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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济南事件后——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摘要：济南事件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力避冲突，局部抵抗”、“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政策”等应对手段进行抗议。关键词：济南事件、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应对手段1928年4月，日本为阻止完成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运动，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出兵山东。5月3日上午8时，日军就发动了预谋的不宣而战的突袭，而后日军屠杀了大量中国军人和民众，史称“五三惨案”，亦称“济南事件”。日军的突袭令前线总司令蒋介石顿时陷于尴尬的境地：对日用兵还是先行北伐？消灭济南城内及其附近的日军，占有天时地利之先机，但后患无穷；北伐，此后的对日交涉必陷于窘境。二者不可兼得，蒋介石选择了后者，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对日应对措施，其中几点尤为人所注意。一、力避冲突，局部抵抗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前，蒋介石对日军早有顾虑，曾“下令所有部队绕城而过，不料，某将领所指挥的前锋师，忽视此一命令，于五月一日开进济南。”①对日军的挑衅行为，蒋介石持有冷处理的姿态，“当局为完成北伐大业计，不愿与之计较，只好忍气吞声，不理而已。”“军事当局对此决持镇静态度，由黄外长严重交涉。”②五三惨案后，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先避免冲突，这合乎基本的军事常理。他令各师长“约束自己部下，不许出外面去，并且听候命令，不要同日本人来冲突。”③在中午12时又令，“所有的军队今天下午五点钟以前，除了在城内的军队之外，凡在城外的军队，一起要离开济南，不要再同日本人冲突，让了他们，他①施罗德、费德林斯坦合著：《蒋介石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86页②《国闻周报》报道：《济南中日冲突案面面观（一）》，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91页③蒋中正：《誓雪五三国耻》，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2页们若来找岔子的时候，我们便让了他，不许同他们冲突。”④为此，他派出十个参谋传令班打着命令停火的白旗，上写“禁止冲突，各军立回原地”⑤字样，沿途巡行并禁止开枪。并用电话告知正在与日军交涉的外在黄郛，“凡总司令派员来往时，规定一种特定旗号，以资认识，要求日军通饬全线日兵，对此旗号坐车，不得加以射击。”入夜，他又严令驻商埠的国民革命军全部撤出。后来，蒋介石也承认，“竭力制止所部之抵抗及其不采取敌对行动；旋复命令各部队，远离济南；此种事实俱在，不能不认为避免冲突解决纠纷之诚意。”⑥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在竭力避免与日军发生发生冲突的同时，并未放弃济南城。5月5日，蒋介石离开济南城。离开前前他命令嫡系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一军第二师的李延年团和其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的邓殷藩留下守城（两团都归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辙指挥）。当时蒋介石亲口对李延年说：“你至少要固守两天以上，并且一定要等要等到日军真正向城内来强行进攻之后，你才可自动地与苏（宗辙）部向泰安方面撤退”。李延年当场表示“一定死守济南城”。5月8日，蒋介石又传达了关于继续坚守济南城的三点命令：尽卫戍的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同时日军来攻的时候，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的打击；如不奉到退却的命令，不能撤出济南。⑦5月9日，蒋介石和朱培德（第一集团前敌总指挥）还在联名发出的第17号命令中要求“第一军团第三军、第四军，应挑选得力官兵，变为农装，混住于莱芜、泰安、肥城、长清各地区内（刺探其行动），并鼓吹人民反对日军，处处予以妨碍为要”。这可以说一种是“军转民”的抵抗。⑧二、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5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定了济南事件方案，其一是“宣告真相于世界，求正义之援助。本党对‘五三’惨案已罗列事实于世界，求公理正义之援助，此种有利益之宣传，本党应不断进行，并指导全国人民与本党一致。”⑨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告友邦民众书》，将日军在济南制造惨案的暴行公诸于④蒋中正：《誓雪五三国耻》，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第3页⑤《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报告在济南事变中之经历》，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⑥《蒋总司令为日军在济南暴行建议中枢致日本各政党及名流电》，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⑦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174页⑧刘世龙：济南事件期间的蒋介石与对日”不抵抗主义[J],2010年⑨《济南惨案与万宝山事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262页众，指出事后日本的虚伪宣传，“无非欲阻碍中国之统一，遮断世界人民对中国之同情，“本党深知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久邀世界人民之同情，故为此诚恳之宣言，求公道之评判。”⑩此书的发表揭开济南事件走向国际化的序幕。5月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将济南事件诉诸国联，并由法制局长王世杰等人起草电文。10日，“谭延闿以国民政府主席资格，电致国际联盟秘书长，请联盟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注意日本在山东军事行动。”11其实南京国民政府知道，指望国联对此有公正的裁决，根本就不现实，只能拿来当宣传。时《大公报》社评道“今谭氏负责发电至欧，至少可收若干宣传作用。然于事之本身，决不能有所助益。盖国际联盟，实际仅为强凌弱众暴寡之机关，对双方弱小国家之冲突，或有多少抑制仲裁之作用，如前月波兰立陶宛之争，是其明例。若大强弱之势既殊，则国际联盟殊无强制干涉之力，缘其组织本不强固也。”12考虑到美国的特殊地位，国民政府亦寄希望于美国，想让其从中调停。5月1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通过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陈述日军在山东之暴行，并“深信国际和平与正义之维持，为文明诸国之共同责任，故对于日方暴行迄今极端容忍，往者山东问题之解决，实有赖于诸友邦之斡旋；而贵国之尽力尤多，敝国人民至今耿耿在萘胺。现在贵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日本所演成之严重局势，余与敝国人民极望闻其所持之态度。”15日，美国众议院对此作出反应，“应由合众国国务卿与驻华盛顿中国公使及驻华盛顿日本大使，并与中国国民政府接洽，提供合众国之调停，以期中日两国之困难可得一种和平解决。”此外，由于西方各国向来对中国抱有偏见，再加上日本方面的虚假宣传，国民政府决定特派汪精卫，王宠惠、孙科等人到英法德等国家去宣传济南事件，请求公断。以上措施，虽不能使改变日本原来“由当事双方直接交涉解决”的决定，但⑩《中央常务会纪》，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5月9日，第2张第1版11国人应谋自强自立之办法，《大公报》，1928.5.11，阴历戊辰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一）。84-101（3）12同上它们使日本置于不利的舆论环境中，也使得中国赢得了国际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后来济南事件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三、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政策作为弱国，经济绝交是打击日本的有效的手段之一，国民政府为此付出一定努力。5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制定了对日经济方面的基本方案，“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通过15条经济绝交办法大纲，主要内容为：指导各地民众团体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规定已定日货、库存日货及续定日货的具体处置办法，暂不允许在日本厂行等处作工的工人罢工等。还规定了经济绝交的标语：我们中国人要发现良心，人人自动的对日经济绝交；经济绝交是中国商人爱国的表现；实行经济绝交要商界同胞作主体，工学界作辅助；能够切切实实经济绝交，才可以看得出中国人的爱国心。正如时人所言，日军“以厉害的大炮打过来”，国民政府就应“以更厉害的经济绝交打过去，大炮之力有时尽，经济抵制之力无时尽……结果胜败的分晓，恐怕不是日本的幸！”事实也是如此，经济绝交运动给予日本以极大的杀伤力。中国媒体曾援引日方统计数字来说明抵制日货运动的成效。《申报》曾经报道说，据日方调查，至1928年7月，日商内棉类损失600万元，糖类损失150万元，杂货类损失250万元，总计已达1000万元之巨，而8月份因中方取消合同所受损失尚未计入在内，因此日本“所受影响，至为重大”。而《北益报》则报道称，据当时日本神户，至1928年底，神户一埠出口货物为6亿3000万元，而入口货物达8亿8000万元之巨，比1926年的出口额减少7000余万元，入口则增加8700万元。其中打击最厉害则为南洋各埠，出口减少达8200万，其输入中国中部北部则减少1500万元左右。1928年日本所受中国抵货之损失，总计达1亿元之巨，“殊为可惊也”。因此报道宣称，“当时我国之反日运动日益剧烈之际，颇予日本实业界以重大之打击。”抵制日货的另一个积极影响在于令日本企业家对田中政府第二次出兵济南的决定施加了压力，说到：“政府对华方针，不无与以有形无形之损害，且导中国国民于误会，故此时政府应以相互亲善，并经济的反映，两国共存共荣之基础，超越政党政派，确立对华根本策。”1313应竭力避免中日第二次冲突，《大公报》，1928.5.6，阴历戊辰年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一）。84-51（3）四、结语五三惨案后，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为阻止日本侵占济南城，曾做出不少的努力，但由于他们始终以完成国家统一为中心，不得不一再向日本妥协，希望换取日本对蒋政府北伐统一运动支持。因此，济南事件后对日本的种种抗议所取得的成效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