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产业后起国家发展模式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汽车产业后起国家发展模式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2002-08-291．汽车产业后起国家的两种典型模式从近几十年国际汽车工业的发展历史看，后起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两类典型的发展模式：一是以韩国为代表的“自主发展模式”；二是以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为代表的“完全开放模式”。韩国自主发展模式的要点是基本依靠国内资源，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汽车工业体系，包括自主开发能力、民族品牌、整车制造能力、国内的零部件供应体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能力的提高过程中，虽然也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借助外部力量，但基本排斥外商的直接投资。由于单靠市场力量难以达到上述目标，政府主导成为这一模式的重要特征。政府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对民族企业进行较高水平的阶段性保护，以挡住外国产品的竞争；对国内市场竞争也采取较强的限制，利用严格的市场准入、产品分工等方式，力图达到提高生产集中度和发挥规模经济的目标；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汽车企业的紧密结合以提高后者的资本实力；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建立比国内市场容量大得多的生产能力，通过政府出口补贴等方式，提高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与“自主发展模式”不同，选择“完全开放模式”国家的汽车产业发展目标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通过发展汽车产业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不单纯追求汽车产业链在国内的完整(如自主开发能力和民族品牌，而是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扮演部分产品地区制造商的角色；通过汽车工业、其他相关工业和汽车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数量众多的就业岗位，以解决就业问题；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具体做法，一是吸引国际上主要的汽车制造企业(整车、零部件)在本国投资，借助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国际营销渠道等资源发展本土的汽车产业，目标是成为跨国公司某些产品的地区性生产基地和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开放国内市场，基于产品品种的差异采取大进大出方式，并努力实现净出口；三是一些国家注意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汽车工业，如西班牙紧凑型轿车的发展。这两类模式尽管所走的路径不同，但都使一个国家的汽车工业从无到有，或从明显弱势到在国际汽车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支柱性产业。由于所走路径不同，两类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韩国的自主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产业链条完整，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这也是人们通常对韩国模式好评时最为推崇之处。在一个不算大的国家里，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建立起能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汽车工业，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定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可以被看成一种“奇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模式的问题和弊端日益显露。韩国汽车工业在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即研发能力、品牌)提升的过程中尽管付出了高昂代价，但其地位仍十分脆弱。过小范围的产业分布，使其成本降低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技术上的障碍。最有问题的是作为韩国模式“特色”的政府主导或扶持。所谓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运用其强制性力量，全力支持少数大企业在短期在内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的手段包括国内严格的行业准入政策(限制竞争)、银行的大量低息贷款、多种形式的出口补贴等等。这些在70-80年代被看成行之有效的手段，到了90年代却越来越多地与高成本、高风险、僵化、贪污腐败等联系在一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韩国经济受到重创决非偶然。危机后，“韩国模式”被深刻反省，韩国的汽车工业也面临着历史性的大重组。可以预见，以往以“自主”为特征的韩国模式将难以为继。完全开放模式的特征是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按照产业增值链的国际分工，在一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市场、劳动力、区位等)的领域，形成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汽车产业，其竞争能力来自于某些产品的高效率生产。采取该模式的国家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尽管彼此之间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导致该模式成功的诸多因素中，有两个因素是基本的。一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的周边地理环境。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分别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盟等地区性贸易组织在投资、贸易、市场等方面一体化的明显优势，在国际贸易的大循环中，实现汽车产品的净出口。与美国、欧洲发达国家接壤的地缘优势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是本国的比较和竞争优势。这方面应当说几个国家有较大差别。例如，墨西哥基本上充当本地制造商的角色，而难以在国际分工中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2．中国能否模仿某一种模式中国选择自己的汽车发展模式，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这样就要研究、比较、借鉴国际上已有的发展模式。韩国模式在中国受到较多的推荐乃至推崇。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多作一些分析。严格地说，中国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实行过“韩国模式”。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目标就是建立“自主”的、完整的汽车工业体系，办法是实行高水平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严格限制行业准入，强制性的产品分工，政府直接投资和国家银行大量贷款，高国产化率政策等等。这些办法与韩国模式中政府使用的办法相似或相近。不同的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远没有达到韩国汽车工业达到的成绩。原因首先在于，中国与韩国的企业基础完全不同。韩国政府所支持的大企业，是在市场竞争中展露头角后而被政府“挑选”的，大都是家族式的私人企业。而中国的汽车大企业都是国家直接投资、政企不分的典型的国有企业。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有着根本性区别。其次，韩国企业虽然在国内受到保护，但政府强制出口政策，使其不能不直接面对国际大跨国公司的竞争。而中国的国有汽车大企业基本得不到像样的竞争机会。形式上看，中国和韩国的汽车工业在“政府主导”这一点上有相似和相近之处，微观基础、运行机制以及由此决定的经营业绩则相去甚远。那么，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能否“彻底”仿效韩国模式?且不论韩国模式本身的弊端，最重要的是，当年韩国模式开始实施时的国际环境至今已有了根本性改变。如果说韩国汽车工业起步时，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在一国范围内尚可建立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工业的话，现阶段这样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这正是韩国乃至日本汽车工业不能不走上国际化道路的基本原因。或者说，韩国本身也已不可能继续坚持所谓“韩国模式”了。对中国而言，需要考虑两个几乎不可改变的前提条件：第一，作为中国汽车工业核心以及进一步发展重点的轿车工业已有相当高的国际化程度，已不可能像韩国模式那样排斥外资；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相当高，加入WTO后，不可能继续对国内市场进行高保护。所以，对中国汽车工业进一步的发展，韩国模式主要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加拿大、墨西哥、西班牙等国的“完全开放模式”和巴西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对下一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的借鉴意义要多一些。然而，在注意到这些以开放为特色的模式所带来的“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固有的局限性，避免可能引起的“弊”。加、墨、西等国发展模式是以其特殊的国际贸易、投资和地理环境为背景的。中国没有与发达国家市场“直接对接”的条件，难以期待出现与上述国家类似的产业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地域尤其的经济增长潜力，是上述几国难以比拟的。中国完全可能在开放条件下发展出自己的独特优势，创造出新的更具竞争力的汽车产业发展模式。产业区“灵活专业化”的两种不同模式比较——兼论“特质交易”观点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姚先国朱海就2002-06-25[摘要]本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灵活专业化模式，分别以产业专有资产和企业专有资产为特征。前者是对产业专有资产的不同组合而实现灵活专业化，后者是通过企业的创新以及大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实现灵活专业化。两种模式见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区。本文还认为前一种模式中企业间的交易不是特质交易。前一种模式向后一种模式转变是产业区创新的重要条件，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信任。“灵活性专业化”(FlexibleSpecialization)”被认为是产业区的主要特征。“灵活专业化”最早由迈克尔·彼尔(MichaelJ．Piore)和查尔斯·萨波尔(CharlesF．Sabel)在他们的书《第二次产业分工》中提出的。通过对“第三意大利”(指意大利中部)生产方式的概括，他们认为以手工生产为特征的灵活专业化并没有被大规模的生产模式取代。相反，许多行业的生产是建立在手工业生产的传统基础之上的。他们在书中十分推崇这种生产方式，认为它是一种持续创新的战略，而且适应于不断变动的环境(PioreandSabel，1984)。在该书中，他们提出了产业区发展模式的特点是“灵活专业化”，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对第一次产业分工时手工(Craft)生产方式的复兴。他们认为产业区的成功主要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能够灵活快速地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企业间协作程度高，专业化程度强，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来实现生产。强调产业区具有下面一些共同特征：专业化小企业之间灵活的合作，私人或公共部门提供的各种服务，灵活地使用结合了手工技能的技术，与区域内或区域外的大企业发展长期的合作关系等。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灵活专业化”的角度来说明产业区生产模式的独特优势的，但是我们认为产业区“灵活专业化”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传统产业区和创新产业区中“灵活专业化”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有必要加以区分。一、“灵活专业化”模式1在上文中，静态网络与动态网络对应的产业区都有可能实现“灵活专业化”的生产，但却对应不同的资产专用性，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静态网络中，存在“产业专有性资产”(图1中的第2个层次，包括C、D、E、F的资产)，这种资产对该产业内部的许多企业来说是非专有的，但对其他产业来说是专有的。由于业专有资产的存在，某些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对生产要素进行搭配、组合，从而实现“灵活生产”，即灵活性来自于对产业专有资产的不断组合，专业化体现在产业资产的“专业化”上。可用图1表示。在这种模式中，灵活性体现在图1中的第1个层面上，即装配企业对产业专有资产的不同搭配。这类装配企业一般不愿意做专有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等，因为这类企业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固定资产投入多意味着市场风险大。但为什么有企业投资于产业专有资产呢?这是因为产业专有资产的市场风险较低，比如在图1中，生产产业专有资产的企业C，其资产既有可能被企业。A使用也有可能被企业B使用，C的资产专用性较低，具有共用性和较为长期的稳定性。而作为装配企业的A或B的资产专用性是非常低的，甚至可能只是一个企业家。A或B通过组合F、C的资产生产某种产品或组织D、E的资产生产另一种产品，完全根据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情况而定，A、B企业具有“灵活资产”(图1第1个层次)，但这种资产不是体现在固定资产上，而更多地是体现在企业家个人的才能上，这类企业雇佣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少，对专门设备的投资较低，或者说，企业家的个人才能是扮演关键角色的，而且这种才能的专用性是很低的。在这种以产业专有资本为主导的“灵活生产模式”中，产业资本较少的变化也会带来最终产品种类的较大幅度的增加。以图1为例，假定有4家从事产业专有资本生产的供应商，2家组装商，2种供应商生产的产品的组合产生一种新产品。假如产业资本供应商C的产品(对组装商来说是资本)发生变化，那么通过CD、CE、CF的不同组合会产生3种新产品。假如产业资本供应商C和D的产品发生变化，那么通过不同的组合，就会有6种新产品。以此类推。所以，生产的“灵活性”(范围经济)是非常高的。MickCamey(1998)介绍了香港手表行业的生产模式，可以看作是上面的例子。他说香港手表行业的主要特征是高度分散化的生产体系和小企业为主的结构。从对香港手表业网络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较强的企业家个体主义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企业家才能足企业占支配地位的资产，相对于企业的其他资产，如劳动力、设备，因此企业的资产专用性——通常指物质资产，是较低的。在这种模式中，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装配商经常替换供应商，这样尽管可以较快地适应市场的变化，也就是说“灵活性”很高，但是，对供应商来说却容易造成损害：它们将不得不面对突然下降的订单。因此，在产业专有资本层面的供应商也不愿意大量投资于企业自身的专有资产，造成企业规模都较小，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