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17-听桂全智将军摆龙门阵

12015-06-17|听桂全智将军摆“龙门阵”2015-06-17|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有这样一位高级将领。他是外国军队情报机关重点研究对象。2005年，中央军委一位首长对他讲“你参加过中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执行过拉萨戒严任务，曾担任过我军新组建重点部队的军事主官；又在集团军任过军长。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你这样经历的人是不多的……”那么这位高级将领是谁呢？2012年初的一天，记者在成都军区大院拜访了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桂全智中将。首长面容白皙、举止文雅，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客厅布置得典雅清幽，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如果单从这表面现象上判断，丝毫看不出颇有儒雅之风的桂将军曾是一位统率过千军万马的共和国高级将领。桂副司令对记者的采访表示了真诚的欢迎，然后话锋一转谦虚地说：“我从军几十年，没有显赫战功，也没有豪言壮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那是共和国军人的神圣职责所在，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讲的。但你从北京来了，那我就把我的从军经历和你摆会儿‘龙门阵’吧。”大致讲起来，我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参军入藏进行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我是重庆人，17岁参军。当时参军有两方面考虑。一来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工厂都停工，学校也不招生了。二来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对军人和英雄的崇拜。你是知道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聂荣臻、陈毅、刘伯承是四川人：黄继光、邱少云、丁佑君等著名英雄也是我们四川人。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年代，受他们的影响，我毅然投笔从戎。那时来接兵的部队同志对我们这些新兵绝对是守口如瓶，偶尔哪位新兵忍不住了问一句我们要开到何处去？“军事秘密”四个字就给你打发了。所以我们乘火车、坐汽车一路风尘仆仆，不知不觉从“天府之国”来到了藏北无人区——那曲。我是1961年当的兵，部队是当年张国华将军所率领的二野18军的老班底，组建于豫皖苏，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1950年党中央命令二野进军西藏，正是这支部队打的前锋，发动昌都战役，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1959年3月，达赖集团发动了西藏叛乱，这支部队也是平叛的主力部队。我们到达时，西藏平叛还未彻底结束，少数窜逃到边远藏区的农奴主还不时闹事，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扫荡残匪，巩固平叛成果。那曲这个地方的艰苦生活是我终生难忘的。1961年的冬天那里的温度低到零下49度，大雪没膝，高原缺氧。而我们部队到达时，根本就没有营房，只能用每人发的一块油布拼起来搭个帐篷。睡觉时我们都是打通铺（两人一个被窝一头一个人）这样可以盖两床被子，再加上棉大衣，可那也冻得不行。呼出的热气在眉毛、帐篷上都结了冰。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诗句中有“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过那时我们的口粮还是足够的，每月45市斤，副食主要吃罐头，新鲜蔬菜根本没有。面对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生存都是大问题，不少同来的战友思想准备不足，通过各种办法调回四川，但我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转过年来，中印边境形势愈加紧张，印度当局视我国忍让为软弱，不断北侵，我们部队也在加强战前训练。1962年9月27日，我们部队全副武装登上西藏军区派来接我们的汽车，向中印边境进发。我们部队成为最先到达边防最后撤出的一支部队。我们在克节朗、妈妈沟、拉则拉山口一线与印军对峙。我亲眼看到了印军蚕食我国领土的罪恶行径，心中憋足了一股劲，非得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不行！1962年10月20日，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在克节朗方向，我们部队在山南军分区部2队及炮兵、工兵各一部配合下负责全歼印军第七旅。该旅是印度陆军的王牌部队，成立于1884年，参加过一、二次世界大战。该旅还是印军的对外展示部队，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总理访印时还检阅过这支部队。该部队原驻印国内纵深地带，尼赫鲁为“给中国军队来个下马威”特地将它调到边界地区。为了全歼这支印军王牌，我们采用正面进攻、侧翼迂回包围的战略。我们作为迂回部队先于主攻部队24小时出发，21日到达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附近。道路非常难走，不仅崎岖不平，而且长满了浓密的杜鹃树丛。到当天11时左右，我们在离敌旅部只有几百米时，被敌发现，双方激烈交火。我所在的一连及二连是主要突击方向，我们边打边奋力前进。印军第七旅长达尔维准将见我方火力太猛，赶紧乘直升机逃跑（但他在22日上午还是被我军活捉，他哀叹：“你们在24小时之内歼灭一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们连还用步枪击落了一架直升机，战士们见用步枪打下了敌人的飞机，无不欢欣鼓舞。我们冲上一处高地往下看是敌人的一个空降场，白花花的一大片降落伞。这时只见一个人向一架直升机走去，连长命令开火，我们一阵集火射击把那个人打倒了，后来才知道是印军的直升机驾驶员。我们站在高处，突然发现山腰处的印军在不断往上扔手榴弹，我们想下到半山腰很困难，可这股敌人又很讨厌，怎么办呢？这时我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全班人的背包带解下绑上一束手榴弹，然后用一根细绳拴好手榴弹拉弦，几个战士站在崖边小心地将集束手榴弹向下送，一旁了望的战士发现集束手榴弹接近敌人藏身洞口时，一示意拉动细绳，一声巨响，再也没有手榴弹扔上来了。后来我们查明藏在半山腰山洞中的6个印军都被炸死了。在克节朗之战中，我们主攻部队的重火器，除了少数的122毫米榴弹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之外，主要就是使用了西藏军区参谋长王亢发明的“狼牙棒”。这种武器和当年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用的“炸药包抛射器”差不了多少，只是后头装了根定向稳定的木棒。一个炸药包几十千克TNT炸药，能打出近千米，百来个同时发射威力是很惊人的，后来发现好多躲在工事中的印军都是被震死的。现在再说我们连。由于我们占领了敌人七旅旅部和后勤基地，所以缴获了很多印军的食品。印军吃的比我军好多了，我们围坐在一起大吃那些“洋食品”。下午4点，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向前追歼残敌。克节朗之战是我军在高海拔地区进行的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我认为这次战役之所以打得出色，除了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之外，参战部队是参加过1950年进藏，1959年平叛，长期在高原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部队。另外我军的制式化装备远优于印军的杂牌武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们部队在达旺修整了半个月，以后从那里进行第二阶段作战。部队经过三天急行军，达到申噶宗按时投入战斗。这时我们接到了上级通报，要我们连追击可能逃往锡金方向的印度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我们班是尖刀班，走在最前面。一路上我们连着打了几个小遭遇仗，消灭了几十个印军，可是始终没有见到考尔的影子。一直到下午4点，突然接到上级回撤的命令。1962年那场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以我军完全的胜利实现了最高决策层的科学预见。几十年了，中印边界总的讲是很平静的，如果那次我们不打痛那些头脑发胀的政客和将军，你能预见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他们会搞出什么鬼名堂吗？那次战争也使我完成了从老百姓成为共和国军人的转变。1962年底我被提升为班长，过了一年升为副排长。再过了一年我成为同期参军的战友们之中，第一个被晋升为少尉的人。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无论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还是“文革”期间，我凭着对党和军队的忠诚，扎扎实实埋头工作，完成了从初级指挥员到中级指挥员的过渡。第二：1979年2月17日，我们149师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24日我们师作为13军的预备队，在河口地区投入战斗。2月25日7时25分，我们师接到军的命令，担任穿3插迂回。那时我是149师447团参谋长，给我们的任务是迂回并占领敌王牌316A师后退的必经之路黄连山垭口，堵住敌人配合正面主攻部队，歼灭越军这支所谓“王牌”部队。也巧了，1962年打印度的第7旅是王牌，这回对付的316A师还是王牌。部队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赶到指定位置。路途非常难走，有河谷平地，也有3000多米高的山脉。温度也随地形变化，时而是0℃，时而又是零上30%的高温，部队体力消耗很大。到27日中午，我团先头部队与敌人接触，并遭敌人炮火袭击，部队调整部署投入反击，歼敌坝西洒独立营一部。要占领黄连山垭口必须首先拿下新寨垭口。此时，敌人已经发觉我军意图，逐次抵抗逐次撤退，撤到了新寨垭口主阵地，我军则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3月1日，我团二营为主攻进入垭口，但由于山口两侧地势险要，敌人有两个营在远程火炮的支援下凭险据守。而我军受地形限制，兵力无法展开，不能形成对敌数量优势，所以激战一天未果，二营撤出战斗。3月2号，我团休息一天。我带领三营长和团作战股长、参谋、侦察排长到现场再次观察地形。这个垭口有3千多米长，中间只有很窄的一条小路，正所谓两山夹一沟。敌人在两侧山上布置了各种轻重火力点，居高临下射击我军。而且到此地再想迂回绕过垭口根本也不行。回到团部我向前来坐镇的王副师长和团长、政委等领导提出：偷袭加强攻，挑选我们团最强的连队一营红军二连，担任这次任务，由三营配合，二营作为预备队。红二连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黄麻起义部队的老班底，郑家才连长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军事干部。对于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有清醒的认识：偷袭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一旦被敌发现，部队就在师属火炮的掩护下立即转入强攻。总之，“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拿下垭口。那天雨下得很大，临时搭起的团指挥所里也有半米深的水。面对即将来临的恶战，我们几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不知是谁提议，还有酒没有。管理股长趟着没膝的雨水拿来了一瓶酒，我们每个人嘴对嘴一人一口地喝着，大家都在心里默念着一句话只要有我一人在，也要把仗打下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散会了，我们几个人庄重道别回到各自的指挥位置。那种壮士断腕的悲壮场景令我终生难忘，军人报效国家誓死如归。3月2日凌晨12点30分，红二连开始行动，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一个跟一人在亚热带丛林中艰难前进。由于敌人遭我连日痛击，也是惊弓之鸟，所以警惕性很高。红二连刚前进了三百多米，敌人就发现了，轻重火器一齐向我军袭来，担任掩护的三营出现较大伤亡。我决定三营就地掩护，阻击向红二连包围过来的越军。红二连在郑连长的指挥下，边打边冲，越军顽强抵抗，我军伤亡加大。望着不断抬下的伤员和烈士遗体，我的心像刀剜一样难受，但是“慈不掌兵”，战斗必须进行！我一方面协调师属火炮支援进攻部队；一面用步话机与郑连长保持联系，但通话效果不太理想，时断时续。经过了激战，红二连于3日下午5点40分插到公路。在作战中红二连打退敌人的7次进攻，歼敌150多人。但该连也付出重大伤亡，全连伤亡102人，连长郑家才全身负伤三十多处。他住院时，我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老首长，我就想吃罐头！”我说·“那好办，让后勤给你送两箱罐头！”后来，郑家才到眉山军分区任司令员，现也退休了，我们是好朋友，他也常来看我。红二连的指导员和多名干部也壮烈牺牲或负伤。一名藏族战士双腿被炸断，还勇敢代替班长指挥作战，直到最后光荣牺牲。到了3月3日下午，我团一营完全攻占了新寨垭口和黄连山垭口，彻底截断了316A师的退路。这次沙巴之战，我师的3个团经7天激战，重创316A师之一部及其它部队，共歼敌2338人，缴获了大批军火及后勤物资。对我自己来讲，如果说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使我闻到了真正的“火药味”，成为了合格的共和国军人。那这次惨烈的黄连山垭口之战，则使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合格履行了团参谋长的职责。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使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悟到了一个指挥员在战争中应该想什么、做什么、坚持什么、舍弃什么！4第三：1989年3月初，我作为149师师长，正在第13集团军军部开会。3月8日下午，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万海峰上将召见了我。我如约来到万政委的办公室，老将军没有一句客套话，劈头就问“桂师长，看新闻听广播了吗，你对拉萨所发生的事件怎么看？”我回答“看了，拉萨情况很严重，看来部队要干预一下了！”“对！你们师马上进到拉萨执行戒严任务，集团军的预先号令随后发出。”我从万政委那里出来后，立即给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杨副师长通了电话，告诉他先不要等我们回去了，要立即向各位在家的团领导打招呼，通报一下情况，做好准备。下午我代表师里在集团军会议上表了态，散会后我和曾通明政委立即乘汽车赶回部队，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所以路很不好走，到达师部已是凌晨。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