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勇士自疆场归来----社会责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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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时代先锋)勇士自疆场归来——追记“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题:勇士自疆场归来——追记“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新华社记者王敏他的生活,原本离我们很远。每天,平凡人的世界里,或熙熙攘攘,为利往返;或热热闹闹,为功名累;或平平淡淡,乐业安居……在乡村城市大街小巷,人们尽情享受着和平盛世,似乎没有必要去了解他,认识他,记住他。他活着时,也从没想过让人们记住他。所在单位宣传干事辗转找他采访时,他总是婉拒,他说成绩不属于他,属于整个团队。他的一生,活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是一介书生,用自己的毕生智慧和心血,矢志报国、忠贞不渝;更是一位勇士,几十年默默为国铸造“神剑”,守卫和平,护佑家园。两个半月前,他走了,永远离开了战场。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前,社会各界两千多人来为他送行,人们鞠躬、敬礼,眼噙热泪。长长的吊唁队伍,排头打出“雷震海天”,是在向他的一生致敬,更是后来者接力前行!他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黄纬禄院士。(小标题)有一种信仰,深入骨髓、矢志不渝摆在记者面前的是两张黑白照片,一张照片上,28岁的他在英国求学,西装革履、英姿勃发、春风得意,另一张照片上,晚年的他面容慈祥、笑容和蔼、目光清澈。逝去的青春,在两张照片间静静流淌。也许在最初的岁月,他并不曾想到,最终会选择将生命和导弹紧紧相连,去担负一个国家和民2/10族沉甸甸的责任和希望。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一艘沿长江逆流直上的客船上,年轻的黄纬禄久久站立在甲板上,眺望滚滚而下的长江流水和两岸青山,心情沉重,激愤难平:泱泱大国被人欺负,这究竟是为什么,怎么做才能振兴民族,洗净屈辱?多年后,黄纬禄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最初的抱负:寻找一条可以使风雨飘摇的祖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的道路。为此,他选择了出国深造、科学救国。1947年,从英国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毕业的他,本可以凭借丰厚的待遇留在国外,但他毅然回国。那时,国内内乱频起、民生凋敝。生我养我的祖国啊,积贫积弱的祖国啊,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归国的轮船上,黄纬禄的心情激动而又沉重。回到国内,面对周围伸向自己的橄榄枝,原本可以选择做一个象牙塔里避世的副教授,他却一次次想起长江客船上的追问,并最终选择投身实业救国,到无线电研究所任职。人生有太多的“也许”,但在黄纬禄的人生字典里,所有的“也许”都服务一个信念,那就是“祖国利益至上”。1956年,北京,春寒料峭,在中南海的报告会上,黄纬禄听到钱学森关于建议“两弹”为主体的国防体系的报告,内心深处再次触动。他想:新生的中国受欺负,啥时中国人自己有导弹、原子弹,腰杆子就能挺直了!随后,国家决定把一些从事科研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和导弹有些关联的人员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黄纬禄被抽调进入五院第二分院,从此走上导弹研制之旅。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零的突破!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3/10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震惊了世界!学习、研究、探讨……在陌生的领域里,他毫不畏惧。然而,就在事业如火如荼开展时,“文革”发生了。作为技术专家,黄纬禄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靠边站”。“什么时候能够像从前那样?”最苦闷时,3个孩子和他天各一方。有一天,他看着妻子,语重心长地嘱咐道:“我要是有什么不测,照顾孩子就全靠你了。”话没说完,泪水已在妻子刘汉菊的眼眶里打转。即便如此,他仍然坚守着心中的信念,儿子和母亲之间的血脉是永远无法割断的。他在日记本上抄下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那时,他每天还坚持到工作现场去,给大家倒茶水、送仪器。干杂活时,就帮着作试验记录,有时把自己看到的、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偷偷计算,再把结果告诉当时有发言权的年轻人。1970年初,黄纬禄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他被安排到地地、潜地固体导弹总体部当主任,他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并于198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导弹——“巨浪一号”,使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他和导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晚年的病床上,有人去看他,他还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为什么他这么爱导弹?秘书吕慧英告诉记者,他不只是爱导弹,而是爱航天爱国家。晚年时他一直念叨着三要看:奥运会、世博会和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只要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赛事,黄老都要看,有一次我一大早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中国跳水队又得冠军了,兴奋得像个孩子。”吕慧英说。(小标题)有一种奉献,默默无闻、无私无畏永定路,地处北京城的西边,与八宝山仅相距几公里。4/10黄纬禄从调入二分院的那一刻起,就和战友们立下了“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誓言。控制系统好比导弹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导弹飞得稳、打得准全靠它的性能。黄纬禄调入后,任控制系统组长,要带领一帮毫无导弹知识的大学生们一起搞导弹,一切都需从零开始,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边干边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他鼓励大家:“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上一个台阶就离山顶更近一步。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上爬,就可以爬到山顶。”中国导弹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但是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撤走全部专家,航天人的“徒步攀登”注定只能靠自力更生。尽管此前成功仿制出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但在此基础上我国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却遭遇挫折。发射几秒后,导弹出现了较大的摆动和滚动,然后是发动机起火,21秒时导弹失控,69秒后导弹坠毁……这些画面在黄纬禄的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压力让他窒息得难受:导弹控制系统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起飞的一瞬间就失灵了,和发动机起火有没有关系呢?……千头万绪的问题一齐涌来,他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工作保密的原因,航天人一直奉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准则,即便长年生活在与科研楼一墙之隔的家属区,家人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一无所知。面对各种压力,黄纬禄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晚年时的黄纬禄回忆起来仍然感慨,东风二号的工作人员辛辛苦苦这么长的时间,结果弄出这个宝贝出来,一下失败了,大家非常痛心。“但失败也不可悲,往往从失败当中取得的教训,比成功取得的经验还要宝贵。更重要的是,学费不能白交!”发射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昼夜温差大,风吹石头跑”。长达7个多月的严冬让人望而却步,一年中最冷到零下34度,酷暑最热时达43度。有一次他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发高烧。晚上试验队加班,同志们嘱咐他好好休息,可等大家走后他一个人摸黑步行一公里又赶到5/10了加班现场。“黄总,您怎么又来了?不是答应好好睡一觉吗?”“我睡不着,还不如来看看,心里踏实!”“黄总您回去吧,您是不是对我们不放心啊,我们肯定不偷懒。”“来都来了,就让我们一块吧。”软磨也好,硬泡也好,他就是不回去。试验队另外一位领导无奈地摇头说:“黄总呐,我们可真拿你没办法!”只要提起工作,天大的困难,他都要克服。航天科工二院原副院长、黄老的同事王文超回忆,酷暑季节,“巨浪一号”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直径1米多的导弹壳体内温度达50多度,快60岁的黄纬禄坚持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弯着腰进入壳体,手背还受了伤。对父亲工作知之甚少的黄道群,至今都记得试验后看到的父亲:“父亲下半身几乎长满了痱子,痒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干脆泡在凉水里。”海军某试验基地高级工程师、部队参试人员黄莉亚向记者回忆起一件事时,忍不住泪水涟涟。“有一次部队搞了一个训练项目要做鉴定,本来我准备了2页纸的材料交给他,没想到87岁高龄的他一听说这事特高兴,一定要坚持亲自来现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京。当时官兵都很激动,很受鼓舞,大家从没想到能请得动这样一位大科学家。”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等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年,他83岁。获得党和人民的肯定,是莫大的荣耀,但由于工作的保密性,即便是获奖,也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此前“巨浪一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是黄纬禄和他的团队也依然在幕后甘当无名英雄。(小标题)有一种责任,一诺千金、一往无前20世纪60年代我国虽然已经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面对超级大国“冷战”期间的核威慑,我国发展导弹核潜艇已经势在必行,被列为当时国防科研三大工程之一。导弹核潜艇可长期潜伏在水中活动,具有比常规潜艇更为优越的6/10作战性能和更为广阔的活动范围。在这种潜艇上装备导弹舱,用以完成反潜、反舰和对陆地目标实施反击等多种使命,具有陆地战略武器无法比拟的优点。因此,它光荣地成为“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核潜艇上配备固体导弹,结构简单体积小,可靠性高,发射准备时间短,隐蔽性好,机动性强,是当时世界上导弹发展的大趋势。如果说液体导弹曾经从前苏联得到一些借鉴,固体导弹则没有任何资料和图纸以及仿制品,起点高、技术难度大,加之要重点解决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技术等难题,这对中国导弹研制队伍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一纸调令,黄纬禄从液体导弹研制岗位调任固体导弹型号总体部任主任。他凭借在技术上的影响和个人魅力,组建起了一支固体导弹研制队伍。54岁的他重新开始学习,这次他的老师是他的下属和他自己。航天科工四院型号总设计师,曾任“巨浪一号”副总设计师的侯世明,从黄老调入就一直和他共事,向记者回忆说,当时黄老很刻苦,主动找大家聊天,说自己是搞导弹控制系统的,对总体很不熟悉,请同志们把他当小学生一样教起,请大家多帮助。“黄总很谦虚,不论大事小事都很动脑筋,思维很敏捷。”侯世明回忆说,黄总刚去时,院里要开展一次地球旋转对射程影响的计算,当时计算量很大,需要请计算站算参数指标等。他把计算的任务书交给了黄总,按例领导签完字计算站就开始执行任务。黄总看了半天,就问:“这个我也不太懂,但你看这个算一半行不行?”“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地球是对称的,计算南纬35度和北纬35度是一样的,一下子计算工作量就减少了一半。”侯世明说。黄总常说,导弹是一门综合技术,任何一个技术权威都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便是领导者,也必须先当学生,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问,问明白以后就懂了。很快,他便成为总体设计的内行。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艰辛。在开展固体导弹正式试验前,我国已经向全世界发布了某公海海域的禁航报告。然而,头一发导弹发射失利了。7/10压力像大山一样压在大家心头。问题分析会气氛紧张。“我是总设计师,我来负主要责任!”黄纬禄挺身而出。大家望着连续几天彻夜无眠、满眼血丝的总设计师,多少委屈烟消云散,眼含热泪地埋头查找原因、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第二发导弹是否打,何时打还要等上级的指示。这时距离国家发布的禁航结束时间不远了,北京方面有些同志却还有疑虑。黄纬禄又迅速回顾了试验各个关键环节,周密思考后,向北京报告:“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不再延期。”之后,北京回答:“我们尊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1982年10月12日,当发射的按钮按下去,原本平静的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直冲蓝天,冲天的水柱化作层层水帘,尾部橘红色的火焰染红了天与地……十分钟之后,喇叭里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末区发现目标!”“弹头命中预定海域!”这次发射标志着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使中国人的腰杆在国际上挺得更硬、更直!可是成功的背后,是顶着巨大压力的黄纬禄忍耐着巨大病痛的折磨。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十分诧异,这个消瘦的人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会落得一身的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那一年,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体重减了22斤。22斤,相对动辄以吨计算的战略导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人们说,黄老是剜下自己的血肉,补在导弹上了!干导弹事业,总是意味着高风险、高压力。参加“巨浪一号”核潜艇试验的侯世明告诉记者,每次出海试验前,试验队员都到码头列队。当时黄总就把他单独叫出来,连连嘱咐:“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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