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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课时出土文献概述(一)(一)出土文物与出土文献物，指物品，出土文物，指从地下出来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物品，有人工开掘出来的，也有因自然力量而出来的。献，指文字资料，出土文献即指出土文物中的文字资料，也可以包含作为艺术史文献资料的文献图案。从载体角度看，出土文献主要以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石刻为大宗，其余有陶文、盟书、瓦当文字、砖文、玺印、纸质文献等。(二)甲骨文文献1、甲骨文的发现：1899年，国子监祭酒、山东福山人王懿荣首先发现、购藏并研究甲骨文。1935年，王襄《题易穞园殷契拓册》记载：“范贾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谓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光绪戊戌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人世知有殷契自此始。甲骨之大者，字酬一金。孟氏与余皆困于力，未能博收。有全甲之上半，珍贵逾他品，闻售诸福山王文敏公。”2、甲骨文的发掘及出土数量(1)乱发掘时期：自从王懿荣购藏甲骨文，从而甲骨文的价值被认识以后，农民出于利益驱使，开始大规模发掘。1899～1928年三十年间，出土的甲骨文数量庞大。据胡厚宣《殷墟发掘》统计有10余万片，董作宾作《甲骨学六十年》统计约6万片。这些甲骨文散藏各处，并无出土记录与次序可言，而且破碎严重。由于有利可图，这时期出土的伪刻也为数不少。(2)科学发掘时期：1928年8月董作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代所长傅斯年派遣到河南安阳实地调查。董作宾经过周密调查后，确认甲骨文尚未挖尽，认为“有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傅斯年当即决定发掘，科学发掘至此开始。至今出土的有字甲骨约为10万至15万片。3、甲骨文的结集与考释：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很快引起部分学者重视，购藏并结集公布这些新史料，供大家研究，形成一门新学问——甲骨学。据王宇信《甲骨学通论》附《甲骨文著录目》，1899～1999年出版的有关甲骨文结集的专书有139种之多。清孙星衍撰，邢澍订补。为收录石刻种类较多的一部石刻文献目录。全书依时代著录周秦至元代石刻8000余种，包括部分瓦当铭文。每件石刻注明撰人、书人、书体、立石年月和所在地，原石佚者则注明引用拓本藏家。4、甲骨文献举例：(1)《铁云藏龟》：清刘鹗辑。第一部汇集甲骨文材料的专书。刘鹗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金石学家，除本书外还有《铁云藏陶》、《铁云藏封泥》、《铁云藏货》等专书行世。(2)《契文举例》：清孙诒让撰。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全书分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类。(3)《殷虚书契》：罗振玉辑。罗氏从1906年开始搜集甲骨，计得近20000片，为早期收藏最多者。先后编印《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收录甲骨拓本近4000片，为甲骨文资料的搜集、流布做出了突出贡献。(4)《殷虚书契考释》：罗振玉撰。民国三年十二月由王国维手写石印行世。共八篇：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共释字485个。5、甲骨文的文献价值：(1)语言文字学价值：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看到了比《说文解字》所提供的小篆早一千多年的系统的汉字字形4000多个，了解到了距今3000多年的象形汉字系统，大大丰富了古文字的数量。对甲骨文与《说文》加以对照研究，还可以纠正许慎解说的错误。在文字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2)殷商史研究价值：甲骨文的发现，为考史提供了新史料，引起治学方法上的进步，其意义与影响极其深远。(三)金文文献1、金文的出土：金文主要指镂刻或熔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我国公元前21世纪开始使用青铜器，到公元5世纪止，相当于夏、商、周三代。商代中期开始有铭文，大都较短。西周时期有铭文者多而且长，《毛公鼎》是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东周时期有铭文者减少，铭文变短，战国晚期铭文多为物勒工名，字数更少，这时冶铁技术已产生并普及，青铜时代最终被早期铁器时代所取代。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点在于大量的青铜礼器、乐器。青铜器之形制、纹饰均有时代风尚，并代表一定观念，可供历史研究者参证，但仍以有铭文者价值最大。除专门汇集铭文者之外，诸家古器物图谱、图录均应视为金文文献。正确的年代是探究铭文史料价值和文字价值的先决条件。迄20世纪90年代初，出土的有铭文商周铜器已达12000件以上，《殷周金文集成》收有铭铜器(包括少量金银铁器)11983件，是迄今最丰富的金文总集。2、金文文献的汇集及考释举要：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数尺。”不论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兴趣，此物便值了钱。到了宋代，有的青铜器物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的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两宋时期，是我国文人学士及达官贵人收藏和鉴赏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当然盗墓之风亦愈趋烈，青铜器的收藏价格亦自然“水涨船高”了。铭文越多，价格越贵，金石文字的考证之学愈加成为学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后世王国维就称赞宋代学者的成就为“凿空之功”，清代研究铭文之学只是“奉为准则”而“不能出其范围”。元朝人与宋人相反，尚武轻文，“只识弯弓射大雕”。对青铜器的兴趣大减。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学者只是高谈性学哲理，加之社会相对安定，市民文学兴起，需要相当考证功夫的青铜器鉴赏之学，自然也不成气候了。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代，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又空前火热了起来。除了宫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就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直到本世纪初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从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初识了青铜彝器的夺目辉煌，致使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从北京、上海、武汉开出的通往欧美、日本的贩运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达起来。同时，伪造古铜器业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当。再往后，不仅是皇宫内廷遗老遗少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就连一些太监、富商、银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国人吃饭的买办，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钱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总共49件，钩摹铭文，图像考释并举，被认为是考证金文较有成就的一部书。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收藏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钟、鼎、卣、敦、彝等青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间罕有可比。其中齐侯(晶缶)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因此称其居“二罍轩，历来被视为珍品。阮元告老隐退扬州后，专事整理和研究古书古物，其《商周铜器论》和《商周兵器说》两文，为后世研究彝器者视同工具书。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人，也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玉印谱》、《簠斋藏镜全目》、《(簠)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金石文考释》等，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铜器及其铭文1334件。吴大澂撰《愙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吴愙斋藏器目》著录青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60件。吴云《两罍轩藏器目》著录60件；《两罍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彦臣《梅花草龛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濬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三篇，上篇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珍贵的记录。从上述上个世纪的收藏家的籍贯来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籍或在吴县久居的人士，几乎占了一半，有如吴大澂、曹载奎、吴云、潘祖荫，后来还有叶昌炽、刘公鲁等人。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1)、《考古图》10卷：宋吕大临撰，成书于宋元祐七年(1092)。(2)、《宣和博古图》30卷：宋徽宗命王黼编撰。创始于大观初年，成书于宣和年间。(3)、《啸堂集古录》2卷：宋王俅撰。约成书于《宣和博古图》之后。(4)、《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宋薛尚功，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5)、《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一卷(6)、《西清古鉴》四十卷《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7)、《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8)、《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9)、《金石索》十二卷(10)、《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11)、《筠清馆金文》五卷(12)、《长安获古编》二卷(13)、《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14)、《捃古录金文》三卷九册(15)、《簠斋吉金录》八卷(16)、《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17)、《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18)、《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二册(19)、《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20)、《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21)、《陶斋吉金录》八卷《续录》二卷附《补遗》(22)、《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23)、《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24)、《善斋吉金录》二十八册(25)、《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26)、《商周金文录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