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

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林存阳杨朝亮中华文史网2005年度的清史研究，依然沿着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健实而有序地向前稳固发展。尽管在整体趋势上清史研究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在此平稳的态势之中，亦呈现出诸多令人欣喜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和亮点，从而为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开拓，增添了更加广阔的视域。学如积薪，先河后海，本年度清史研究演进的总的特征，是既稳健而又不乏新意。一学术会议学术的发展，是诸多综合因素的体现。其中，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交流思想和研究心得的机会，同时也为相关问题的推进奠定了不断深化的基础。以下一些学术会议，即体现了本年度清史研究的新的突破。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3月16日—17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大会围绕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传统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江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0月28日—31日，为纪念清代大儒黄宗羲诞辰395周年、逝世310周年，以及全祖望诞辰300周年，在宁波召开的“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更以浙东学派与实学的关系为着眼点，在深入揭示黄宗羲和全祖望学术成就和影响的同时，更探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转进的新路向。中外文化交流8月18—20日，由中外关系史学会、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比较研究所、沈阳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延吉举行。本次会议以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对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李迎春、吴伯娅、王政尧等学者关于清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体现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新的致思路径。此外，11月12—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举行。与会学者分别从宏观上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了多方位的探究。7月30日—8月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茨坦莱布尼茨编辑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莱布尼茨政治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事》学术研讨会”。其中，吴伯娅《耶稣会士白晋与莱布尼茨》、曹增友《康熙朝基督教起落及传教士所为》、余三乐《北京的天主教南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见证》等论文，皆涉及到了清代相关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清代灾荒史研究为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的研究，以及广泛征求专家对《清史灾赈志》撰写的意见，8月22—24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从社会、人文、历史的角度对灾荒进行探讨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对灾荒问题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而作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清史灾赈志》的撰写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与高度重视。专家们在肯定了《灾赈志》大纲的整体设计的同时，还就灾情篇的写法、灾情篇在《灾赈志》中的比重、抗灾人物是否单独成篇、档案史料的利用、资料长编的编写，以及自然灾害究竟应该包括哪些灾种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本次会议是几十年来清代灾荒史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展示，它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也为学者们今后的深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庆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由故宫博物院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6—2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大陆、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在研讨会期间，专家学者们就清代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礼仪规章、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经济政策、皇室与宫廷文化以及重要人物等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有关清史的国际会议。科举制与科举学9月2—4日，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协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会议围绕“纪念中国科举制度废止一百周年”、“科举制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学视角”、“韩国、越南、日本的科举制与海外的科举学”、“科举考试、科举教育及对现代的影响”等问题，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了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而引人注目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崭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科举学”成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聚焦的一大亮点。所谓“科举学”，其宗旨即在于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探究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此一理念，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也具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无疑将有力地促进科举研究的系统化推进。此外，如本年度9月在北京举行的“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以及由清华大学与美国密执安大学联合举办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对明清档案的发掘与利用、十九世纪中国面对的危机与引发的问题等，皆进行了既宏观而又具体入微的深入揭示。二清史研究概览本年度清史学界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教育与科举、边疆史地、中外关系史，以及对清史的总体研究和评价等。兹概略性地加以绍介，以观其发展走势。政治史本年度清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在政治与学术、明清易代、帝王政治、制度建设、遗民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收获。政治与学术。在《清史研究与政治》(《史学月刊》第3期，凡不作特别标注者，皆指2005年)一文中，冯尔康先生以颇具学术反思的忧患视野，对20世纪以来清史研究与政治，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独具个性的问题意识。冯先生指出：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这一局面，有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即政治可以创造条件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造成研究领域的失衡。面对这一困境，冯先生认为：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而更好的取向应该是：“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明清易代。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第1期)指出，360年前的“甲申之变”，当时有人称之为“天翻地覆”，其实不过是又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作者秉着“记忆史”的思路，以叙事的风格，欲将引起这一历史事变的各种侧面展示于读者面前。其所感慨的是，一个政权的崩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运”、“人事”一齐奔来，终究说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是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深层因素，而事变的发生则往往带有偶然性。帝王政治。成积春《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天命思想的演变》(《史学集刊》第1期)，分析了清前期满族两位领导者从敬天、信天到疑天的思想变化过程，并指出每一次演变都与后金政治内容与运作方式密切相关，它们或推进或制约了后金及清代社会的发展。吴兆波《康熙帝与佛教》(《历史档案》第1期)，从康熙朝佛教政策的制定、圣祖出巡对寺庙的影响、优礼藏传佛教为基本国策三个方面，探讨了圣祖对清代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及所采取的政策，指出这些政策对巩固边疆地区稳定、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常越南《试析乾隆翻政治成案与治道之变》(《明清论丛》第6辑)，就清初遗留下来的主要成案及高宗对这些案件重新处理的成因和翻案动因进行了剖析，并由此透析乾隆朝与康、雍两朝治道的不同及高宗统治思想的变化。郝艳红《浅析嘉庆帝亲政后的首次木兰行围》(《历史档案》第3期)，认为嘉庆帝亲政后的首次木兰行围，从其主观愿望出发，一是遵循祖制，二是重振大清朝国威。但事与愿违，因为此时的大清王朝已不再是康雍乾之盛世，仁宗亲政的开始即面临的是一个国力已经走向下滑的国家。所以，透视嘉庆帝首次木兰行围表面上的萧条，我们看到的是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影像。制度建设。杨珍《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清史论丛》2005年号)，对清朝后妃制度发轫的三个阶段(天命年间，天聪年间，崇德年间)，以及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同清朝(后金)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做了颇具深度的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更将这一问题置于历时约三个世纪(1616—1911)的清朝后妃制度发展演变全过程中加以观照，并对其所具有的突出特点进行了揭示。高翔《清朝内阁制度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号)，鉴于史学界对清朝内阁之沿革、职能，及其权力嬗变，均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而此一问题的研究，则是全面、准确认识清朝官僚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央行政体制的重要前提，故从内阁形成与建置、职掌与运转、权力之演变三个方面，对此问题重新加以考索，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认识。杨海英《佐领源流与清代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依据对清代十份世袭佐领接袭宗谱的考察，认为佐领的源流凝缩了清朝及八旗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史实，是清代历史兴衰过程的历史见证。龚小峰《清前期督抚关系管窥——以清官张伯行的仕宦生涯为个案》(《安徽史学》第4期)，通过对张伯行仕宦生涯欲进取而又时时受掣肘困境的个案考察，揭示了清代督抚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王志明《清代督抚保题绿营武官的人事权》(《安徽史学》第5期)，以督抚的人事权能为标准，将各类保题行为归为非经制性保举、经制性保举和坐缺保举三大类，系统梳理了清代督抚在保题绿营武官方面的职能与作用。王云松《清初翰林院研究》(《清史论丛》2005年号)，从明清两朝翰林院设置沿革及其职官建制概况、翰林院与清初政治、翰林院与清初文化三个方面，对清初翰林院制度及相关问题做了系统研究。邸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一书，以社会群体研究与制度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清代满蒙翰林群体做了专深探讨。他不仅阐述了这一群体的形成过程，提出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还讨论了满蒙翰林在有清一代政治、文化和行政等方面的作用与贡献。遗民问题。孔定芳《清初遗民的“云游”行为及其意蕴》(《人文杂志》第3期)，认为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人尤其是明遗民来说，不仅意味着民族政权的移易，而且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之虞。作为明朝的孤臣余绪、汉文化的代言人，明遗民的漂泊人生因此而肇始。“游”，遂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常态，但其意味殊为繁复：或为灵魂流浪、精神漂泊，或为凭吊仪式，或为悲情宣泄，或借以暗结豪杰、图谋再造。杜桂萍《清初遗民杂剧的主题建构与叙事策略》(《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指出，在由明入清的杂剧作家中，活跃着一个遗民创作群体，他们的杂剧创作表现出深切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力图通过叙事策略的运用达到关怀现实的主题，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经济史经济政策方面，吴海波《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晋阳学刊》第2期)，考察了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入——帑息。刘彦波《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江汉论坛》第9期)，认为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导致人户与税源离而为二，从而动摇了里甲制度存在的基础；而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政府遂推行保甲制度，雍乾之交，在州县以下基层组织中，保甲组织已取代里甲而成为主流。伍跃《清代报捐研究》(《明清论丛》第6辑)，对捐纳制度的最初环节——“报捐”(即没有任何官职和功名的报捐者)，是如何按照政府规定的程序进行报捐、取得监生身份问题，以及与地方捐纳相关的地方财政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区域经济的探讨，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议题。江南经济方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复旦学报》第4期)选取“早期工业化”这一视角，展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从而彰显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张海英《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浙江学刊》第1期)对各主要商路的分布走向、主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