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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感到”自己在读书吗？付艳霞从豆瓣网的一次文学评奖说起最近，豆瓣网组织了第一届阅读征文大赛。参赛作品分虚构和非虚构两个门类，评委也分专家和读者两类。9位专家评委主要是学院的研究者和期刊的编辑，而986位读者评委则是豆瓣从网友中招募的，并且为了增强读者评委的责任意识，保证评价的公正性，豆瓣规定一个读者评委必须为每一组15部作品中的8部做出评价，然后他/她的所有评分才能计为有效。有意思的是虚构类的两部获奖作品，二者在文学性上的差别可以用“猿和人的差别”来形容。专家组选择的是“人”——《严晓丽我最亲爱的人》，而读者组选择的是“猿”——《爱在灯火熄灭时》。而且，就综合评分来看，《爱在灯火熄灭时》的分数更高。这种“阅读返祖”现象着实让人意外。《严晓丽我最亲爱的人》是标准的纯文学写法，一个中年男人微信邂逅一个叫严晓丽的女人，两个北漂就这么心意相通，相聊甚欢，但从未见面。某一天，严晓丽消失了，男人开始了一场寻找“熟悉的陌生人”的旅程，他找到了她的同事、房东、同学、家人和老师，但却没有找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切消息。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那么浅尝辄止，既有相见不相识，又有相识不相见——一个短短的小说，尽管写得还不老练，但至少走对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之路，还多少写出了“梦想照不进现实”的生存状态和“人本质上是孤独的”的存在主义意味。按说，生活在社交平台上的年轻网友应该对这样的生活和感觉更熟悉、更有体会，但他们却说“太平淡了”，“还没有我的故事精彩”。《爱在灯火熄灭时》是一个香港网友写的，类似《岁月神偷》那样的底层成长史，只不过成长的是一个女孩。幼年时，母亲做妓女抛夫别子，父亲在底层艰辛备至；青春期因自卑丢掉爱情和友情；成年后奋斗成功寻找母亲。故事俗套得让人不忍卒读。如果说有什么价值的话，就是一些香港社会变迁的点滴反映。跟《严晓丽我最亲爱的人》相比，这个故事就像发生在香港街头的原生态生活，谋篇布局谈不上，情节发展没有超出读者意料，至于反映人性永恒特征等等更加谈不上。但网友说，“故事一波三折，命运让人唏嘘”，“感觉很真实”。社会发展简史说，从猿到人的关键一步，是劳动，是制造工具，换句话说，就是拥有了主观意识和创造力。对一部作品而言，主观意识和创造力就体现为文学含量。文学含量是什2么？简单说就是我们作为读者，不止是看到了一个人的故事，而是通过一个人的故事看到了一群人的故事，而且，我们始终都不只是在看，同时也在代入，在感受，在思考——旁观别人的生活是《读者》《故事会》做的，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放进去是文学作品的功能。如果是饱含文学含量的作品，即经典，那就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想了很多也得不出个可靠的结论。比如，古今中外，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女人都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情非得已，但我们还是想不出来，那个时代的安娜除了自杀，能够有什么出路；而且，安娜杀掉的是一个人主宰命运的自由，所有人都会感同身受的自由。文学的真实是一种比“感觉真实”更深层次的真实，让人剥离现象看到本质。就像《严晓丽我最亲爱的人》一样，尽管我们可能没有真的去找过一个网友，但我们都会感受到孤独中趣味相投的可贵，感受到“万人如海一身藏”的空茫感，这就是一种文学含量；而《爱在灯火熄灭时》除了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女孩平常岁月的苦难之外，很难再做深入的思考。这有点像马斯洛对心理需求的分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都是浅表的，而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才是更深更高的，属于文学性的一种需求。当然，“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如果把哈姆雷特认作了李尔王，就会有问题——一次小范围的评奖或许不该被敷衍为“蝴蝶效应”，但联系此前网络上“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的调查，再想想豆瓣网这个特殊的平台，就不得不勾起了业内人士有关阅读训练、阅读品位的“杞人之忧”。说豆瓣网汇集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精英，应该不会有人反对。不仅它的创办者杨勃以“一墙碟，两墙书，三大洲的车船票”为身份符号，而且这个以“读书和交友”为平台的网站从2005年创办开始，就标示了它在草根中寻找阅读精英和意见领袖的特质。它不仅是互联网有名的“慢”公司，而且它弱化媒体特征、充分放大和尊重个人的阅读趣味的理念深入人心。曾经，在这里，无论多么冷门的书都能找到阅读知音。按常理推论，互联网时代有这样一群读书人汇聚在这里，他们的文学趣味会接近专业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定的自我训练或者相互训练，但一次评奖，却暴露了如此明显的缺乏阅读基本训练、从而也缺乏基本的文学判断力的问题。他们或许会挑剔语言的表现力和穿透力，或许会挑剔结构布局的是否合理，或许会挑剔人物是不是真实生动，这都是属于文学内部的东西；但他们不挑剔文学不只应该和生活同步与平行，而应该对生活有所凝练和发现，对人性有所微缩和挖掘等等这些最该挑剔的大问题，这是文学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读书而不得其法、舍本逐末，显然应该引起重视。3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4月曾经发起“来说说‘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的投票调查,大概3000多个网友参与，据说年龄段主要是90后和00后。最终,《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尤利西斯》名列前十名。而笔者以为，如果一个青年开启一个正常的阅读历程，这些应该是“死活都该硬着头皮读下去”的书，至少其中的几本，应该是基本的阅读训练之书。如此说来，喜欢读的和读不下去的，想读的和该读的，随便读和怎么读，应该是如今的读者应该面对的“哈姆雷特之问”，但这个问题还被所谓“读和不读”的表象遮蔽着。一个人的选择或许不能构成什么效应，但一个群体的选择，会造成阅读风潮的大变化，或者会造成一代人阅读上的大问题。大数据时代经典阅读的屏障面对阅读的“哈姆雷特之问”的群体应该主要是90后以后的人，或者说，探讨这个问题对他们而言应该更有意义。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人，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校园里和网络上的样子，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介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他们的阅读，或者说他们经由阅读而对世界和人产生的认识和看法，与互联网、社交平台已经密不可分。《大数据时代》的作者充满自信地如此预言：“事实上，我们对书写还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敬畏。明天，我们的下一代，一群被‘大数据观念’陶冶长大的家伙，会发自肺腑地认为‘量化一切’并从中学习对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把各种各样的现实转化为数据，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也许是新奇而有趣的，但在不久的将来，这将变成如同吃饭睡觉一样与生俱来的能力。”量化一切，包括情绪和感受，从而为商业和社会提供新模式是大数据时代的典型特征，而萨义德早就警醒世人，个人，包括知识分子，都要极力避免“单纯以购买行为肯定和重新确保个人”的消费主义空洞。现在，还很难量化和预测90后的阅读经验和阅读体会，但互联网的轻浅化和娱乐化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是非常明显的，而越是如此培养起来的读者，进入经典的难度越大——因为经典往往是那些读起来并不轻松的，“背后拖着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尾巴”（卡尔维诺语）的永远阐释不尽的书。它和平面化的、直白化的互联网经验正好形成巨大的反差。有媒体做过关于90后阅读的调查，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穿越小说，喜欢能够贴身阅读的真人小说。而这些小说，无不和信息本身一样，带给他们的是直接而短暂的新奇体验，是即时性的刺激。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总是会让人想到卓别林电影中那个在小房子里紧张忙碌的4人，他以为这个局促世界里的一点一滴就是他的全部世界，是他的永恒，但是镜头一拉，房子正吊在悬崖上，岌岌可危，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毁灭。感觉和真实，如此强烈的对比和错位，真是让人过目难忘。而对所有人，其实书可以充当那个被拉长的镜头。曾经，鲁迅在描写启蒙知识分子的时候，有过“铁屋子”的比喻，是做昏睡者还是呐喊者，曾经是知识分子面对万马齐喑的社会的伦理困惑，而如今，技术造成了同样的启蒙困惑，而这个困惑再一次考验着清醒者。在美国《读者文摘》杂志遭到的批评中,有一个声音是最有意味的：“这是一本让人感到自己在读书的杂志。”“感到”这个词真是极妙，它几乎可以算作大数据时代的生活关键词。比如，风行世界的微博等自媒体，就是一个让发言的人“感到”有听众的平台；微信的朋友圈，就是一个让人“感到”自己在进行社交活动的平台。而微博和朋友圈转发的“标题党”文章是让人“感到”受到了思想的启发；网络上每天上传万字的穿越、玄幻小说是让人“感到”了自己在阅读。而所有对这些平台的依赖则让人“感到”了跟时代的同步。所有这一切，都只关注感受而不是真实，都以个体的“feeling”为中心而不是以理性认知为中心。“真理无不建立在理性之上”，而缺乏理性的一个个“感到”的汇聚，注定了可交流性的缺乏。为交流而生的平台造成的恰恰是更深的交流障碍，这样的发现就像时时处处利用大数据的我们，其实就是大数据的组成部分一样，应该让人陡升警醒。或者至少，应该有清醒者“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加以提醒。无论如何，所有人都难逃被大数据化的命运，而且，无论大数据给人类带来多么激烈的思维风暴，带来多么丰厚的利润回报，它对人类思考习惯的改变，对人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创造力的损毁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描写现实方面的平面化、缺乏纵深感、人物缺乏立体感等等只是这种问题的一小部分。很难想象，未来的一天，哈姆雷特变成了一个高富帅王子复仇的“小数据”，然后用以预测一个同样身份的人为父亲复仇的几率会有多大。他曾经面临的、打动了无数代人的人性抉择的伦理困惑和理性困惑，全都被隐遁在数据的后面，变成了“复仇概率”。一个关于大数据最有意思的笑话，是说，有一篇文章叫《尊敬的萨义德先生，您穿秋裤吗？》，探讨国内外穿秋裤的不同习惯，但是因为大数据抓取的是“萨义德”这样的关键词，这篇文章被推送到了著名的社会学著作《东方学》的名下，成了一篇书评。阅读可以达成共识吗？5普通读者和专家在阅读趣味上的分野历来都是隔河相望的，不然，文学也不会有雅俗之分。而且，河可宽可窄，偶尔的交叉，也一般是在社会思潮剧烈动荡的时候或者在某个具体作家、某部具体作品上。前者比如五四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比如“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后者比如张爱玲、《围城》、《活着》等。这样的情况很少，而且雅俗合流也往往不是因为读者文学品位的一致，而是社会思潮和阅读风潮的推动。实际上，阅读的分流历来都跟文学的功用有关系，“为人生的”还是“为艺术的”；“为稻粱谋的”还是为“社稷谋的”；“为美学品位的”还是“为娱乐消遣的”。如果不是有人出于各种恶作剧考虑，比如当年某些学者为大师排座次，非要把金庸和鲁、郭、茅、巴、老、曹一起拉上“梁山泊”；比如王朔写《我看鲁迅》——大多数时候，都是花果山的归花果山，高老庄的回高老庄，曲高和寡者自风雅，应者云集者自俗乐，各得其所。在各得其所中，其实也是互不侵犯，互相尊重，比如没有人会因为喜欢听流行歌曲而有胆气置喙意大利歌剧的艺术水准。但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时代，“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拥有自由意志”，而“自由不能被解释，只能被捍卫”（康德语），几乎成了所有网络中人有意无意的座右铭。主体趣味加倍放大，圈子趣味加倍放大，价值拉平，感觉至上而理性退位，“反认猿猴是真人”的价值混淆几率大大增加。这时候就最需要一种对阅读品质的基本共识。而推重经典，推动经典阅读，无疑是获得共识的最佳途径——因为经典毕竟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当于“真理”——从认同伦理学的角度说，当分歧无法调和的时候，当专家和权威都威严扫地的时候，只能靠真理本身来达成基本的共识。互联网上大到意识形态之争，小到一件生活小事的判断所引发的“回到常识”的呼唤，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卡尔维诺在为“文学经典”总结14条定义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经典阅读的各种疑难，比如，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而不是读跟自己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书？比如我们哪里有闲情逸致去读经典，各种关于现在的印刷品已经快把我们淹没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这样信心满满地表述青少年阅读经典的意义与价值：“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作用，理由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