失为留心现实,关心政治的杰出诗人。[关键词]:陶渊明;归隐;出仕一自梁朝钟嵘给陶渊明加了一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帽子后,历代论者大多认为陶渊明是隐逸诗人。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书中,也均将陶渊明列在《隐逸传》里,金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曾诗云“君看陶集中,饮酒归田园,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清代《诗比兴笺》曾评论他:“唯知归园移居及田间诗十数首,景物甚玩,意趣易明,至若饮酒,贫士,便已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又赋予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因而后来许多人把陶渊明看作“篇篇有酒”、“不染尘俗”的脱离现实的田园诗人,而对陶的抒发政治情怀的诗很少问津。直到“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淡然,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也不能忘掉‘死’,这是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另一种看法研究来看,恐怕也会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了”。我们从鲁迅先生这段话中不能不受到启发,那种超脱于尘世的诗人是没有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无法逃脱。事实上从《陶集》现存一百三十余首诗中,田园诗约占40%,抒发政治情怀的诗园占60%。因此,笔者认为最能代表陶的性2格及反映其政治抱负的当是陶的咏怀诗。并且从中发现陶渊明无论是少年读书时代,还是青壮年时期,以及晚年归耕直到衰老,从来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理想的追求。陶渊明少年青壮年时代“游好在六经”,希望在官场实现自我,因而他雄心勃勃地踏上了仕途,但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烈冲突的时代,北方受异族统治,南方也处于门阀世族高压统治的时期。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尽管涛的祖父陶侃做过晋代大司马,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职,但前身寒微,被人讥笑为“小人”,[1]况且到陶渊明时,家世已经衰落,生活相当艰苦,挤身于门阀世族所垄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社会中,可以想见非门阀世族出身的陶渊明,势必会落到“有志不获聘”,“误落尘网中”的结局。致使他辞江洲祭酒归隐,后召为主簿,不应。这一时期陶渊明内心交织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但占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安邦治国,有所作为,这便趋势他第二次出仕官场,做了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桓玄独揽长江中下游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准备夺取东晋大权,陶渊明已意识到一场篡位拭君丑剧将要演出,这与实现自己的理想相悖,于是又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这年陶三十七岁,他母亲去世,丁忧还家,这次辞官似乎恪守规矩,合乎常理。他带着对官场的厌恶回到了日夜思念和向往的田园。“僮仆欢迎,稚子侯门”,“有酒盈樽”。你看“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处处流荡着春天的气息。“富贵非吾愿”他再也不愿想建功立业了。他和外物融为一体。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适意。他眼中的田园更是“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生活得轻松愉快,但内心不无矛盾,这是短暂的,当重返田园的喜悦心情过后,他追求自我的实现,田园山水与和谐家庭生活再也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了。一当时机成熟,他就出仕了。“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饮酒》只不过是其导火线而已。正当诗人“聊为陇苗民”等待行人问津之即,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四零二年,桓玄举兵东下,攻陷京师建康,次年称帝。四O四年年刘裕做了镇东将军,掌握了东晋大权,给国家带来一线希望,就在这年,陶渊明做了刘裕的参军,[2]继而,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的参军,义熙元年八月(405),又求为彭泽令。这一期间陶渊明一方面怀着希望;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唯恐“求之靡途”。在《始3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中就表现出这种心情:“我行岂不遥,登路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可见诗人只是“聊且凭化迁”,出仕思想已处被动地位,“终返班生庐”的退隐思想已逐渐上升。只因“于时风波未静,心禅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便求之彭泽令。又不堪为五斗米折腰,便辞去彭泽令与官场诀别。[3]由此可见陶渊明时时有做一番事业,流芳成世的理想,但这种理想是建立在不拘形迹,逍遥自在的基础上,他人格高尚,志趣高洁,为人耿直。而当时的官场是十分腐败的:“闾阎懈谦退之节,市朝趋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诽”(《感士不遇赋》)。这正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陶渊明又怎么忍受得了呢?出仕,求得建功立业与他的自由人格发生巨大分裂,使陶经过出仕—归田—再出仕—再归田的几度反复,在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思想支配下,当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之后,为挣脱政治阶级的网罗,而彻底与官场绝裂。由以上分析可知,陶渊明的一生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及他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他“禀性寡所谐,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独立爱好自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实现自我,立善遗爱。这二方面思想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投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二方面发生碰撞,推动了陶渊明思想的发展。二许多论者还认为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后,过着贫困的物质生活,亲自参加劳动,是个甘于淡泊,甘于寂寞,甘于贫穷的真正的隐士,并且逐渐走向农民式的生活,但我却认为,陶与官场诀别,除他的性格的两重性外,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他还拥有赖以生活的田园别墅,即使在陶几度出仕期间,时时引起陶对田园的迷恋,则是事实,从而构成了陶逃禄归耕的可能性。最先提出陶渊明贫穷的,是南朝的沈约。他在《宋书·陶潜传》中云:“亲老家贫,远为祭酒”。后来,“家贫”说就是陈陈相因,代不乏人,而且愈演愈烈。近代梁启超竟然也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实在穷得可怜”,“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4]然而它们并不切合诗人的生活实际。陶渊明的祖辈已仕宦三世,是浔阳的“洪族”,应属于官僚地主家庭。陶渊4明出生后,年幼而孤,家境中落。即便如此,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为有家产田业的官宦家庭。在《归田园五首》中写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十八亩”,“八九间”在当今的人听来,似乎是不小了,而且也与贫穷联系起来,且归田后,诗人的居地可考的就有上京闲居,园田居和南村等处;在《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首诗中,它描写了陶潜和他的一些雇工出发到他那块离家甚远的田地去收割。这么看,他肯定是个土地拥有者,而且可能有好几处地方,拥有这种离家远的田地或农庄。还有一次,他在403年写的一首诗里提到“南亩”,这首诗写他远行察看他的田地:“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勉。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而到达“南亩”以后,他显然是指挥着耕种,因为在这首诗的续篇里,我们看到:“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可见陶家虽称不上家业庞大,可也并非一般农民家庭。至于生活状况,归田初,陶渊明在家是“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外出则“或命中车,或孤舟”,“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诗人饮酒赋诗,以琴书自娱,生活清闲。这时的诗人,过得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人闲居生活。50岁以后,陶渊明由于疾病的加剧,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再得战祸绵延,乱兵洗劫,境况确已今非昔比,生活有些闲顿。但晚年的陶渊明,除农业收入以外,另有教授生途的筹资,还受重臣的“相瞻”,显贵的遗赠。至于古人赏趣,新知相遥,给诗人的资助更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鲁迅先生就断言:“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5]陶渊明确实叙说过自己的清贫景况:“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饮酒二十首》);“弱年逢家乏,老于更长饥”(《有会而作》)。诗人还以自己的“敝庐”、“被褐”、“瓶无储粟”而哀叹不已。究竟怎样看待陶诗中的“贫”和“寒”呢?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六朝的地主阶级文人,在作品里经常会写到“贫”与“穷”。对此,我们且莫以今解昔,须知他们笔下的“贫”与“穷”,常常是指庶族地主及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并用以区别于统治阶级上层及其御用文人的豪富。所以说,陶的这种写法,只是作为他这样一种出身的人,5特别是作为他这么一位有天赋和才智的人,他觉得自己太穷了。绝对地讲,陶渊明并不贫穷。澳大利亚学者威廉·阿克就曾指出:我想任何一个仔细读过他的诗作的人都会相信,他是一个乡间的绅士,或者是一个绅士式的农民,一个朴实的地主。[4]论断是多么明确:陶渊明是地主,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的隐逸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三陶渊明在归隐的不同时期,写下了风格、思想不同的作品。下面就诗人不同阶段的作品,加以分析,再现陶的思想历程。在陶渊明最初归田的时候,从他的诗句中不难发现生活还是不错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他在归隐之初,对农村的了解是肤浅的,他以为只有官场是“樊笼”、“密网”,只有弃官归田,就可以超脱世事纷争。因此,他刚回到农村时的心情,就像羁鸟返囚林,池鱼还故渊一样乐不可言。加以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一年所获维持农村一般生活还颇裕:“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酌”。(《和郭主簿》)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没有一点农作经验,但仍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心情非常舒畅。他和当地人士关系十分和谐:“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等诗句都表现了陶对生活的炽热追求。这时的陶渊明,他相信自己,相信劳动的价值:“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之二),对前途满怀希望:“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当时真正的田园生活是不是像诗人笔下所写的那样恬美静穆呢?事实上广大劳动人民备尝辛苦,当时的农村十分凋敝。作者对此有过零星的记述:“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归田园居》四),“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和刘柴桑》)“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怀古田舍(一)》)这个现实无疑与陶笔下那个美好的田园世界存在着差异与冲突。只是作者“意”不在此,他的心理场上排除了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对陶肯定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处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可见他对社会并不是不闻不问,反而产生对现实既然关心又痛恨,既痛苦又缄默的矛盾心情,他的人格不能不处于分裂与对抗之中。这在他的《杂诗》中已有充分表现。6《杂诗》第二首写到“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知,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所提的“志”,就是早年“猛志逸四海”之志。我们发现,诗人虽身处田园,而志在邦国,内心交织着进取与退隐的矛盾,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的诗句来看,陶的壮志在归田以后不但没有削弱,甚至有时表现的更加强烈,完全可以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及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媲美。陶渊明归田后期,正赶上晋宋之交的战乱时代,面对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陶也想有一番作为,救国救民,但现实情况迫使他又一次归耕田野,这一时期陶在政治上孤独愤懑,经济上逐渐贫乏。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