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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的时代意义作者：邱运华《光明日报》（2016年08月12日09版）【思录】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由两个部分组成：文字记载的和没有文字记载的，缺少后者，文化史就只有半部。最初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把民间文学看作中国文化史重要的一部分，整个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收集和整理出版来自民间的文学资料，也是由他们发起、在延安鲁艺时期被列入“新文化建设”“正典”的历史工程。民间文学并非简单地对应于文人创作的文学，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取向。它是“五四”一代及其前辈思想家们“重铸民族魂”“中华民族复兴”整体启蒙思想的一部分。“五四”时期关注来自民间的文学，乃是出于对“贵族文学”独白话语体系的反拨，是全社会民主运动的表征。“五四”之前，梅光迪回复胡适：“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自无待言。”至“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启事，成立“歌谣征集处”，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同时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明确其宗旨“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洪长泰认为，现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学运动被称为“世纪运动”。鸦片战争以来，激进派学者们寻找中国文化之根的努力，导致了他们提倡以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五四”运动时期，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关注对象转向民间口头传承。“到民间去”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它对于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冲破封建思想、重视人民创作的倾向，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却属于未能彻底完成的任务。延安鲁艺继承发扬了“五四”走向民间这一传统，赋予其“民族性”和“人民性”的重大思想意义。延安鲁艺把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与抗战救亡、与创造新文学的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延伸到今天的新中国思想文化运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里，毛主席鲜明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他特别强调的“民族的形式”实际上多半指的就是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艺。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文化思想，在《讲话》里得到充分阐发，长期以来指导着我党的文化建设。毛主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人，他本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并非简单止于概念和观念，而是内心真正喜爱的，也确实做过指导学生收集民间歌谣的工作。他非常清晰地把“所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产品”，与“民间文化的精华部分或者与那些天然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因素”区分开来了。延安鲁艺以学习民间文艺作为方向，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奠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例如延安鲁艺正式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确定了宗旨为：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对民间音乐的采集、介绍和研究工作；对大量优秀的传统民歌、小调、歌舞进行加工和改编，从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民歌改编曲”。民间文学传统形式经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袁章竞《漳河水》、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创作，为新文学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文学弘扬了延安时期重视民间文艺中的人民性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重要的文艺话语乃是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打破封建文艺观占领的报刊、舞台、银幕等阵地，普及民间文艺民主传统，建设“人民的文学”观念。1949年北平解放之际，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最主要的工作，乃是宣传民族文学形式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内容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系列文章见诸1949—1950年之间的《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起，《人民日报》集中发表有关文艺的专题文章、综论，涉及到“停演迷信淫乱旧剧”“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年画的装饰性与现实性、人民性”等问题，秦兆阳、蔡若虹、江丰、罗合如、刘念渠、梁思成、沙均和犁草，以及张映雪等人分别就改革旧剧、国画、平剧、城市规划、秧歌舞和新洋片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文章，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文学“人民的文学”基本方向和路线的确定。从1950年元旦刊发李伯钊《谈工人文艺创作》、王亚平《攻破封建文艺堡垒》开始，到随后刊载关于“东北戏曲改进会成立”“电影制作贯彻工农兵方向”“北京旧戏曲的改革”，到赵树理发表《谈群众创作》、王朝闻发表《旧剧演技里的现实主义》、周扬《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工作》、艾青《谈“鸿鸾禧”》和程砚秋《西北戏曲访问小记》等，辅之以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高等教育制度、教科书、学术研究体制等话语讨论，昭示着延安时期来自民间文学的平民大众文学路线、服务人民大众的文学发展方向，真正在新首都、新中国确立起来。可以明显看出，延安时期强调的人民文学传统，在谈论文艺问题的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指导的新文艺路线，迅速成为北京文艺的主流，同时，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也成为新中国文艺话语的拥有者和叙述者。可以说，收集、整理、改造民间文学，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延安鲁艺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文化新文学建设，起到了核心作用，为新中国人民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福玛瑞评价这一走向时说：“他们……力图寻找民族的文学，并抱有以此为手段改变‘民族性格’的雄心壮志。我们如果考虑到历史悠久的民歌搜集传统的话，可以说，这类对口传文学的重视是中国的一贯传统。”这段话放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确非常合适。今天我们重新提起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收集和整理工作，与“五四”时期重铸民族魂的使命相比，实际上面临着性质相似、层次不同的任务。一是我们重新处于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和精神价值的再铸造进程中，重视当代民间文学进步思想传统，对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使命具有重大思想价值。二是发掘和阐发民间文学优秀传统，对我们深刻理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渊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有新的认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三是民间文学的人民性传统，是我们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坚实基础，是建设新文学不可缺少的丰富资源。与“五四”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当代民间文艺学家所处的思想层次和学术水平，不允许我们再仅仅做简单的收集、整理工作，而是要求学者在坚实的材料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阐释民间文学中的思想、文化和艺术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参与到新世纪中国美学精神的构建和阐发工程之中。做到这一点，我们新中国的文学史，就将比以往更为坚实、更具有鲜明的中国话语特点。（邱运华，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璧小物件写下大历史作者：王仁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12日09版）湖北荆州出土的战国玉璧湖北荆州出土的秦代玉璧（局部）湖北荆州出土的秦代玉璧（局部）图片由作者提供【寻踪】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璧，瑞玉圜也。”虽然只是一个小物件，但它在历史舞台上反复出现，甚至影响、改写了历史。古代的玉器，最初大多是实用器，以装饰类器形为多。后来的玉礼器，应当是为顶层社会设计的，部分礼玉的形制，也源于实用器，有的略有变形，其中以玉璧的出现最有意思。玉璧本依手环造型，器体向平面扩展，成为一个宽且平的环形。当然如果由立面扩展，就成了高且方的琮。考古发现早期的玉璧，有的就像镯一样戴在死者的手腕上，这是判断环与璧两者关系的重要证据。璧的用处，依《周礼·大宗伯》所说，“以苍璧礼天”，是最重要的礼器。又见《典瑞》说，“疏璧琮以敛尸”，又是一种高等贵族用于埋葬的器具。祭天、礼地、敛尸，就成了琮与璧的主要用途，考古界和收藏界的许多讨论也都围绕着这些论点展开。但仅以《周礼》所述，琮璧的作用并不只有这些。除了礼神敬祖之外，它其实更常见的用法应当是敬人，是位卑者亲近尊长者的必备的礼物。说起璧，我们想到了“春秋第一相”管子。管子是春秋时齐国的上卿，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的著作《管子》，今存76篇，内容非常丰富，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学著作。《管子·轻重》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讲的就是璧。一天齐桓公愁容满面地对管子说：“寡人很想西行朝贺周天子，可是献礼的贡物不足，难以成行，有什么办法呢？”管子想了想，答：“请您在阴里筑一座城，有三重城墙，九道城门，让玉人在里面秘密地琢石为璧。石璧径尺者定价一万钱，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四千，瑗五百。”等到石璧的数量足够时，管子专程西见天子，他对天子说：“我们小邑之君，想率诸侯前来朝拜先王祖庙，领略周室风范。请下令天下诸侯前来朝贺的人，一定要用彤弓石璧作献礼。没有带彤弓石璧的，不准进入庙堂”。天子居然高兴地答应了，以管子的说辞号令于天下，带璧来见。不出所料，别国哪里来得及造那么多的璧，天下诸侯只得满载着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帛，夜以继日地赶往齐国，换取石璧。齐国的石璧因此流传天下，而天下财物也就源源不断运送到了齐国。这一次的收获，让齐国八年没有征收赋税。这被称为“阴里之谋”，又称之为“石璧谋”。这个近乎寓言的故事，其真实性曾让古人产生过怀疑。但不论这“石璧谋”是否真有其事，齐国强盛起来了是事实，称霸也是事实。这璧给齐国带来的不仅是财源，更重要的是政治资源，通过璧的造卖，得以号令诸侯。到了战国时期，又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与璧有关，这就是和氏璧完璧归赵的故事。这段历史可以说是对璧的价值最生动的演绎。许多古籍如《韩非子》和《新序》都记录了与和氏璧相关的掌故，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记录了此事。和氏璧的来历、完璧归赵的故事已家喻户晓，不再赘述。然而，赵国最终还是没有能保住自己的宝贝，秦破赵，和氏璧终为秦所得。秦始皇为拥有它而自豪，将玉璧改制为传国玉玺，丞相李斯写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了玺上。和氏完璧虽然最终并没有保全，它却再一次升值，由璧变玺之后，成为了皇权的重要象征之一。这样的璧确实值得珍爱，却不仅仅因为它是一块楚王识得与识不得的玉。和氏璧因是世间稀见的美玉，亦是古人与天等观的环璧，所以才价值连城。又因它来历不凡，传承不俗，还成为忠诚与气节的象征。还因它留下了“完璧归赵”“价值连城”的成语和故事，而不可忽略其文化价值。秦的传国玉玺并没有让国家代代相传，而是很快就灭国于汉，又一个新王朝登上历史舞台。不过在刘汉立国之前，又演出了一场与璧相关的大戏，这就是所谓的鸿门宴。适逢项羽同刘邦夺天下，争王位。项羽已然占据上风时，有人说刘邦要称王。刘邦急忙前往项羽的鸿门阵前说明并无此事。项羽大约也有些相信刘邦的言语，可他的手下为了彻底了结刘氏集团，准备在这鸿门宴实施斩首一招。酒宴上刀光剑影，险情迭出。这当口居然有几种玉器登场了，其中就有两件玉璧。以《史记·项羽本纪》的叙述，先是范增几次用目光示意项王，还三次举起所配玉玦提醒。玉玦本寓决绝之意，这是说一定要快作决断，可项王默然不应。刘邦见势，借故出外如厕，然后就不辞而别逃走了。这刘邦也算是精明十分，他居然随身带着两样四件玉器，两件玉璧，两件玉杯，嘱张良返帐中分送项羽和范增。项羽接受了白玉璧，放到座位上。范增将玉杯摔在地上，还拔剑砍碎了它，哀叹说“夺走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就要被他俘虏了！”。项羽收了璧，心里略觉踏实，玉璧象征天，象征王权，送了这么重的礼，这不就说明刘邦没有野心吗？他没有派兵去追赶刘邦，刘邦安然回营。后来呢？本来经过三年苦战已经如愿的西楚霸王，又经五年战事最后四面楚歌，自刎而亡，天下归汉。小物件写下了大历史，这玉璧反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它何来那么大的魅力？即所谓信仰的力量。（王仁湘，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名花苦幽独作者：张学松《光明日报》（2016年08月12日11版）宋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遭“乌台诗案”，流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春，寓居定惠院，作《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等诗数首，其中《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以下简称《寓居定惠院海棠》）一诗颇受文人好评，可谓流寓文学的经典之作，其诗云：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