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清史研究综述

2003年清史研究综述纵览2003年的清史研究，总体感觉是著述颇丰、稳中求变。所谓变，一是针对某些前人已有研究的课题，运用新材料、新方法，从多学科的角度，展开进一步探讨。二是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者更加注重清代社会与下层民众问题的研究，更加注重与现实有关问题的研究。下面拟就本年度清史研究的主要情况，分类择要地加以介绍，以资省览。2002年底正式启动的清史修纂工程，仍是2003年史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事情。修史工程，体例先行。今年2月以来，清史编纂委员会先后邀请400多名学者，多次就体例体裁问题进行讨论，并采用社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8月25—27日，又召开了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研讨有关事宜。在集思广益基础上，新编清史决定采用综合体体裁，其内容包括“通纪”、“典志”、“传纪”、“史表”、“图录”等五个部分，这为整个修史工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重要基础。为推进学术繁荣，2003年，清史学界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本年正值著名清史、满族史及民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亦值避暑山庄肇建三百周年。8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在北京召开了“庆祝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暨清史、满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承德举行。10月，“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11月，在福建晋江举办了“施琅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12月，浙江宁波召开了“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本年度颇具影响的几部清史资料及著作清代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北京图书馆一直不懈地从事馆藏古籍的整理及影印出版工作，今年又推出了三部值得关注的清代档案文献资料。孙学雷、刘家平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收录了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内阁及六部的档案，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令、民族、边防、民事、劳务、土地等多方面。孙学雷、刘家平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收录了清咸丰至民国初年的大量外交档案，内容涉及中外政治、外交、铁路、矿业、银行、航运、邮电、海关、外贸等领域。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收有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160余种，对研究清代边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风俗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档案资料还有，王戎笙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经、史、子、集、方志、档案、碑刻、书函、报刊乃至口碑材料中有关清代考试活动的文字、文物、图录资料，以编年方法组织、编排，便于检索利用。辽宁省档案馆编《一宫三陵档案史料选编》，是研究清入关前宫殿陵寝的第一手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合编的《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汇集整理相关的皇帝御批及大臣奏折146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建筑、艺术等方面。古籍方面，张建国、贾玮点校的清人赵祖铭修撰《清代文献迈古录》，于有清一代的相关文献，以类相分，提要钩玄，有资于考察清代典章制度的演进过程。通史性专著及集。李治亭主编的《清史》上下册，全部由东北地区的学者承担。该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对诸多学术界长期存有分歧的问题，如关于清史纪元的始终及历史分期，关于明清战争的评价，关于清入关之必然性抑或偶然性，关于清入关是否延缓中国历史发展一百年，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与再评价等，坦率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直抒自己所代表的“一种清史观”。朱诚如主编的《清朝通史》，按朝代分别论述清朝不同时期各方面的史事，显现出资深研究者良好的学术积累，给人以厚重之感。附录的《清史图典》，了近5000幅图像资料，其中三分之一是第一次付梓。冯尔康《顾真斋文丛》，是《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中的一卷，收录的36篇，涵盖清代社会群体、社会史通论、社会经济、家庭与宗族、地域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是学界同仁及师门弟子共同筹组的庆祝性学术文集，收有70篇，附录有赵令志整理的《王钟翰教授著作年表》。杨国祯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集》，泉州市政协、南安市政协编《郑成功与台湾》，展示了郑成功研究的最新成果。政治史定宜庄著《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是《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的修订版。修订版无论是内容，还是视角，都更加丰富，研究也更为深入，是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社会、民族关系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书。2003年的政治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三大方面。其一，对清朝历史发展有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王文东《论清代康熙的礼教观及其政治伦理实践》，以《庭训格言》为主要资料，研究康熙礼教观的主要内涵和人伦规范，其德治国策中的政治伦理原则以及对清代礼教发展的影响。杨珍《关于雍正帝毁多于誉的思考》，对“不应担负，起码不应该完全担负谋父、逼母、弒兄、屠弟之名的雍正帝，身后毁多于誉；采取更为残酷的暴力手段获得皇位的唐太宗与明成祖，因此而受后人之非议，却比雍正帝要小得多”的奇特现象，通过比较研究，探寻其诸多历史原因的相互作用，复合而成。闫钟《雍正皇帝与乐户》指出，雍正消除乐户贱籍的制度，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没有相应的改革措施，存在明显局限性。但不能由此而低估雍正除豁的意义。苏双碧《康熙与施琅》，从康熙任施琅为内大臣、施琅滞京及起用施琅、破例同意施琅专征四方面，论述康熙与施琅名君与名将的关系。张杰《论施琅在台湾问题上的高瞻远瞩》，从比较角度，通过讨论施琅与康熙、李光地、姚启圣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得出施琅在政治上、军事上、战略上高瞻远瞩的结论。何龄修《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陈支平《郑成功海商集团兴衰的历史反思》，前文主要讨论了明清易代过程中产生的清代战争性质、遗民问题，以及如何看待郑成功在抗清复明中的作用等问题。后文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提出“明清时期东南海商乃至整个中国的商人阶层，无不以能够依附于政治为荣。……这种依附于某一个政治王朝的官商阶层，也必定跟随着王朝政治的兴衰而兴衰”。邓孔昭《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认为，郑成功复台大军多次面临粮食供应不继问题。郑成功通过随军携带一部分粮食、缴获荷兰人粮食、征购民间粮食等各种办法，保障基本供给。杨海英《洪承畴刘氏夫人考》，通过考证“赐婚”嫁给洪承畴的刘氏，探讨了清廷对降清汉官在“卧榻之旁安耳目“的控驭政策。蒋金星高鹗籍贯新考认为，“高鹗自称是铁岭人，又称是奉天人，并不矛盾，……他的祖籍本来就是奉天铁岭”。其二，对清朝历史发展有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王思治《“鋪匣”与曼宁继统》认为，有关“鏽匣”随嘉庆帝带往避暑山庄的记载，实难征信。阎崇年《论大凌河之战》，认为大凌河之战是明亡清兴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后金改革军制，开始组建八旗，调整对明战略，都始于此役。彭陟焱《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认为，乾隆对大小金川的两次用兵，对嘉绒藏区来说，残酷无道。但他客观上维持了金川地区的统一稳定，促进了民族交流、生产发展及金川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其三，清朝典章制度的研究，集中在清代官制、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研究方面。官制研究。祁美琴《关于清代榷关“差官”问题的考察》，通过梳理有关清代榷关官员身份职责的规定及变化，探讨其在选拔任免中的一般与特殊关系。刘风云《清康熙朝捐纳对吏治的影响》认为，捐纳造成了官僚体制与官吏铨选的混乱，为吏治腐败创造了条件。雷炳炎《清代封爵制度形成问题初探》，对封爵制度中的爵制演变、阶升法则及承袭制度进行探讨。王志明《雍正朝文官保举和题补制度》认为，雍正朝的文官保举和题补制度，加强了督抚和部臣的人事权，同时严格了保题者的连带责任。艾永明《清代文官考绩制度及其实施情况》认为，清代考绩制度未曾间断，而且在很长时间内较好地正常施行。考绩中出现的最突出问题，一是举劾失衡，二是迎承为上。岑大利《清代官员补缺制度研究》，探讨了清代官缺的产生与补授方式。军制研究。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一一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认为，八旗汉军与包衣汉姓从原本各成体系到逐渐接近的演变过程，折射出八旗制度的变化轨迹。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问题》，剖析清统治者建立军标“表面信任，实则疑虑和限制”的深层用心。经济制度研究。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认为，清政府部颁税则的变更，无疑是一种降低税额的进步。然而，“根本不按部颁税则的法规执行是一个普遍现象”。何平《论康熙时代的赋税减免》认为，康熙时代不同阶段推行的钱粮蠲免政策，其积极效果为不同的因素所制约，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康乾盛世的内容之一加以理想化。申学锋《晚清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微》指出，晚清户部不仅难以摆脱人不敷出的财政困境，还须应对内务府的频繁需索，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束缚。司法制度研究。柏桦《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的“六滥”现象》，论述了清代州县司法审判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杖、滥拟、滥罚等现象。达力扎布及其与的关系》认为，理藩院则例》实际撰修于嘉庆年间，是中提出的政治主张与见解，不是对我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全面反思，而是针对晚明时代皇权败坏与权力过分集中提出的。路新生《理解戴震一一钱穆、余英时“戴震研究”辩证》，就戴震学风，学术源流，《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撰写旨趣及戴震对宋儒“以理杀人”问题的评价等问题，提出见解。王杰《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认为，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具有近代启蒙价值。中外关系史马廉颇著《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一一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嘉庆、道光两朝统治集团对英国的认识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早期官方文献和民间记录中的英国形象，清朝统治集团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变动下的中英关系的反应以及清朝从经济、文化、军事等角度对英国的了解等问题。郑翔著《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从传播学及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整理、考察、比较近代报刊资料中有关日本的报道，视角独特。米镇波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系统展现了恰克图边境贸易的丰富内容，再现清朝繁华的“张库大道”。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西、中朝、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清朝中西贸易研究。张乃和《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力之比较》认为，“中英两国海外贸易商人为了保障个人主体权力，都日益加强了对小共同体的需求，出现了资本组合契约化，行业联系组织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小共同体发展缓慢，……古代宗法关系向海外贸易领域延伸”。黄一峰《饮食文化与海外市场清代中国与南洋的海参贸易》，探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与区域市场拓展间的互动关系。清朝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吴伯娅《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在宫廷及避暑山庄内的艺术活动》认为，郎士宁、王致诚等西方传教士的艺术活动，满足了乾隆帝的闲情雅致，也用绘画方式充当了史官的角色。白新良《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翻检满汉文奏折一百六十余份，揭载出不少有关传教士的新材料。尚智丛《南怀仁的主题内容与基本结构)认为，《穷理学》包括六方面内容，反映了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的总体概况。陈义海《中西“实学”之辨一一明清间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所强调的“实学”，倒更像是空疏之学。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一一潘有度评说》，以乾隆年间十三行总商潘有度20首诗作为标本，探究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清朝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中朝、中俄关系的研究。刁书仁《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认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存在结盟兄弟与建立君臣关系两个阶段。叶柏川《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人员构成考察》，对鸦片战争前俄国外务衙门正式派遣到中国来的8个外交使团的成员构成情况进行了考察。边疆史本年度边疆史研究的著述，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疆域与边界问题，清代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中国边疆地区史等问题。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以考察制度演变为框架，将台湾海防置于清朝东南海防的背景中，讨论港口与海运、行政与管理、海防与台湾的控制权、海防的对象及湘、淮畛域下的海防等问题，探讨清代海疆政策保守性的深层原因及清廷海防政策的盲点所在——“以陆治海”。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以康雍乾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舆图为例，以大量档案文献材料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