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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庸的话语世界从官方到民间，从海内外的华人甚至到各国外籍的读者，金庸小说可谓家喻户晓；从学术研究的刊物到中小学授课的课本，金庸小说的阅读和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然而，金庸的社评却尚未全部结集成书出版，更不用说他以诸多笔名撰写的文艺批评、时评政论、专栏文章，以及翻译著作和学术论文。笔者有幸于1995年来到金庸身边工作，亲聆教诲，在其亲自指导下负责查阅收集并编辑他的文章和著作。迄今为止，这项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其中原因之一，即除了当年在报纸上刊发的武侠小说连载外，金庸早期曾翻译英文著作、为报刊撰写影评专栏、文艺批评，创作电影剧本及歌词；创办《明报》后则负责撰写社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自由谈”及时评政论，同时还从事翻译，乃至撰写学术论文，这些不同的创作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堪称一绝。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面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部分，二者是无法皆然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金庸卷》的编选将重点放在后者，尽量展示出构成金庸话语世界中不为人所熟悉的诸多方面，虽仅为捐流之点滴，却希冀以此为引，激发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进一步去发掘和探究庞大的金庸话语世界的深层奥秘。社评从1955年2月8日金庸开始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刊发连载体小说《书剑恩仇录》，到1970年发表《越女剑》，“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1970年3月，到1980年年中结束，一共是十年”。从执笔初始到第二次修订终结历时二十五年，以上还没有计算本世纪初的第三次修订所花费的时间（大约从2000年至2006年）。与之相比，从1959年5月20日在《明报》正式创刊日开始撰写社评，直至1993年宣布退出，金庸整整为《明报》撰写了30多年的社评。长期以来，报纸上的社评和社论几乎等于同义词，即使在专门分析传媒的研究文章中，也很少作出详尽的区分。眼下的报纸大多数都采用社论形式，极少数才采用社评。社论和社评的区别之一，在于通常社论不署名，而社评则署名。社论代表一家报纸的观点，虽然由个人执笔，但属于集体讨论的结果，其责任通常也由集体或报社领导承担。而有的社评则署上作者之名，表明文责自负，实际上跟这家报纸的态度和倾向也密不可分。《明报》采用社评却不署名，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类形式上的选择，但究其内里，却可2以看到，金庸不想采用一般通用的社论形式，是不愿意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就事论事，只作一种镜像式的被动反映，简单地跟随外界的舆论倾向和大众的情绪波动去人云亦云地议论是非和判定对错，而是十分重视自己能根据自己的原则来作出历史事件的选择和描写，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同时通过社评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信念。作为《明报》的创始人，他能集社长、总编辑和主笔一身，无需顾忌和权衡外界或其他势力的干涉和骚扰，也无需按照别人的意旨去选择历史事件、去做他人的传声筒。所以他强调要保持个人风格，包括选择自己“标新立异”的社评形式。有研究者认为，《明报》的成功得益与金庸小说的持续连载，诚然如此，但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真正令《明报》从小报跨入大报行列，并成为香港传媒的佼佼者，还应归功于其独特鲜明的时政评论——金庸社评。“标新立异”的《明报》社评，为金庸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其一、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择取历史事件和新闻来评述；其二、将社会或主流意识形态奉为中心的话语，贬斥到边缘或背景的位置，将自己的话语移至中心位置；其三、选择自己的叙述方式，自由运用种种修辞策略；其四、完整地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从理论上说，社评是一种话语，它既包含着历史叙述——即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要求符合“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准则，又包含着评论者的介入，标志着评论者个人经验的任何表述。也就是说，社评是根据评论者认定的“合理性”叙述原则来叙述历史事件和表述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事实上，金庸的社评还不止于此，在历史叙述中不仅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评价和判断，阐述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力图以此来预示未来历史的发展轨迹。总之，社评和小说是构成金庸话语世界的两大支柱，二者并行不悖，表面上各自独立，内里却又具有互文性。这为金庸研究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源，既可以拈出小说或社评作为某一特定领域的独立的课题研究，也可以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相互参照，探究其内在的互文性，从而更深入而全面地研究金庸。换句话说，要研究金庸，既要研究金庸小说，也要研究金庸社评。我相信，金庸社评研究也将会像金庸小说研究一样成为一门显学。时评政论与社评具有异曲同工的则是金庸的时评政论文章，除了散见在其他报刊之外的，在《明报》上以专栏形式或连续发表的主要有：先在报纸上连载，而后结集成书，以查良镛之名发表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以“徐慧之”为笔名在“明窗小札”专栏撰写的文章，以评析当时的国际重大新闻和事件为主，历时近六年；以“黄爱华”为笔名发表在《明报》“自由谈”专栏上的“论祖国问题”系列文章。本书的“政论”部分即全文刊发《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它原载于1973年6月7日至23日的《明报》，是金庸获邀于当年4月18日至28日前往台湾考察访问后撰写的文章，刊发后在两岸三地影响甚大。颇有意味的是，台湾当局早期甚至禁止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出版发行，因此，作为《明报》的创办人，金庸虽然很长时间中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可就是台湾没有去过。他曾谈到，“台湾我有很多亲友，平时常常在想念他们”，“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注意台湾的情况。读到和听到的报道虽然不少，但总不及亲自去看看那么有真切的感受”。直至1973年4月，金庸终于获邀前往台湾访问十天。在这十天里，他会见了台湾地区的首脑政要；前往金门参观，同军队的将领交谈；还跟台湾文化界和传媒界的友人见面相叙；参观了台湾的公路和水利建设；了解到台湾公务人员的纪律严明和成功的土地改革。他“看到的很多，听到的很多，想到的也很多”，于是就写下了这三十七则的短文，每一则都简短地从某一特定角度写出自己的见闻及观感，或夹叙夹议，或纵论细剖，很有特色，堪称金庸政论文章的范例，集中而全面地表现出金庸撰写政论文章的所有特点，也体现出金庸从事新闻写作和时政评述所秉持的信念。海峡两岸的社会变化和二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一直是金庸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创办3《明报》之后，他全身心投入新闻评论和撰写社评，两岸的关系更成为主要研究的领域。金庸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主张可谓一以贯之，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那就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信念，主张两岸通过和平手段和途径解决一切问题，坚决反对一切外国势力的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金庸始终不渝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清醒地看到“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重大关键之一，将来如何解决，不但影响到中国，而且影响到亚洲和整个世界，不但和我们这一世代的中国人有密切关系，也和今后许多代的中国人有密切关系。”值得反复阅读的是这本小册子开篇的第一则，金庸严肃而诚恳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是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消息”，将“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在一切问题上都力求忠实而客观”，以“友直”的态度“直言无忌”。他重申自己办报的理念是遵照英国著名报人史各特（前《曼彻斯特卫报》的主笔）的一句名言：“事实是神圣的，意见是自由的”，因而“所见、所闻”是真实的，“所思”则是个人的感想。事实上，这是金庸先生投身报业之后一直信奉的信念，也是他毕生践行的新闻理想。无论是最初在报纸上从事翻译、撰写短小的评论，还是到后来自己创办《明报》，把握报纸的总体编辑方针，以及自己的诸多写作中，凡涉及新闻的报导和评述，他都坚持不变。直到退休离开《明报》，乃至今日，我相信他的信念都没有丝毫的改变和动摇。2009年，金庸应邀前往《大公报》参加报庆活动，他亲笔留下墨宝，勉励同行，并表祝贺，依然是：“评论自由事实神圣金庸乙丑年夏”。多重角色多个角度“明窗小札”是上世纪60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均署笔名“徐慧之”。这个专栏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为止，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总共近2000篇。目前，结集成书的《明窗小札1963》(上下册)和《明窗小札1964》(上下册)，之后还将按照年份的顺序，编辑成书，陆续出版。诚如《明窗小札1963》封底所言，该专栏文章评析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重大新闻和事件，以生花妙笔勾勒出政坛名流和社会精英的众生相。论时局，议人物，金庸先生秉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立场，眼观全球，心怀民众，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堪称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的见证者。文风朴实简洁，观点鲜明犀利，剖析鞭辟入里，见解独特新颖，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在这篇“明辨是非，积极中立”短文开头，他却写道：“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何以在此金庸故意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扮演一个兼职的编辑徐慧之呢？我以为，金庸采用了一种多重角色的写作策略，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很有深意的。一方面为了让外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的金庸，以致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只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他给读者呈现的是专业人士的评论。尽管事实上，是同一个人用不同笔名在撰写文章，但由于文类和内容的各各有别，因此其思考的方式、撰写的方法和文章的风格也截然不同。其实，这从金庸曾使用诸多笔名可以窥探出他的用意。他曾在《新晚报》和《大公报》以姚馥兰、萧子嘉、林子畅、姚嘉衣等笔名撰写影评，以林欢为笔名撰写戏剧评论、文艺批评和电影剧本，以乐宜、子畅、嘉衣等笔名翻译纪实性报道和艺术评论，以金庸为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小说。显然，他有意识地用不同的笔名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加以区别，既通过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4但其中清晰的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的泾渭分明，即小说就是小说，新闻就是新闻，二者不容产生混淆。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归艺术虚构，新闻评述则归事实陈述，各自凸现其特色。因此，我们难以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寻觅到新闻事件和政局评述的痕迹，正由于此，金庸的文学作品才突破武侠小说的藩篱，列入文学发展史而占有一席之地。同样，金庸所撰写的社评和专栏文章，尽管也涉及艺术的批评、小说和电影的评论，乃至社会趣闻传奇的描述，但这些文章均非来自虚构之笔，而是源于有根有据的新闻事实或报道翻译，绝无天马行空的杜撰或臆想。另一方面，他力图将自己作为总编辑和社长的身份隐去，在读者面前扮演一名称职的编辑和擅长于国际形势评析的时事评论员。他希望不要让外界造成一种误会，感觉到报纸的诸多栏目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显出报纸的多样化和知识观点的多元化。这种写作策略可以理解。自创刊到六十年代初，由于《明报》处于创刊初期，经济能力不允许金庸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放手招聘多名编辑，并广邀各个领域的作家来撰写文章。从19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来看，他既是报纸的主笔，也是报纸的作者。金庸经常每天在《明报》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一张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这是现实的必要，却也是金庸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金庸堪称报界的第一人，因为这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几个月的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每天写作担当。翻译作品金庸翻译的作品相当多，其涉猎的领域也相当广，在此仅分门别类举起荦荦大者，借一斑以窥全豹。新闻纪实性的长篇报导。如他以“乐宜”的笔名翻译美国著名记者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到1951年9月22日，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