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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央、国家适用于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1.在城里公立小学开学的9月1日，张老师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开学了，在垃圾场边的平房里，18名学生走进了简陋的教室。同是小学教师出身的李某夫妇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则在一片荒芜的菜地里迎来了求学的孩子们。最早的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就这样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下艰难地生存了下来。这样的学校数量有限，仍有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知道哪里有学上［批注1］。在某民办大学做管理工作的孙某为了让从农村接出来的孩子有学上，在郊区找了五六家公立小学。但是，校方要收取1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借读费和赞助费，这些高昂的费用让孙某感到发懵。因为公办学校门槛高［批注2］，在城乡结合部，条件简陋、收费较低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批注3］。然而，这样的学校绝大部分都戴着“非法”的帽子——没有办学许可证，很难逃脱被关停的命运［批注4］。已有3年“办学经验”的秦老师说：“要拿办学许可证，必须有房屋产权证。可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只能租用别人的场地及房屋。别说我们拿不出房屋产权证，就连房东也拿不出，因为房东也是租村里的地［批注5］。”一度拥有1500多名学生规模的私立金星小学就是因为校舍所在地被拆迁，从此销声匿迹了。“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也不敢在硬件设备上加大投资［批注6］。”办学人代某说：“艰难办学，最希望的是能有合法的地位，学生可以放心读书，老师也可以安心工作［批注7］。”实际上这类学校的教师队伍很不稳定，往往春节一过，教师走掉一半是常事。许多年轻教师都把私立学校当做跳板，一旦找到合适工作，立马就跳槽走人［批注8］。开学已经好几天了，因为交不起300多元的学费，12岁的陈某迟迟没有报到。和陈某一样，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不少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放弃求学［批注9］。树人学校也是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学已经一周，还有100来名学生没来报到。校长既失落又无奈，“反正每到开学，总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转学了。至于有没有人辍学，那就没办法统计了。”春节过后，8岁的乡村女孩儿张某在B市郊区的一所公办小学里迎来了新学期，但更多“漂泊”在市郊的农民工子女难有这样的待遇。“我也想去公办学校上学，至少那里有好的食堂，但学费实在太高［批注10］。”一想起夏天早上带的饭菜到中午有点变味发馊，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心里就有点发酸。“B市的公办学校，用的都是B市地方实验教材。将来考大学，因为没有户口，孩子还得回去考［批注11］，怎么办？”从山西来B市打工的张某愁苦地问。考虑到这个因素，许多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批注12］。“我妈妈很少给我零花钱，我也没有什么新文具，总觉得在班里抬不起头。”这是一个“有幸”到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的孩子所遇到的尴尬。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乡下来的孩子，在大部分是城市孩子的公办学校里，都有孤独、自卑的感觉［批注13］。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研究员表示，要警惕农民工子女心理“边缘化”倾向［批注14］。他说，农民工子女本身就在经济条件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好不容易能与城里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接受质量较高的教育，却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不理解［批注15］。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让他们退缩，可这种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抚平。2010年8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是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玉泉路打工子弟小学时，在学校黑板上写下的题词。广大人民群众都希望并相信在实施《纲要》的过程中，这美好的愿景会变成现实。2.新华社、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这一调查历时7天，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向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131份，其中有效问卷125份。73名受访者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43名受访者最希望能“降低收费标准”，17人希望能“有供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专门学校”［批注16］。调查同时显示，78位受访农民工表示，通过“朋友介绍”为孩子在城里联系学校；16人表示“从媒体报刊获悉”有关学校信息，5人表示“向城市教育部门咨询”，2人表示由“家乡教育部门推荐”，1人表示“学校主动上门”［批注17］。调查表明，有46名农民工子女，曾经因为父母务工地点的变化而被迫转学。其中转学1次的有10人，转学2次的有12人，转学3次或3次以上的有24人［批注18］。在回答子女在城里求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时，54位受访者表示是“费用太高［批注19］”，占受访总数的43.2%；46人表示是“没有城市户籍［批注20］”，占受访者的36.8%。选择“住处附近没有学校［批注21］”、“受城里人的歧视［批注22］”、“毕业后拿不到毕业证［批注23］”的受访者比例依次为16.8%、6.4%和4.8%。“我本来准备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但因为不是本地户口，我找的一所学校每学期竟然要8000元的赞助费，另外还要交这费交那费，最终还是没有去［批注24］。”在N市打工的罗某告诉记者。调查同时显示，有20名农民工表示孩子在上学时曾“遭受到拒绝”，7人表示“做了很多努力学校才接受”［批注25］；有19位受访者表示孩子在学校“有过不公平待遇，但不严重”，3人表示孩子在学校“有过不公平待遇，情况比较严重”［批注26］。调查还显示，77.6%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孩子“学习成绩一般”或“成绩不好”［批注27］。88名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或“不一定”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占受访总数的70.4%［批注28］。“小孩只要听话，知道尊老爱幼就行了。我整天忙，没时间想太多，学校的质量也就不管了［批注29］。”今年33岁的王某来自南方某县，以帮酒店洗台布为生，谈起孩子的教育，他无奈地说。3.近年来，在发展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过程中，地处西南边境的L县坚持“调整一些不合理校点布局，逐步推进寄宿制办学”［批注30］的工作思路，特别是结合国家在L县实施的“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对本县的学校布局进行调整［批注31］。通过该工程的实施，L县各乡镇学校布局更加合理，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办学效益得到了明显提高［批注32］。L县在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的同时，注意发动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和支持，努力把寄宿制学校办成群众满意，家长放心，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的学校［批注33］。撤并教学点，意味着自己的子女要去更远的地方读书，来回的交通又不方便，难免会让家长心存疑虑［批注34］。L县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开辟“创建”专栏，还利用挂横额、张贴标语、出板报等形式大力宣传创建寄宿制学校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来关心、支持创建工作。县教育局、乡镇政府干部牵头，带领教师和村干部分头走访学生家长，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做好摸底工作［批注35］。通过宣传发动，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创建工作的良好氛围［批注36］。L县把创建寄宿制学校作为改变农村教育现状的重点工作［批注37］来抓，有效利用各方面条件，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积极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批注38］。一是充分利用“义教工程”、边境建设大会战教育建设项目、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等项目的资金投入，完善了学校的各项设施［批注39］。几年来，共投入资金4379万元，建设了教学用房56幢，学生宿舍楼89幢，学生食堂79幢，学生厕所73间。二是推进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统筹规划学校布局［批注40］。针对农村校点多、规模小、难以实现有限资源优化配置的情况，L县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按照人口自然分布、统筹规划学校布点的原则，把办学的规模效益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和重要目标［批注41］。L县的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先易后难、逐步实施、规模办学，提高了效益，盘活了教育资源［批注42］。在着力于调整中小学布局、撤并教学点工作进程中，根据当前政府财力和群众承受能力，重点建设一些试点学校，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实践模式［批注43］。其一，联村办寄宿制学校［批注44］。随着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学校生源减少，村村办学校的现象将成为历史，联村办学势在必行。如响水镇棉江、四清、高峰、红阳等村由于靠近设施完善、教学质量好的鸣凤中心小学，L县便利用“义教工程”43万元资金，在鸣凤中心小学建起了学生宿舍楼、教学综合楼和学生饭堂，扩大学校规模，将其建成寄宿制学校。其二，创办民族寄宿制学校［批注45］。L县武德、金龙、水口等3个乡镇同属边境乡镇，部分村屯由于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许多适龄儿童不能按时入学读书。为了解决他们的入学难问题，L县在武德乡中心小学创建了寄宿制学校，招收武德、金龙、水口等3个乡镇部分村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国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学生统一到校寄宿就读，实行封闭式管理。目前，该校有在校生752人，寄宿生532人，近10年来共培养了100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其三，创建边境形象学校［批注46］。L县抓住边境大会战教育项目建设工程实施的机会，积极筹措经费，重点建设一批国门学校，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现在水口镇罗回中心小学、彬桥中心小学在校生均在500人以上，寄宿生达150多人；水口中学、彬桥中学的寄宿生均超过400人。4.越是上学难，有些农民却越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上学受教育上。如F村各家相互攀比“不惜血本供孩子读书”，以至出现了忍饥挨饿、倾家荡产供孩子读书的“英雄”。［批注47］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有社会学家计算过，一个大学生4年学费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20年的纯收入。不用说西部贫困地区，连基本脱贫的东部地区的农民孩子的“大学梦也越来越远了”［批注48］。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这就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正在“缩窄”［批注49］。贫困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仍相当大，也就是说，农民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发展；而现在一旦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危机，贫困农民家庭所受的损失将是巨大的［批注50］。在当下中国农村出现了必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现象：H省的一个调查表明，个别地区的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辍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他们的父母有的过去还能读到高中毕业，而他们之中有数量可观的人初中还没有读完，由此导致的劳动者文化素质的下降，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确实令人担忧［批注51］。有社会学家指出，“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批注52］，“G省的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的50%［批注53］”。农民寄希望于教育使他们的子女另寻出路的想法靠不住了，于是“辍学”之风抬头［批注54］，用一著名作家的话来说，就是用辍学来“保护人心，保护土地，阻止下一代向充满着蔑视、冷漠以及焦灼不宁的惨淡日子滑落”［批注55］。但也如这一作家所说，这样的选择既显得“荒唐”，又有些无奈［批注56］。而且也还有许多农民几乎是孤注一掷地仍然将孩子的教育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这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确实给人以悲壮感［批注57］。一位下乡支教的大学生说，这是“困境中的不绝希望”。如果不对农民寄以希望的教育（包括农村教育及城市教育）进行新的反思与改造，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农民子弟就业难的问题，恐怕很难实现他们可以看到并应享受的教育，即广大农民寄以希望的教育［批注58］。5.柳延希望小学是李某当村主任的时候筹资修建的，可惜只用了七八年就撤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校园。上世纪90年代，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李某所在的枣园镇延店则村，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建校潮。然而时隔几年，新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又让很多农村小学陷入“沉睡”状态。这其中，也殃及部分希望小学［批注59］。柳延希望小学的几间教室已被村委会用作办公室。当年的筹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