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冯仑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201203冯仑一个买卖人的思考正文我来说两句(397人参与)2012年03月30日17:26作者：薛芳打印字号大|中|小冯仑一个买卖人的思考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他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不可逾越的底限，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相关公司股票走势保利地产11.29+0.494.54%民生银行6.27+0.152.45%万科Ａ8.28+0.091.10%新世界7.12+0.030.42%万通地产3.60+0.000.00%也不能做本刊记者薛芳发自北京2011岁末，猫扑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万通地产的冯仑出新书了，周三在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有活动，与崔永元和大学生们一起谈理想，说潘石屹是他带出来的，我已经报名了，有没有人一起去？”这个帖子有463个点击和94条回复，一部分跟帖的人知道冯是一个牛人，另外一部分人觉得崔永元主持的活动应当很精彩，还有一部分人则觉得地产行业很吸引人。2011年11月23日晚6点半，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陆续入场的学生，和掺杂其间的成熟脸庞，让整个大厅瞬间就满了。中国企业界大腕级人物，如柳传志、王功权、潘石屹、吴鹰……陆续出现在现场播放的视频里。嘈杂的现场因为崔永元的出现逐渐安静了下来，幽默的开场白后，他快速进入了主题：“我的好朋友冯仑先生把样书送给我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理想丰满》），一个明明是白天想的事，而另一个则是晚上想的事。我想问他，出这本书除了挣钱外还为了什么？”马上，冯仑出来了，他穿着一件皮夹克式西装外套，浅色的衬衫，光头。他回答了崔的问题：“作为买卖人，眼睛除了看到钱，还看到了钱以外的事儿，这件事除了不想赚钱，其他都想。”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黄段子传播者，以及“畅销书作家”等。万科的王石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与之聊天那样快乐而有趣。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理想主义让他活了下来，活得还算丰满，实用主义导致成长过程中的野蛮。这皆因任何个体的生命，在一个荒诞不经、繁花似锦的时代大幕下，都显得微小和脆弱。他说如果要写回忆录，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小时候想的都是大事情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在他的印象中，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父亲，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辈子谨小慎微，软弱，守规矩。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身为工会负责人的父亲有一点优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等。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冯仑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他接触到的环境、家庭、老师，都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鼓励，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十四五岁的冯仑，心里想的全是大事情。回看当年，已知天命的冯仑说，这绝对是一个悲剧，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经济繁荣的社会，年轻人想大事，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糟糕了。“那个时候这样做没风险，你不这样做反而有风险，因此父母越谨小慎微，他越鼓励你这样做。”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他的导师马鸿模，是个传奇人物，被冯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时放弃留洋机会，投笔从戎，转头组织武工队。1949年后，已经成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马因为有文化而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导师，冯仑看见的是一个一袭黑衣、留着光头、叼着粗雪茄的老头儿。那年冯仑只有22岁，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老头儿特意要看看“最小的那个。”马鸿模后来成为冯仑的“干爹”，和冯仑是忘年交的好友。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冯仑贪婪、不加节制地阅读。阅读使得他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开始颠覆自己以往的认识。他后来在《野蛮生长》中回忆说：“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他曾对一位访问者说：“我们以前受了很多正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教育方式。毛主席去世时，很多人哭得很厉害，伤心欲绝；后来我在中央党校的港台阅览室看到一本画册，有一张蒋介石死时的图片，台湾民众也哭得很厉害。蒋介石不是被咱们宣传成坏人吗，坏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发觉所谓的是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非。”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手下有120个编制，40个是体制内的财政编制。但当时这个机构没有财政拨款，也无启动经费，他只得到了一批彩电的批文。在体改所待不下去了，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一切正式的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找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3个月才得72元的报酬。就这样，冯仑的仕途之路被腰斩，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开始沦落江湖，落草为民。南德岁月1989年，冯仑在海南偶遇了一个叫汪兆京的人，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代表，曾经帮助牟其中做成了惊世骇俗的飞机生意。冯仑说：“那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样去了南德。”牟其中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尤其在贸易方面。他最大的手笔就是倒卖前苏联飞机成功。牟具备了那个时代成功者的基本特征：毅力、勇气和韧性。无论寒暑，老牟都会到玉渊潭去游泳。他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江南——这个想法经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演绎后，为公众所熟知。进入南德一年多后，冯成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他在海南创业的故友王功权也投奔过来，王又把刘军、王启富拉进来。日后的万通六君子中，有4个人到了南德。人托人介绍，最后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冯系人物介绍过去的。牟其中先委任冯为“政务秘书”，后来又让他去《南德视界》当主编，再后来冯仑变成了“总办主任兼西北办主任”，月薪200元，办公座位就在牟其中办公桌的对面，大事小事一把抓。冯仑的工作甚至要给故去的牟其中母亲穿寿衣。媒体曾报道说，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个老头，他对正在忙着给牟母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两人和谐相处的日子并不长，冯仑认为南德应该转型时，牟其中依然沿袭原来思路，并继续放大。他习惯倒资金，甚至还要去美国倒腾。在耳闻目睹了牟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数之后，冯仑绝望了。冯仑和志同道合者曾计划私下做点生意，先有经济基础再辞职。他们在门头沟物色了一个店面准备开餐馆，又准备办个帮人出书的皮包公司，叫“万通代理事务所”，后来都没搞成。牟其中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热衷政治，不习惯授权管理，鼓吹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思想导致了公司发展不稳定和内部缺乏信任。当南德公司规模很大时，他依然只相信自己，而且不去组建职业经理人团队。他对冯仑也不信任，因为很多经理都是冯仑介绍的，他觉得这是“冯系”，他从老家四川调人来公司，想搞平衡和监视。冯仑整天看着那些监视者的脸色，感觉很不痛快，此时他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他们想到过兵谏，让牟其中只做董事长，但冯深知他的性格，最后只能作罢。在冯仑的印象中，牟其中这个人凶狠霸蛮，在香山吃饭时为争凳子一拳把别人的嘴打得缝了5针。冯仑他们一想到牟其中的土匪劲头儿，顿时胆怯了。最后只有一条路——出走。冯仑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南德，事实证明，冯、王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走后，南德公司有人试图“兵谏”，结果半夜从被窝被人揪起，还被关进了地下室。冯仑的出走使他和牟其中结下了“梁子”，而且南德的人老往冯仑的公司跑，“梁子”越结越深，先是牟其中见面不搭理冯仑，接着是冯仑发狠放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牟其中的南德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坐牢时，他曾给冯仑他们打过电话、写过信。冯仑和王功权商量后，给了一个回复：“在官司阶段，不介入。如果服刑，生活上的事情可以管。”后来，冯仑和王石曾一起去武汉探望了牟其中。他说尽管这违背当年“活着不见面”的狠话，但随着岁月流逝，看法变了。野蛮生长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他们以兄弟相称，等到分拆家产，各自成为“老大”之后，人们称呼这个群体叫“万通六兄弟”。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却敢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这是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冯仑告诉对方：“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对方先要求考察他们的项目，冯仑很紧张：“我们平时没有正经衣服，于是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现买衬衫和领带。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验完了成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将500万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靠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故事，也是公司的第一笔运作资金。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讲述自己的起家史，说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那时候，万通的账上有300万，冯仑的感觉就像“大姑娘初婚，幸福又糊涂”。自1988年海南建省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新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一起疯狂地奔向海南。“十万大军下海南”，就是对当时景象的鲜活描述。尽管有着热火朝天的商业氛围，但此时海南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更不要说正常的商业信条，这里有点像淘金时代的美国西部。冯仑对《纽约客》杂志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五千多万。后来出事了，对方不认账，想退钱。当时大领导批示封万通的账，王功权妥协了，签了一个城下之盟，万通又买回了这块地，前前后后搭进去了差不多一个亿。上述细节就是王功权所遭遇的。在冯仑的记忆中，荒唐事可不止这一件。他告诉《纽约客》：“当时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有时候有人会就这么消失了，被杀了。政府签章全是假的。但那时非常快乐，你突然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无法无天，毫无限制，不用在意那些老掉牙的传统观念。”和很多在海南的失意者相比，冯仑体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他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精英到市场动物的转变。他说当时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自由而疯狂，但非常享受这一切。此前，15岁入青团，20岁入党，一直是学生干部，他自嘲：“最后，呸！我完全变了。”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当时的幸存者，万通六君子及时上岸，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同时没有被泡沫淹没，随后回到北京开发房地产。六君子分手六君子回到北京后还是有经济基础的，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在海南创业不久，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调研市场，顺便去怀柔注册公司。有一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机会和钱，他去搭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这条线，问人家：“我们做一个行不行？”对方答应给他们一个。这为日后万通开了一扇窗。没多久，万通开始在北京阜城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当时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找到了潘石屹，潘把销售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