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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分类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易类正史类（纪传体）儒家类楚辞类书类编年史类兵法类别集类一（汉至五代）诗类纪事本末类法家类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礼类别史类农家类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佑）春秋类杂史类医家类别集类四（金至元）孝经类诏令奏议类天文算法类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五经总义类传记类术数类别集类六（国朝）四书类史钞类艺术类总集类乐类载记类谱录类诗文评类小学类时令类杂家类词曲类地理类类书类职官类小说家类政书类释家类目录类道家类史评类纪传体（正史）“正史”一名，到唐修《隋书·经籍志》时才正式设立。是历朝历代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巩固封建政权的立场出发，依据规定而著的史书。包括24种纪传体史书，诸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史记〉的古史资料价值特别高，有许多记载成为今人研究古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史记》的史实分析和评价也比较客观，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科学性，例如肯定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进步作用，用「世家」体裁为之作传，这是古代史家中所罕见的。《史记》既是不朽的史著，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善用白描手法刻划人物形象，鲁迅甚至把《史记》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史记》只写到汉武帝为止，故汉代续补《史记》者丛出，其中以班固撰的《汉书》最为后世推崇，它是一部叙述了西汉二百二十九年史事的纪传体断代史。自〈汉书〉着成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以断代为史的史书体例，便成为后世修「正史」的标准形式。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的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二十四史还附志、表等作为附录。朝鲜、日本的一些史书也是以纪传体写成的。但纪传体也有其弊端，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分头叙述人物，历史事件则被分记到人物传之中，产生重复矛盾的缺陷。到南宋，始出现了克服编年、纪传二体缺陷而综合其优点的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史书是一个整体对纪年的统一的体裁，是一种形象化的历史记录方式。特点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记载历史事件。有利于读者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了解历史事件，便于了解历史事件间的互相联系；但是不便于集中描写人物、事件，一个人物、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年代，读者不易了解其全貌。如：*年*月*日，*国*人发动了*政变或光绪*年*月*日，*地发生了*事件。宋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纲的中国史书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其优点是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能够完整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可补编年体与纪传体之不足。缺点在于不能表明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纪(一)纪事本末体概述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著史体裁。它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纪事本末体裁，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闲先後加以集中敍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於记事，方便阅读。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正式创立此种体例。其後，用此体改编或创作的史书很多，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贯通古今，自成系统。这是朝代的纪事本末。另外，清代每一重大军事、外交行动结束，将有关诏谕奏报按时闲顺序汇编成书，称为方略。《四库全书》也将其列入“纪事本末体”内，这是专史的纪事本末。总计29种方略，可分为3类：一类为平定叛乱，削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的活动；一类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起事的；一类为处理外交洋务问题的。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闲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历朝纪事本末史书概况表书名卷数编著者记史范围绎史160清马驌太古～战国末左传纪事本末53清高士奇春秋史事通鉴前编纪事本末100近人沈朝阳唐尧～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通鉴纪事本末239宋袁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五代末续通鉴纪事本末110清李铭汉宋～明末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宋杨仲良北宋太祖～钦宗宋史纪事本末26明陈邦瞻太祖～文天祥谢枋得之死辽史纪事本末40清李有棠太祖～西辽金史纪事本末52清李有棠有金一代西夏纪事本末36明张鉴李思恭～李睍元史纪事本末27明陈邦瞻世祖至元中～顺帝末明史纪事本末80清谷应泰太祖起兵～清兵入关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清彭孙贻补谷应泰书之阙续明纪事本末18清倪在田南明史事三藩纪事本末4清杨陆荣明末福王、唐王、桂王事清史纪事本末80近人黄寿鸿起太祖～德宗别史正史以外的纪传体史书，是正史的别支，即官定正史以外的史书。其实正史与别史并无性质上和价值上的区别，只是正史是经过命令规定，而别史是未经命令规定而已。杂史起源很早，但正式列有杂史这一门，是跟正史正式设立同时期的。所谓杂史是指其体例、内容都不如正史、别史那样严谨完整的史书。它与纪、传、表、志俱全的正史和关系一代大政的别史都有不同。它是异体杂记，是不受体例拘束的又一种体裁的史书。诏令奏议传记类传记类史书是以人物为主的历史记载。根据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这一类记载到司马迁撰《史记》时已成熟，后世纪传体史籍也以“列传”一门分量为最多，大致不出《史记》范围，惟生卒年及历官次序较详而已。传记大都隐恶扬善，尤其是唐宋以来文集所载的墓志（始于东汉蔡邕）大多为谀墓之文。但生卒年、历官次序、亲友关系的记载较为可靠。再从保存历史资料的角度看，这一类史籍的重要性也是要充分估计的。传记类史料大体可分为四类：一、分类专书按历史人物的不同类型分类编篡。如《列女传》、《高僧传》、《唐才子传》、《畴人传》、《高士传》、《文士传》等。二、以朝代为主的传记按同一朝代编篡。如《宋名臣言行录》、《元名臣事略》，宋明等朝《琬琰集》、《耆献类征》、《碑传集》等。三、地方性传记按同一地区编撰。如《陈留耆旧传》、《襄阳耆旧传》、《百越先贤志》、《浦阳人物记》，及各地方志中的人物传。四、个人专传编篡形式有家传、年谱、别传等。如《郑玄别传》、《华佗别传》、《赵云别传》、《王朗家传》、《邺侯家传》、《孔子年谱》等。分类专书《列女传》八卷，汉刘向撰。成书正当西汉成帝间赵飞燕姊妹嬖宠之时，意在讽谏。北宋曾巩序云：“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列女传》将列女分为七类叙述：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除第七类外，大都有褒无贬，载述妇女事迹多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则。但一般史籍于妇女事迹或疏于记载或肆意诬蔑，此书能搜集百余著名妇女之事，加以比较详尽的叙述，在传记史籍中应有一定的地位。《高僧传》，十四卷，梁释慧皎撰。编撰缘由，慧皎《序录》云：“自汉之梁，经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起，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众家记录，叙载各异。”诸家僧传、僧史，“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不及余行。。。。。。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列词费，求之实理，无的可称；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失削。”梁武帝大兴佛教，僧众流品猥杂。“自前代所撰名曰名僧，然名者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得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北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高僧传》凡分十门（附各门所录僧数）译经35义解101神异20习禅21明律13亡身11诵经21兴福14经师11唱异10共记载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梁初天监十八年（519年）四百五十三年间高僧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见者二百余人。因南北朝分裂的社会局势所限，所载详于江南诸僧而略于北方，所谓伪魏僧者仅得数人。所录梁僧亦不多，仅十三传，实则宋僧多于梁僧。书中僧人多属西域。如：支谦，支者，月氏人；康僧会，康者，康居人；安清，乃安息太子等等。作用：一为佛教史研究之用，二为研究中外交通史之用，三为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之用。此外，可资其他方面研究：卷四《朱士行传》载其经历，说他出家后专务经典，尝于洛阳讲“道德经”，以汉灵帝时竺佛朔所译“道德经”文章隐质，诸未尽善，遂“以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这就是中土沙门最早西行求法之事了。同卷《安清传》云：“以汉桓之世，始到中夏。。。。。。至止未久，即通华语。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这是外域人到中土求学的事例。传众对安清享年考证甚详。卷九《竺佛调传》载有灵帝末，沙门严佛调，共安玄都尉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以上三例，都是佛学史中值得注意的问题。《高僧传》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其功不可没。卷三载有东晋高僧法显三岁为僧，以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经三十余国，至天竺。留中天竺三年，学梵语梵书，又附商船到狮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停三年，附商人大舶（可载二百余人）循海而还至广州，为风飘至青州（山东胶东半岛），除其诸国别有大传即《佛国记》外，传文本身便是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卷四有记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晋成之世，与康法畅等过江，与殷浩、王导等交游，导曾以其鼻高眼深而戏之，而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皆以为明对。这些材料反映了中土与西域交往渊源之深远。卷一《康僧会传》附《支谦传》载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明越，本月氏人，来游汉境。支谦受业于支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技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行躯虽细是智囊’。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这也是对研究佛教与中西交往有用的资料，但因支谦“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卷十三《昙迁传》载，范晔死后，“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迁抽货衣物，悉营葬送。孝武闻而叹。谓徐爰曰：‘卿著《宋书》，勿遗此士。’”但《宋书》及《南史。范晔传》皆未载此事。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至汉末渐盛。西晋以来，佛教与政治、经籍的关系极为密切，且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历代帝王贵族皆与僧徒往还，文人学士影响犹甚。但正史中为僧人立传者极少，《世说新语》所载僧凡二十人，《晋书》惟佛图澄一人立传，如支道林，《世说新语》记其事至四十条，竺法深，《世说新语》亦见五次，而《晋书》皆无传。此等人物之事迹皆可于《高僧传》求之。版本：原载释藏，学者罕见，《四库全书》亦未著录。至清儒孙星衍时（嘉庆间）已有抄本，严可钧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采用犹多。至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时，已刊此书。海山仙馆有刻本行世。现有金陵刻经处印本，句有圈。《续高僧传》四十卷唐释道宣撰。《宋高僧传》三十卷宋释《唐才子传》十卷元辛文房撰此书所载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