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共产党居于核心地位。这不仅仅是宪法条文中的规定，更是一种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中国的发展进程带来深刻的影响。当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既是中国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是理解整个中国改革走向的钥匙，又是在改革的带动下发生，是中国改革大潮推动下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交互作用，使得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党何以如此特殊?它究竟依循什么样的规则运行?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它将有什么样的走向?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简洁回答，勾画出当今中共自身变革的轨迹和大体轮廓。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态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当政党被引人中国政治生活时，这种政治现象在欧美至少已经存在了100多年。因此，中国的政党，在组织理念、组织原则、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不能不受到当时已有政党模式的深刻影响。具体到中国共产党，苏共模式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此外，已经在政党政治道路上探索了20多年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建党思想，以及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些因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一)深刻影晌中共的三要素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苏共模式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共都非常明确地把苏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如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①（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57页）。这种类型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在西欧，政党的产生和民主的发展相联系。在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过程中，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作为探索的结果，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不是直接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组织民众的要求。于是，政党作为利益表达者，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可见，在西欧、北美，政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现的。政党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关于政党的定义，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背景。②（②王长江在《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第41-44页)一书中对这些定义进行了概括）对比之下，在俄、中等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和目的都迥然相异。共产党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变现有国家体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炸毁旧的国家权力③（③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达，也被列宁-再引用）。或者说，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夺取权力。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毫不隐讳地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使用革命党这个概念，来表示这个以领导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一般说来不会引起多少歧义。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很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命题。他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57页）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②（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7页）革命党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现有国家体制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对待国家的方法非常简单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坏其基础，摧毁其制度。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半军事化组织的特征。这个特点帮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行为方式对后来几十年都有巨大的影响。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孙中山最早在中国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实践，屡试屡败，但愈挫愈勇，被中国共产党尊崇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向往美国等国的民主制度的，怀有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强烈渴望。同时，他也深知，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在中国行不通。经过不断思考，他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思想，即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是孙中山建国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建立政党的目的就是组织革命，而不是像西方政党那样进行合法的平等竞争。按照孙中山的看法，党是未来国家的雏形，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作为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孙中山把党设计成政府的模式：设总理为党的领袖，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一旦取得政权，党就转而为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他进而解释道所谓以党治国，不表示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方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①（《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第282页。）据此，~中华革命党总章》把原来所划分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革命程序改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统称为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②（《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97页）。与此相联系，总章把党员分为三等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日普通党员。三种党员地位不同，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也不同。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秀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之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公民一律平等。③（《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99页）至于国的样式，孙中山认为，此后欲以治国，应效法俄人。因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俄国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④（《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355页）孙中山表示，要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③（《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314页）。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虽然体现了他的革命民主精神，但无疑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政党和国家的本质区别，似乎认为党执政后可以和国家是一回事。这个局限性后来不但深刻影响了国民党执政集团，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共。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锐批评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现是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他强调‘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①（《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2页）但从后来实践看，共产党内更多反对的其实是以国民党建国和以国民党治国。对于共产党执政后以党治国实际上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认为若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在中国，政治则一开始就被看作善事，崇尚贤人治国。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最早的掌权者，像炎、黄、尧、舜、禹诸帝，他们的权力是和亲自尝百草、造舟车、治洪水这样一些业绩联系在一起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夫子更以此观念来解释政治政者，正也②（〈论语·颜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人们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而是希望国家权力万能，最好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揽下来；人们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对掌权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权者集道德、权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为民造福。由对政治的上述理解，产生了一种与西方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平等的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森严的等级概念，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差别。有了差别，人们之间就不是用契约联系在一起，而是用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这种等级秩序的基础是道德。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思想，表达的就是这套理念。就像林语堂先生60多年前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它向统治者宣传仁慈善行，向被统治者宣传恭顺服从，老年人要慈祥和蔼，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与兄弟，弟弟要谦恭，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③（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第191页）这种等级秩序进而被类比为家庭中的关系，于是，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伦常关系成为调整个人行为、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在中国古代学者眼里，国无非是一个扩大了的家(而且是父权制的家)，所以叫做国家。这种诠释，西方人很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国家(nation,state或countη)概念中并无任何家的内涵。既然国即家，那么，统治者就是家长，黎民百姓就是子女。君主是国土及其附属物的所有者，是所有臣民的主人，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庞大的行政系统只不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延伸，各级官吏都是皇帝的奴仆，贯彻皇帝的旨意，管理广大民众。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皇帝及其下属官吏都是民之父母，必须服从其管理，社会每个成员无不处在宗法与政治等级关系网络之中。中共从批判儒家思想开始其革命目标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来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领导辩护。但是很遗憾，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并未因此消失，反而极其顽强地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以至于邓小平在他1980年名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强调，我们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5页）苏共模式，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各种外部的和内在的因素，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的特有形态。(二)党组织及其运行的主要特点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模式，在中共获得执政地位后出现了转型的机会。党内一些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也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进行新的思考。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个。例如，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o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15页）党的其他领袖也有类似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讲，后来的发展，包括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广义地被看作这种新探索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这些探索都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意识形态是其中最为稳定、迄今最少变化的内容。中共一直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