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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课时文献的体裁(一)所谓丛书、类书、总集、政书等，就是文献的体裁。《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永乐大典》是一部大型类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通)是著名的政书，《四库全书》、《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则是大型的丛书等。文献的体裁，是就文献编纂形式而言的。从文献的编纂形式上说，古典文献的体裁至少可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多类。(一)文书和档案1、文书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P458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4～前489年)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之辞。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诸侯和卿大夫举行盟誓活动，以盟书记录盟誓之辞。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土的侯马盟书共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00余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P459吐鲁番文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19世纪末，先后遭到俄、英、德、日等的掠夺。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1954年科学院出版《吐鲁番考古记》，自1959年起，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吐鲁番文书的性质：(1)公府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2)私人文书，世俗及寺观之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3)古籍，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4)佛教经论、道教符篆及其他宗教文书典籍。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敦煌文书：指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土的五世纪至十一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年、1965年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405年)，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年)。汉文写本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其中佛典占95％，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5％，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方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私家文书有契券、社司转贴、账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徽州文书：(教材未涉及)指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明代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其中官府文书有官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这些文书对于研究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2、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我国古代档案，先后以甲骨、金石、简牍、缣帛为载体，造纸术发明后，又以纸作为书写材料。我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时间上，包括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以及溥仪退位后于1912年至1940年形成的档案；所属全宗上，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个人全宗的档案；档案的种类和名称上，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均有，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文字上，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25年起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50余种，370余册，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办夷务始末》等，为当时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引起学术界重视。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和利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良好的历史传统，孔子整理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章学诚编写地方志，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二)总集和别集P362～P3871、总集P362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与别集相对而言。总集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又《总集类小序》说：“《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总集的产生首推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总集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总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集中起来，又可做一些鉴别、删选的工作，去其芜杂，取其精华，使它成为文章的总汇。大型的总集和重要选本，对于古籍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历代编写的总集中，《古文苑》《玉台新咏》《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中州集》《河汾诸老诗集》《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等都是公认的著名的诗文总集。总集的划分方法：(1)按编辑体例：有收录宏富的“全集式”的“总集”，如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经过认真地择优选精所编辑的“选集式”的总集，如梁代萧统《文选》。(2)按所收录的时代，可分为通代总集，如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断代总集，专门收编某一朝代多个作者的著作，如宋姚铉《唐文粹》。(3)按所收编的著作的体裁，可分为专门编辑历代同一体裁的作品的总集，如清陈元龙等《历代赋汇》；专门收编某一朝代某一种体裁著作的总集，如清董浩《全唐文》；还有汇集各种体裁作品的总集，如宋李昉等的《文苑英华》。2、别集P379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两千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唐宋以后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很多。《隋书·经籍志》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别集所收载的文献一般为文学著作，也兼收一些奏议、论说、序跋、书信、语录、传记等。有些别集还附有作者的专著，如唐朝的《韩愈集》内就收有他所著的史学专著《顺宗实录》一书，宋朝的《欧阳修集》中就附他的笔记《归田录》等。所附的这些专著使别集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使之更加具有保存价值。别集的划分方法：(1)按所收载的范围：可分为收录某一个人全部著作的全集，如宋《陆放翁全集》；选编某一个人的部分著作的选集，如唐皮日休《皮子文薮》。(2)按照别集编辑者划分：可分为由作者自己编辑的别集，如唐孙樵《孙可之文集》；由编辑者收编他人著作的别集，如唐韩愈撰写、李汉编辑《韩昌黎集》。(3)按别集文献的编排方式分，有如下四种：一是按照著作的内容主题排列的，如宋文天祥《文山先生集》；二是按著作写成的时代的顺序编排的，如唐杜甫《杜少陵集》；三是按著作体式分类编排的，如唐李白《李太白集》；四是综合前面几种编排方式编排而成的，如宋黄庭坚《山谷全集》。由于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今天，我们所编辑出版的个人作者的著作无论是全集还是选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国古代的别集和总集的影响。(三)类书1、类书及类书的特点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次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中说：“类事之书，虽兼收四部，而实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何类可归。”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类书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先分成若干个大部类，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一般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祭祀等部，再在每个大部类下分若干个小类，小类之下先排书名，再排材料并注明出处，其材料按原书时代的顺序排列。如：《艺文类聚》第五十八卷《杂文部》“纸”项下，引用了古文献《东观汉记》《董巴记》《三辅决录》等十二种文献资料，有史书、子书、小说、杂录等，列举了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的有关纸的故事。2、关于我国类书的产生的三种说法：(1)类书始于《皇览》说南宋王应麟《玉海》第五十四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他认为《皇览》是第一部类书。当时编类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炫博，朝野均以博文强识为上，而记忆有限，则不得不以类辑群书以济其穷，类书早期称为“类事”，即类辑故事。六朝的骈文辞赋在用事和辞藻方面更为讲究，在这种背景下，类书的产生带有必然性。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特意组织当时名家学者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编成大型类书《皇览》。后人一般认为此书是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原书早已佚失，清孙冯翼从各书中仅辑出佚文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黄爽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2)杂家乃类书托始说此说认为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始。倡此说者为清代中期学者汪中。马国翰推广此意，《玉函山房文集》：“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速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3)类书起源于《尔雅》说类书明标类目，分别部居，《尔雅》正好是分类书籍，所以，又有人把《尔雅》作为类书的起源。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五中说：“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类书之起，防于明分部类、据物行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类书是兼具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尔雅》并非资料汇编；诸子百家之书则既不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又非资料汇编。《皇览》应是最早的类书。3、类书的范围和类型“类书”是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文献